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康码——免疫器官的外置化及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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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进化”“后种系生成”和“控制论”的交叉视野下，健康码是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它在人类针对新发病毒的自然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充当着宏观城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的信息枢纽，尤其是其在疫情监测和识别上的作用，与机体细胞层面的免疫监测和识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逻辑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健康码也以一种外置免疫器官的方式，制造出一系列新型“他者”。自我/他者这个萦绕着整个20世纪的老问题，在健康码所提供的21世纪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又获得了重新提出和演绎。健康码首次大规模地让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一种控制论意义上打破生物和技术边界的状态。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后种系生成”或“技术异化”两种可能。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技术进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反思其中存在的风险。

作者简介

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人手一码的健康码和遍布各地的核酸检测点无疑构成了中国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健康码这一突然出现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对此，中国学界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丰富讨论。有研究称其为认证基础设施、数字治理基础设施、风险治理基础设施，肯定其作为“信息工具”的意义；也有研究把它置于生命政治的视野下透视，反思作为“决断装置”的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困境（王海明，2020；查云飞，2020；史晨，马亮，2020；胡凌，2021；吴冠军，2021；张磊，于磊，2022）。本文提出，健康码是一种在城市层面建立起的外置化的免疫器官，它在人类针对新发病毒的自然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履行着宏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之功能，尤其是其在疫情监测和识别上的作用，与微观细胞层面的免疫监测和识别，呈现出一定的逻辑上的相似性。在这个视域下，有关数字认证、风险治理、决断装置的问题，也将获得更根本的洞察和更丰富的回应。

一

机体“进化”视野中的健康码

上述观点来自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探索：在物种进化的进程中，宿主在与以病毒为代表的病原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中，进化出了强大的免疫系统（Villarreal，2005）。如果我们把“机体”的范围扩大到城市，那么城市——作为病毒的宏观宿主——在与病毒的互动中，又是否能同样进化出类似的“城市免疫系统”？不难看出，这一提问的前提是将城市看做机体，将“城市抗疫”看做“生物免疫”，本文试图证明的是，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类比或隐喻，而是希望引入“城市进化”“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控制论”的交叉视野，以更好关照我们的经验。

让我们先从“城市进化”说起。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城市学倡导者，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首倡以生态学眼光透视城市变化。在他看来，人和城市都是“机体”，城市的进化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前进（格迪斯，1915/2012）。如果以此反观瘟疫与城市的关系，就不难注意到，一些现代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城市与瘟疫的互动中进化出来的。那么健康码又是一种怎样的信息基础设施？在这里，人和城市的进化又如何同步？

这里将引入“后种系生成”的视角。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人类与其他本能（运动、感知、免疫本能）强大动物相比，是一种天生有缺陷的存在。但人类有智能，智能意味着技术，技术作为人之外置义肢，在弥补人之本原性缺失的同时，也建构着人的本质。这也意味着，人在其本质中已然包含着一种本原性的外置，它并非总带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异化，也可以意味着一种进化意义上的后种系生成（Stiegler，1998：134）。由此，斯蒂格勒提出了普遍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这里的“器官”不仅是生物自带的器官，也包括接入生物的各种外置人造器官，包括技术器官和组织器官。因而“器官学”在斯蒂格勒这里，就成为了一门覆盖生物系统、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总体性学问（斯蒂格勒，2019：138-139）。换言之，在器官学视野下，器官不再局限于生物，而朝着更复杂的技术和社会敞开。

这一“敞开”发展到信息时代，终于在各种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中迎来了自己的时代。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无论对于机器还是生物，通讯和控制里的诸多问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维纳，1948，1961/2022：30）。从此，“信息”成为了一个同时能够关照生命和技术的基础问题。而在控制论革命之后，人们理解机体的范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工业范式下的身体是一个有着明确生物边界的身体、一个基于固有机能分工合作的有机体；那么信息时代的身体则是由各种信息和编码——神经信息、基因信息、内外分泌信息——控制的身体，一个可编辑/编程的赛博格身体。正是在该范式之下，生物免疫系统也开始被当做一种信息系统看待，其中心官能也从一种抵御异物入侵的生化防御能力，转变为一种区分自我/他者（self/other）的识别能力（Haraway，1991：207）。

