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时要“有理、有利、有节”?

——你了解咱们的队伍吗？（86）

主 编：崔晓汉

总撰稿：徐焰

顾 问：毛新宇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势力并未放弃反共立场，继续用各种手段进行限共、反共活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反顽斗争的不可避免。不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反顽斗争中又要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蒋介石由政治反共为主，发展为军事反共为主

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相对较好的时候是1937年秋至1938年末。其关键原因，在于日本逼蒋太甚，国际上又只有苏联援华，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联苏和共政策。即便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也一直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活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承诺不在国民党内发展党员，可是蒋介石在1938年12月会见王明等人时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外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两党关系必然走向恶化。

在国共关系相对较好的时期，国民党特务仍对中共人员进行暗害活动。1938年8月间，军统特务经蒋介石同意，在西安绑架暗杀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宣侠父。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生，抗战开始后他以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的公开身份广泛活动,特别是向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官开展统战工作，深遭蒋介石忌恨。国民党当局一直不承认此事，直到几年后蒋介石才对周恩来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反对我，我叫人杀掉了。”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更是不加掩饰地开始蓄意制造反共磨擦。因为这时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共产党的力量在敌后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20余万人，活动范围遍及敌占的十几省，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日益恐慌起来。武汉失守三个月后，即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许多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都在会上惊呼共产党的力量壮大，蒋介石则在会上说这么一番话:“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会议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随后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惨案。

1939年4月，国民党军在山东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6月12日，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袭击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枪杀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活埋了八名八路军工作人员，只有一女同志逃脱，经辗转到达重庆，才揭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同月，在冀中深县的国民党军袭击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制造深县惨案。在西北，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绵亘三省，并增加包围边区的军队至20余万之多，双方的武力冲突也连接发生。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后发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密令，并决定以国民党军队直接进攻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已经由原来的以政治反共为主，发展到以军事反共为主。

毛泽东领导制定反顽斗争策略，确定三大原则

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本性，有过惨痛教训的中共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周恩来针对于蒋介石的“溶共”政策指出，他们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指出: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可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当时的反顽斗争，既不同于以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更不同于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对斗争策略有特殊的要求，必须把原则立场的坚定性同方式方法的灵活性结合起来。1940年3月，毛泽东总结之前反顽斗争的经验，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如果不打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就无法进行，统一战线将遭到彻底破坏，所以必须开展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阎锡山曾对萧劲光和王若飞说，这十六个字的前八个是可以接受的，但后面的八个字似乎太强硬了，请二位回延安后禀告毛泽东先生，可否改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当萧、王转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进行反顽斗争，根本目的在于遏制反共逆流，确保全民族的抗战局面的稳定，这就要求在坚决反击的同时必须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注意把握度，适可而止，在政治上要站得住脚，以免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中共中央认为，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反击适可而止，维持统战大局

从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反顽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一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策略。1939年12月，国民党第97军朱怀冰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八路军被迫自卫歼其大部，但彭德怀下令给鹿钟麟和他的卫队放一条路，故意让其逃走。

在华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自诩拥兵10万，视新四军苏北部队为心腹之患，企图集中兵力进攻黄桥，消灭或驱逐新四军苏北部队。他手下的中将军长李守维扬言，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结果在黄桥战役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部1万余人，李守维在战斗中“失踪”。考虑到全国统战的大局，新四军在战斗一结束就找他，还是希望他能活着，后来发现此人在逃跑时被挤到水里淹死。李守维是抗战开始后在国共磨擦中死亡的第一个国民党军长，陈毅闻讯后心事重重地说:“这样不好!让他自己跑回去多好呢!重庆的顽固派这下子又要叫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尽管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局面始终能得到维持，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并实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正确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