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13天,周恩来正在西安金家巷东楼紧张的忙碌。突然门外有人报告,并送来消息,蒋介石居住的地方人来人往,似乎是有什么事。
当时,周恩来并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但缓了一会儿,周恩来才恍然大悟:
“糟了,糟了,蒋介石要离开了。”
更为关键的是,随后传来的消息让周恩来大吃一惊,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为了阻拦,周恩来只好飞奔至机场,但已经来不及,张学良已经同蒋介石一起搭上飞机起飞,周恩来不由得跌足长叹,放蒋本来是早已经确定好的事情,但什么时间放,怎么放?都要定一个合乎规定的流程,以期达到各方都满意的条件,,后来事实也证明,张学良冒昧送蒋介石回南京,给事件的变化带来了很多未知的定数。
到如今我们一般提到这件事,都认为张学良不应该送蒋介石走,多数人认为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本性认识不足,考虑欠周,为张学良遭到长期囚禁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张学良幼稚、讲哥们义气、没有料到后果的冲动之举。
和事实上,张学良送蒋却是早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只是事先没有和周恩来通气,因为他知道,一旦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必然会阻拦他。
- 一
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那里征集到了一张张学良写的手令,从手令内容看,应该是写在送蒋离开西安之前,内容为: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手令虽然写明了日期是在12月25日,但据知情的人回忆,张学良在上飞机之前,并没有手书手令,而且手令字迹工整,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写的时候非常从容。
从手令的内容不难看出两点。
一、张学良送蒋一事决定的时间非常早,而且是早有计划;
二、张学良对于蒋背信弃义虽然没有预计,但对自己离开以后是做了安排的。
当然,对比张学良所思所想,实际上他没想到的更多,他没有想到自己离开以后,东北军会马上分崩离析,以至于到后来结局不可收拾。
这件事情后来也被张学良亲口证实。
1990年,蒋介石父子去世后,张学良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曾明确的说:
“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那么,张学良是否有非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理由不可呢?
- 二
事实上,从张学良与中共取得联系,到彼此合作,当时整个西安的形势,对张杨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三角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这种有利的形势一直维持到了西安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凭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番。
可西安事变后,情况有了变化。
首先是张学良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因为扣留蒋介石这一举动很不得各方支持,除了韩复渠等地方军阀以私利为由,赞同张学良“英明之举”。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确有“杀蒋”的声音,特别是想起来四一二事变,加上十年内战的仇怨,可毛主席力排众议,如果贸贸然杀害蒋介石,势必引起全国内乱,到时候看热闹的日本人会很高兴。
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安事变。
当然,张学良本身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杀蒋介石,这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调子。
不过,张学良也考虑到,此举会引来蒋介石军事上的进攻,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做了两手准备,当时蒋介石嫡系在西安几乎毫无势力,在宁夏盘踞的胡宗南集团之前在同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甚至张学良还命令51军军长于学忠将兰州守军就地缴械,整个过程也很顺利。
最关键的一方还是东面的潼关。
自古以来,潼关就是西安东面的屏障,一旦潼关失守,西安不保,所以张学良在潼关也布置了重兵。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没有在潼关方向布置重兵,事情发生以后,即令附近的西北军冯钦哉抢占潼关(当时属杨虎城部下),并在潼关以东的陇海线上,设置了两道屏障。
一、命令驻保定的万福麟53军南下,抢占郑州,阻断陇海线。
二、命令驻洛阳的炮6旅旅长黄永安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
这样一来,即便是国民党当局想要动武,也轻易打不开潼关,为各方坐下来谈判打下一个基础。
可出乎预料的是,如此万无一失的安排,后来竟然会出现差错。
- 三
无论在任何年代,叛徒都是最令人憎恶的。
首先出问题的是炮六旅旅长黄永安,此人本来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得张学良提拔一路晋升为炮兵旅旅长。本该是万无一失的人选,后来却出现了差错。
与西安事变几乎同时,黄永安收到张学良密电,准备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而且在当时,黄永安确实有先手的优势,他和驻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关系很好,事变时完全可以借助这一层关系,将洛阳所有的中央军头头脑脑全部扣留。
可在这个关键时刻,黄永安却犹豫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自己这一举动无异于“叛乱”(相对于国民党当局),但如果不听少帅的话,将来如何在东北军中立足。况且真要按照这个命令去布置,仅凭自己一个炮兵旅,是否能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呢?
就在黄永安犹豫之际,他的妻子起了个很坏的作用。
黄永安的夫人是大学生,而且是个国民党员,一贯反对左倾,而且她在洛阳期间,同那些中央军军官太太关系很好,她看出丈夫犹豫后,大骂黄永安:
“张学良这是犯上作乱,他要与中央军对抗就是以卵击石,你听他的命令就要完蛋。”
黄永安本就犹豫,一听夫人如此说,立马倒向了另外一边,他把张学良的电文给时任洛阳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
这么一来,也直接导致张学良计划泄密,早在西安事变12个小时之前,南京国民党当局就收到了消息。
不仅如此,祝绍周当机立断,派樊松甫的46军进占潼关(5月13日),当时在潼关的东北军还来不及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被缴械,失去了战斗力。
另外,祝绍周还通知了洛阳空军指挥部毛邦初,毛邦初派了架飞机到西安试探,果然这架飞机没有回来,毛邦初立即派出所有战机飞临西安上空,借此警告张学良,计划已经泄密,不要轻举妄动。
更为关键的是,张学良命令西北军冯钦哉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不是张学良嫡系,对他这位副总司令的命令也毫不买账,况且冯钦哉与杨虎城有旧怨。
冯钦哉后来受樊松甫收买,干脆利索的倒戈,不仅不遵照张学良的命令,还和樊松甫一起致电西安谴责张学良。
还有个更糟糕的事情是,驻保定的万福麟也没听张学良的命令,看似是保持中立,实则让开了郑州,让国民党中央军能长驱直入潼关。
就这样,在心腹爱将背叛下,张学良苦心经营的潼关以及陇海线的防御告破,西安也守不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坚持扣留蒋介石不放,军事上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张学良都不利,也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做出牺牲自己的决定。
本来张学良还以为,以自己与蒋介石的交情,可以换一点脸面,不料老蒋翻脸无情,将之扣留起来,张学良此时才察觉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只是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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