如果我们以前述以“进化”问题为核心的多重交叉视域反观城市层面的健康码，就会发现，正因在新发病毒面前，人类机体尚未完全建起免疫屏障，所以才要借技术和组织手段，在城市这个外置宏观机体层面，建立一种以“识别”为核心范式的外置免疫系统。在这里，城市在信息时代的“进化”和人的“后种系生成”相互缠绕。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健康码在宏观层面的运作机制，在诸多方面与生物免疫系统呈现出一定同构性——用维纳的话说就是，虽不能说“这些过程在细节上是相同的，但我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非常相似的现象”（维纳，1948，1961/2022：30）。

在此需要特别对本文的方法论做两点说明。一是科普工作者常常将免疫反应比作反侵略战争，本文在这里建立的这种生物免疫和城市防疫的关系，不同于科普作品中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直接类比或隐喻。我们试图做的是：在控制论提供的视野中，让信息——尤其是关于自我/他者的信息识别——充当我们共同关照生物免疫和城市防疫的基本范畴。这样一来，健康码就成了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市民就成了“控制论有机体”，城市就成了“赛博格城市”。我们认为，健康码无论是履行工具性的治理功能，还是成为生命政治下的决断装置，都将以此为前提。二是免疫系统虽常被当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我们对免疫系统的认识却深受文化影响，19和20世纪理解的免疫系统就很不同，西医和中医眼中的免疫系统也有差异，那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有选择地将“信息识别”当做理解免疫系统的核心范式呢？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本文的论述语境和问题意识都深受控制论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本文试图在微观免疫和宏观防疫间建立一种“逻辑上的相似性”，这种“逻辑上的相似性”存在于A和B的关系中，而非单纯A或B中的任一方。因而，与其说，本文选择以“信息识别”为中心来看待免疫系统的核心功能，不如说我们在免疫系统和防疫系统的关系中，把“信息识别”当做一种可以共同理解二者、因而连接二者的枢纽。其实本文更希望的是在这样的连接中，更好地反思“健康码”这个连接生物-技术-城市的媒介技术物的风险和局限，而这将是我们在后半部分讨论的问题。

