新加坡为什么这么红？

刘军/文 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也是新加坡政府需要“严防死守”的。李光耀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任何一个种族的语言与文化，而是确保国家与全体人民能生存与进步。

近年来，新加坡经济表现亮眼，引人瞩目。2023年9月，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新加坡超越香港，力拔头筹，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一；2022年9月，在中、英两家智库的评估中，新加坡一举超越上海和香港，成为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同时，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移民新加坡的全球富豪及专才的人数不断增长，推动新加坡房产价格暴涨，新加坡私有住宅价格也超越香港，成为亚太地区最贵。

新加坡为什么这么红？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新加坡为什么显现出如此蓬勃旺盛的吸引力？我们结合新加坡研究的国际成果，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

一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有着独特而曲折的历史。关于新加坡的历史叙述，一般通常是围绕着英国殖民者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抵达新加坡（淡马锡）开始。1819年之前， “新加坡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新加坡是一个沉睡的、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渔村，只不过是“海盗偶尔出没的地方”。

但是，在《新加坡七百年史》（Seven Hundred Years: A History of Singapore，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2019）一书中，柯宗元等四位新加坡历史学者将新加坡的历史起点定位于700年前。该著借助多学科的档案、文字和地图记录，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回顾了新加坡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

《新加坡七百年史》
[新] 柯宗元 德雷克·亨 彼特·鲍什博格 谭大勇 /著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2019年

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当时该地区由马来人占据。根据考古学证据，新加坡曾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的贸易。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贸易站，标志着新加坡成为英属殖民地的起点。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初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1867年，新加坡升格为海峡殖民地，和槟城、马六甲并列一个辖区，受英国直接统治。

在英国治下，新加坡日益成为重要的转口港，负责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成为主要的海港城市和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马来半岛、印度、锡兰、中国等地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移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新加坡（1942-1945年），更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恢复其名“Singapore”，翌年把新加坡从海峡殖民地分离。但二战后英国实力衰退，开始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逐渐恢复东南亚殖民地的自治和独立。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的地位，李光耀组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成为自治邦首任总理。

1963年，新加坡连同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以及北婆罗洲（沙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脱离英国统治。在联邦时期，李光耀和当时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种族权利分配上意见不合，李光耀主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各民族平等的方式，反对“马来人至上”的特权保护政策，人民行动党与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发生冲突，在1964年7月及9月两次引发新加坡种族骚乱。

1965年8月7日，马来西亚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令，将新加坡自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1965年8月9日，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马来西亚国会紧急修宪，解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将新加坡“踢出”联邦，使新加坡“被迫独立”为主权国家。新加坡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开始寻求国际承认，同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10月加入英联邦。

二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是新加坡建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称之为类似于“被丈夫休妻”。在自传中，李光耀详细叙述了“被迫独立”前后的历程。

李光耀强调，在日治时期(1942-1945年)，日本人残暴地对待其他亚洲人，激起了他和新加坡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战后他在英国留学4年，进一步激发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欲望。1950年，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对反殖事业充满信心，参加工会，组织人民行动党，参与政治活动。1959年，35岁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民选政府的总理，跟共产党人组成了统一战线。

当时，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撤出东南亚，新加坡人最初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和马来亚等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但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新加坡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中的马来极端种族主义势力的冲突、较量中。这些马来极端分子一心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马来人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通过制造种族暴乱来吓唬新加坡人。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Singapore and the Asian economic boom: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By Lee，Kuan Yew
Harper Business
2012

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通过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民众，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但到了1965年8月，新加坡别无选择，脱离马来西亚而“被迫独立”。

李光耀强调，独立之后，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不知道如何为新加坡人民开辟一条生路——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手册教导，但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城市国家的。

不过，李光耀最终还是带领政府和新加坡人民，选择了现实主义。自建国起，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国家富强为第一出发点。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飞跃，建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迅猛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闻名。

三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新加坡独立后采取的务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方面，第一，新加坡坚决实行开放市场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第二，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新加坡通过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税收激励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第三，实行产业多元化战略，逐步从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金融服务、航运和科技等产业领域，提升了经济的韧性。第四，新加坡政府注重有效的经济规划和强有力的执行，通过长远的战略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李光耀注重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吸引外国投资，创建良好的商业环境；建设法治严明、清正廉洁的政府，保持国际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建立“精英治国”的“发展型政府”，采用灵活、有力的政策，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确保国家能够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在社会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注重工人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劳动力水平，满足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需求；通过“居者有其屋”的组屋计划、全民卫生保健计划、全民分享国有企业股份、收益等政策，使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安全，这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商业活动，以及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强调倡导社会合作和共识，这有助于国民在面对艰巨的挑战时能够形成共识，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四

李光耀在其自传中强调，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后经历的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则促使独立后的新加坡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的和谐社会。

Civic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Revisiting Citizenship，Rights and Recognition
By Terri-Anne Teo
Macmillan
2019

李光耀指出，两年在马来西亚联邦的短暂经验使他明白，不能基于一个种族、一个宗教及一个语言立国。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平等国家，绝不任由种族、语言和宗教议题来主宰政治。因此，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也是新加坡政府需要“严防死守”的。他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任何一个种族的语言与文化，而是确保国家与全体人民能生存与进步。无论他如何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感到自豪，在政治上，他绝不能被看成是一名华文沙文主义者，否则将为新加坡带来灾难。

新加坡独立之初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谋生”，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中文）、马来语或淡米尔语，新加坡人都无法谋生。这个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绝不能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周边的马来人国家会猜忌不断，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国际贸易为经济支柱的国家，只有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于是，在让人民穿暖吃饱安定等“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前提下，新加坡选择了英语为共同语。而在“公平”的社会前提下，国家必须为人民提供学习各种族母语的平等机会。

李光耀认为，学习母语，了解自己种族的文化、历史，才有文化底蕴。这成为新加坡制定双语政策的重要理念。新加坡逐渐完善了“双语政策”，一是强调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是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而以双语政策为象征和指引，新加坡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逐渐建成了一个种族多元的和谐社会。

在这样的执政理念下，新加坡政府政府注重少数民族保护，通过采取合理公平的倾斜措施，如公共房屋政策和工作机会的平等分配等，确保少数民族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在经济方面，政府注重提供平等的经济机会，确保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通过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政府鼓励各族群参与不同领域的经济活动，减少了经济上的族群差异。

总体而言，新加坡成功建立多元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积极政策和领导层的努力，以及全社会对于多元文化、平等和包容的共识。同时，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和公共活动，积极建构和塑造“新加坡公民”共同的国家认同，使其超越单一种族或族裔的界限。这种综合性的政策和实践，使新加坡能够有效地应对种族和文化差异。

当然，多元和谐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对于新加坡的种族多元和谐社会的评价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比如有批评者认为，新加坡的威权政府、“保姆国家”限制言论自由以维护社会稳定，但这可能会可能影响公民的民主权利、政治参与，遏制社会对话。也有研究者强调，虽然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民的多元平等，但诸如临时移民劳工等弱势群体的权利，没有受到合理的保护。

李光耀并不讳言这些批评，还在自传中进行了颇为雄辩的自我辩护。尽管面临着诸多的批评，新加坡在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飞跃，所取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的确令世人瞩目。正如李光耀在自传中所言：如果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保姆国家”，我很自豪自己曾培育过一个“保姆国家”。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刘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员和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等领域，在相关领域著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