二

作为外置免疫器官的健康码

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看来，把自身器官进化成工具是本能，把外物打造成工具是智能，本能和智能是生命进化的不同方向。前者的巅峰为昆虫，后者的终点是人类（柏格森，1907/2012：91-164）。按照斯蒂格勒“后种系生成”的思路，人类在信息和沟通“本能”上不及蜜蜂等社会性昆虫，人类“智能”于是发明了各种外置“符号信息”。这些信息从口传时代经历印刷时代发展到信息时代，其能力已在很多方面远超“生物信息”，但时至今日，人类社会这种过于发达的外置符号体系，也经常给人造成两个印象。一是信息不过是对实在的第二性“再现”。二是信息将愈发脱离原子实在，向着虚拟实在的方向发展。这种观念不仅构成了传播学界的主流（孙玮，2015），也在“后真相”和“元宇宙”同时风靡的当下成为了社会热点。但这场热点恰恰伴随着新冠疫情，当人们正沉浸在比特世界的后真相虚拟体验时，却常常要被测核酸的需要打断。市民要按照规定周期，把肉身不断带到检测点，完成极具实体接触感的检测过程。对于很多人，这几乎是其下楼体验物理实在的唯一理由。与此同时，检测结果又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应用显示，显示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又决定着市民的流动范围。对于很多人，能够顺利“扫码”“亮码”，又几乎是他们换用智能手机成为移动网民的唯一理由。正是在这一头绑定线上、一头绑定线下的体验中，“生物信息”和“符号信息”首次大规模地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对接了。一方面，核酸是病毒遗传信息的媒介，承载的是典型的生物本能信息；另一方面，健康码是数字健康认证的组成部分，依托的是最先进的符号信息技术。正是在核酸和健康码的对接中，一种跨越生物和技术的“信息”，不断在线下和线上、原子和比特、微观和宏观、最古老的本能和最新近的智能间转换和穿梭，并在防控政策指导下，发挥着限制流动和促进流动的作用。但凡有过疫情防控常态化生活体验的老百姓，即便不了解控制论，也多少会意识到，信息在当代社会对于“秩序”和“控制”的意义，它并非只是脱离原子世界的后真相再现，也远非仅报告了一个第二性的结果。它试图建立和维持的就是实在世界的秩序本身！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健康码相关的这种秩序形态呢？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个问题说起：如何识别危险、限制危险？这是一个宏观世界的社会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机体免疫问题。对于免疫系统，危险常常意味着无法被免疫系统识别为自体的“异物”——比如构成病毒成分的抗原表位。对于这些有着潜在危险的“他者”，免疫系统采用的是本能意义上的监测和应答，是生物信息参与的免疫识别和处置。对于社会安全系统，这个问题更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城市的出现以及“陌生人”的诞生。不难想象，在每个人都对其他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一个外人来了，“陌生人”三个字几乎就写在他脸上，识别有着潜在风险的陌生人并非什么难事。工业生产不仅让人脱离了亲族熟人社会，也创造了“陌生人”和陌生人集聚的都市，让隐匿的陌生人成为一种伴随着现代都市出现的现象。为了从作为常态的“陌生人”中识别和阻断风险，公安、保安等城市安全体系，常常需要对公民身份进行有条件、阶段性、小范围的查验。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人们所关注的隐匿风险（病毒的隐匿传播风险）之针对性更强，同时根据风险特征（病毒致病和传播特征），风险监测的覆盖范围更广、频率更高；借助健康码等技术手段，我们甚至做到了城市层面“全域全民全时”的风险监测和处置。此时，不难发现，人们利用健康码这一符号信息，以市民为单位开展的危险监测和处置，与生物免疫系统以细胞为单位的危险监测和处置，呈现出一种“逻辑上的相似性”。它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面对着识别和限制危险的问题，也共同承担着监测和处置危险的职责。因而，本文认为，健康码在宏观城市层面建立的这种秩序，就是一种由人工技术和组织系统承载的外置化的免疫秩序。下面，我们就来看这种内部免疫和外部防疫系统的“逻辑相似性”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谈论人类抵抗病毒的微观和宏观信息机制，首先还要从病毒自身的微观和宏观行为说起。在微观层面，病毒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大分子，当它遇到合适的宿主细胞时，就会表现出入侵、复制、组装等“生命”特征（胡志红，陈新文，2019）。病毒自身没有代谢和复制机制，无法单独完成生命周期，它一旦进入宿主细胞，就会劫持宿主细胞的代谢系统，让细胞按照病毒的遗传信息生产子代。因此，有人将病毒当做一种“专性基因寄生生物”（瑞安，2019/2021：159）。因为病毒生存和复制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用自己的遗传信息替换宿主遗传信息。换言之，病毒生存靠“打劫”，劫持宿主细胞的“代谢工厂”，而劫持的关键又是细胞的遗传信息基础设施。病毒不仅要复制，也要传播。城市的空气、供水排水系统和频繁流动的人和物资，都是方便病毒搭的便车。但更重要的是，病毒之所以能出现“人传人”的类型，和以城市为代表的人类大型社会之诞生密切相关。因为只有足够大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易感人群，才能维持人传人传播链不断，才具备让人传人的病毒存活下去的可能。因此人传人的传染病类型又常常被称作“文明型”传染病，它不仅借城市传播，其出现也很可能与城市的出现同步。这样看来，城市和病毒的关系，不仅仅发生在城市中的水道、气道、人流、物流，更发生在作为整体的“城市”自身。“文明型”传染病本就像“陌生人”的隐匿风险一样，本就是现代城市的内在组成本分。

病毒必须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劫持和盗用“宿主”机体的功能，以完成复制和传播过程。在人类与病毒的长期互动和共生进化中，我们也相应在个体和城市两个“机体”层面，进化出了针对病毒和其他病原的免疫功能。对于生物免疫系统，其中心范式是一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能力，而区分“敌我”的核心，就是免疫系统如何识别抗原，也即机体如何感知危险。对此，不同的免疫细胞采取的是不同机制，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虽极其复杂，但其核心机制正是建立在信息识别上的“敌我区分”能力。

本文在引言中提出，每个时代的瘟疫，都会激发该时代的城市以该时代的方式“进化”出应对瘟疫的手段。虽然我们只有在“信息时代”及其认知范式下，才能充分看到“信息”对于机体生化作用的意义，才具备以信息为枢纽建立防疫基础设施的认知和物质基础。但城市试图将“信息”纳入防疫体系的历史却由来已久。14-16世纪是城市作为“地上之城”战胜“上帝之城”兴起的时代，也是“黑死病”大流行的时代。1555年，伦敦市议会正式要求伦敦教区文书行会统计每周各教区死亡人数及其死因。那时每当有人死去，就会被送去教堂。教堂丧钟响起，官方人员就会前去调研，识别死因，相关情况将以报表的形式统计汇总成每周一期的《伦敦死亡记录》（London Bill of Mortality）发售，以便让人们在疫情爆发前，尽早逃到安全区域，而这一周报机制也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城市疫情防控信息机制之一（Christopher & de Valous，2007）。之后疫情信息机制随着人类医疗卫生事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化，印刷报业、电话电报、广播电视、互联网，历次信息革命的成果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最近的代表性设施是我国于2004年启用的世界最大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报告系统，互联网作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在我国首次被大规模、全局性地应用到防疫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中。

但无论如何，上述信息基础设施及其承载的疫情监测、预警等功能都无法与微观层面的生物免疫系统相比。一是在疫情监测上，覆盖面十分有限；二是在疫情处置上，局限于“再现”和“中介”功能的信息难以和处置措施无缝衔接。真正实现这两点，还要等到信息时代，等到信息成为人们看待问题、建立秩序、重塑经验的范式，成为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健康码应运而生，并从一种地方创新变为一种普适全国的信息治理手段。健康码的核心工作机制是由算法结合大数据，自动算出一个概率意义上的健康风险等级，并生成相应颜色的健康码。2022年春季以来，新版防控方案加强了重点时段、地区、人群的监测力度，部分地区规定进入公共场所需持一定时间段内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又增加了核酸阴性证明一项。就这样，借助健康码，人们建立起了覆盖“全民全域全时段”的公共卫生危险监测体系，同时该体系还与分区分级的处置措施紧密衔接。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城市疫情防控信息系统，已经在危险监测和识别的很多方面，呈现出与生物免疫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逻辑相似性。如果人体是一个“城市”，那么人体免疫系统对该“城市”的风险监测同样是覆盖所有“地方”（体液）和“人群”（细胞）的，同样是通过识别核酸、抗原等信息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是能够直接触发风险处置机制的。只不过，所有在城市这一宏观层面通过智能符号信息做的事情，人体这座“城市”都只需微观层面的本能生物信息即可完成。因而在“后种系生成”的意义上，以“健康码”为代表的防控信息基础设施是一种在城市层面的建立的外置免疫器官。从普遍器官学的角度，人的免疫系统和城市的防控信息体系，以一种“生物/本能-技术/智能-组织/社会”复合方式，在人的生物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起之时，共同形成了人的复合免疫信息器官。而正是在这样的复合免疫系统中，信息在生物组织-机器体系-社会组织间转换、流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共同阻碍着“危险”的扩散和扩大，建构和维持着机体的秩序。

三

健康码和社会关系的生产

我们在“后种系生成”的视野下，将健康码当作一种外置化的免疫器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在“进化”的意义上，肯定技术进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这样的视野中对我们在城市层面建立的这个外置免疫器官做一些建设性的反思。必须看到，“后种系生成”只是控制论时代技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能。其实，提出“后种系生成”的斯蒂格勒更关注的恰恰是技术的双重性，是其另一面展现出的诸多“异化”可能。毕竟，技术是一种“药”，既可以是一种改善状况的“解药”，相同的药理机制也可以让它成为一种加剧问题的“毒药”。在“解药/毒药”“进化/异化”的双重性中反观健康码，我们又能看到哪些问题？

根据考证，“免疫”一词在古罗马时就有了，它最初被使用在政法语境中，19世纪末期，随着现代免疫学出现，“免疫”一词进入医学，从而有了机体在细胞层面的自我防御之义（Cohen，2009：3）。免疫话语从“文化”延伸到“自然”，但也反过来影响着文化，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看来，这种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已不再局限于以免疫应答为范式的“防御战争”：

晚期资本主义有个关于象征性和物质性“差异”的主要系统，而免疫系统是该系统的一个精致图标。作为二十世纪的产物，免疫系统是一张地图，在西方生物政治学的辩证法中，指导着人们对自我（Self）和他者（Other）的识别和误识。什么能被当作自我，什么又被归入他者？免疫系统是一个不乏意味的行动计划，在有关正常和病态的关键领域，构建和维持着自我和他者的界限。（Haraway，1991：207）

哈拉维认为，20世纪以来，免疫系统在成为机体防御系统、疾病自修复系统之前，首先是一个不断定义和生产“自我/他者”的信息系统。因为，它内嵌着一种关于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并将这一“二元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宗主/殖民地、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多数/少数、正常/病态）及其内在辩证法，带到免疫话语触及的每个领域。换言之，一种关于自我/他者的“免疫识别”机制，一直以来，始终与文化上的自我/他者相互建构、彼此缠绕。因而免疫问题及其话语其实承载的是人类社会关于自我/他者的丰富理论和实践遗产。在这样的视域中，如果我们再来反观健康码这一外置免疫器官，就不难发现，一种关于自我/他者的话语，如何以一种技术化、物质化、体制化的方式，被“坐实”为一种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的生命政治秩序，并不断在现实世界生产着一系列新型“他者”。

这首先是一群为外置免疫器官“无法识别”的他者。必须看到，总有那么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无法被接入健康码这一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的“缺省”外置器官（他们也经常调动一种更传统的“他者”身份，自嘲为网络“难民”），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掉线、掉队的“少数”将成为一种新型残障人士：器官学障碍者。普遍器官学在拓展“器官”至技术器官和社会器官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器官学”功能障碍人群。他们虽器官健全，却不太能拥有该时期健全的器官学功能，不太能享有拥有健全的器官学功能才能维持的正常生活。不难理解，当社会被分化为会用健康码的“多数”和不会用健康码的“少数”，一种控制论社会的新型“他者”就出现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他者”或许不局限于不会用健康码的人群。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代码和社会代码更深地被接入和写入我们的身体，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缺省状态，作为器官学障碍人群的“他者”或许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他者，又会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他者”产生怎样的互动？换言之，谁将拥有后种系生成的权力，谁又被剥夺？“进化”又会遗弃哪些人？

他们是一群被外置免疫符号“标示”（marked）的他者。其实，女性、少数、东方等本是一些在性别、数量或地理意义上的中性概念，但当他们成为“自我/他者”二元关系中的后者，就被赋予了被动、被看、被表征、被疏离、被歧视等关系和权利上的“弱势”地位。类似的，“病例”“疑似”“密接”“隔离”也本是传染病学和社会医学的中性概念，但当它们被一些不合适的日常话语和社会心态中介，就难免变为一种作为“传染病人”的他者。十分遗憾的是，免疫相关话语制造“他者”的机制，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转。“历史无阳”出现在招工要求和求职简历中；“隔壁阳了”也足以惊起小区波澜一片。如果在这样一种充满戾气、缺乏友好的社会氛围中，“他者”的身份又必须为红码、黄码、弹窗等外置符号随身标示和记录，就难免固化或强调这一身份，助推经常与其伴随的各种猜忌、疏离、歧视等不良人际关系和社会情绪。

他们还是一群被外置免疫器官“无意误识”的他者。如果曾经在“郑人买履”的故事中，我们嘲笑郑人宁愿相信测量出的鞋码，也不相信产生鞋码的脚，那么促成“郑人买履”的机制，却构成了健康码这一外在免疫器官之固有bug，类似“郑人买履”的笑话也随之成为一定时期我们生活中“见怪不怪”的无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笑话或许不局限于健康码时代，未来我们的身体或将被越来越多地嵌入各种各样的外置系统，而外置系统又或将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决断权力，此时我们禁不住问，究竟是那个在外置系统中呈现为代码和数据的身体更真实，还是那个始终不可能被完全化简为代码和数据的身体更真实？究竟哪个身体对于生命本身更重要，对于控制论时代的日常生活又更重要？

他们也是一群被外置免疫器官“故意错识”的他者。人体免疫系统有时也会在识别“自我/他者”的问题上“生病”，把自体细胞当做危险攻击的自体免疫病、免疫细胞被HIV劫持而服务病毒的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等，都是其代表。在这些情况下，免疫系统或是认错了“敌人”，把火力集中在那些其实并不能对机体构成危险的“自己人”；或是被另一个系统入侵、盗用，影响到自身正常免疫功能发挥。十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非在外置免疫器官中就不会发生。那么，为什么健康码会“生病”？让健康码生病的深层社会“病理”又是什么？这一病理机制又是否会借助系统、算法、数据等其他控制论社会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建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被不合理地隔离、阻断、限制的“他者”？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其实“不必被识”的他者。当引起免疫应答的危险信号消失，一个健康生物的免疫系统将自动启动免疫抑制机制，其中绝大部分免疫细胞将进入凋亡程序——它们过度占用机体生化资源，且暂时不再必要。另一小部分逃过凋亡程序的细胞，将成为记忆性的免疫细胞。它们相对寿命较长，下次再遇上相同抗原，会变得更加敏感，更快启动免疫应答。一个健康的社会免疫系统，也会在对病毒风险的动态、科学评估中，经历这样的“调节”和“记忆”过程，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但并不排除，这样的人工程序在局部地区和那个进化了上亿年的生物免疫过程相比，可能会调节得不准，又遗忘得过快。尤其在部分有着层层加码、过度防疫之风的地区，这台难以刹车的外置免疫“机器”或许在已非必要的时候，也要继续开足马力、延续惯性，制造出一群群其实已经“不必被识”的他者。

以上，我们列举了健康码可能会制造出的一系列“他者”：无法识别的他者、被符号标示的他者、无意误识的他者、有意错识的他者、不必被识别的他者。庆幸的是，这些问题发生后经群众反应无一不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和调整。但必须承认的是，自我/他者这个萦绕着整个20世纪的老问题，确实在健康码这个外置免疫器官所嵌入的21世纪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又获得了重新提出，并开展着新的演绎。

四

结论：后种系生成及其风险

最后当我们在免疫系统及其话语的框架下看到诸多“他者”之后，也需反思一下该框架成立的前提。必须强调，本文的整个论证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城市”和“市民”就是宏观世界的“机体”和“细胞”，“机体”和“细胞”就是微观世界的“城市”和“市民”，第二部分所述信息在免疫识别和监测上的作用逻辑，为的就是建立上述“宏观-微观”间的联系。但不得不强调，该联系成立并非无条件，这里不妨从柏格森的一段文字讲起：

人们可以在一个生物体内看到无数的细胞为一个共同目的齐心努力，并且分工合作，为自己而工作，同时也为他者而生活，保存自己，营养自己，再生或繁殖自己，通过适当的防御或反应方式对付险情，等等。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时，又怎能不想到有这么多的本能呢？但是这些工作不过是细胞的自然功能，是细胞生命力的组成因素。由此可知，一窝蜜蜂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有机组织，每一个体即使给予住所和美食，也不能超期孤立地生活。我们为何不能认为在作为单一机体的一窝蜜蜂中，每只蜜蜂都是由一条看不见的绳索与其他蜜蜂连接在一起的一只细胞呢？（柏格森，2012：167）

柏格森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一个蜂巢为一个共同目的齐心努力、分工合作的蜜蜂，就是在一个机体为一个共同目的齐心努力、分工合作的细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一个城市为一个共同目的齐心努力、分工合作的个人，就是在一个机体为一个共同目的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的细胞？这样延伸并非不可。但也必须看到，柏格森的细胞和蜜蜂同属以“本能”著称的生命，它们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个体”观念；为了机体和蜂群，它们随时准备着本能上的奉献和牺牲。因而当我们说城市中的“个人”就是机体中的“细胞”，也将细胞这种以“本能”见长的生命之“集体主义”气质，悄然赋予了人这种“智能”物种。进而，当我们认为健康码对个人健康风险的监测和识别，和免疫信息系统对细胞健康风险的监测和识别在逻辑上具有某种相似性时，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伦理预设就是：人就如细胞，是一种“本能”上的集体主义存在。

是的，我们的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导向。但集体和个体并不矛盾。一个社会越是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就越不能忽视对个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毕竟，人是一种有“个体”概念的存在，虽然他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甘“细胞”，但他的众多根本权利，必须围绕“个体”等细胞不可能具备的观念才能获得基本保障。其实当维纳提出控制论之时，他就对作为“个体”的人之未来命运产生过了巨大隐忧，因为在控制论看来，最本质的问题其实是信息在单一系统内和不同系统间的流动，这样一来，个体/自我——尤其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统一、理性而自由的自我——之边界就成了被不断建构的而非天生固有的。这就意味着，在控制论有机体（cyborg）和传统的自由主体（liberal subject）之间，或许并非不存在矛盾（Hayles，1999：84-112）。这个矛盾如果被带到“健康码”这个外置免疫器官所构成的语境，就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保护我们在特殊时期自甘“细胞”的市民，保护他们必要的个体权益不受侵犯？庆幸的是，该问题不仅是学界的研究热点（方兴东，严峰，2020；陈禹衡，陈洪兵，2020；占南，2021），也是社会的舆论热点，总的来说，这些讨论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疫情风险监测和处置中，人们的隐私权、财产权、健康权等合法权益如何才能获得有效保障。另一个是人们在“非常法时期”为应对生命健康威胁自愿让渡一定权利才建立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否会越出其合法运行边界，又该如何避免特殊时期建立的基础设施“越界”到常规时期运转。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正如上文所言，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将在条件具备时开启免疫抑制机制，因而，“健康码”作为一种外置免疫器官，也并非一个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媒介技术物。但它却首次如此大规模地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一种控制论意义上打破生物和技术边界的状态，让我们提前看到了未来那个或许由控制论主导的社会的日常运转形态之影子，看到了这里可能存在的生命政治问题，以及“自我/他者”问题。这些问题携带着其无比厚重的历史遗产和理论内涵，提醒着我们，在看到新技术给人类带来后人类“进化”之愿景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它同样可能将一系列人类社会的“痼疾”，以更底层和基础的方式，引渡到未来那个以信息在机体、机器和社会间无缝流动著称的控制论时代。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借此机会，好好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后种系生成”还是“技术异化”，这本就是技术留给我们的两种可能；究竟哪种成为主导，关乎着人类命运。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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