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之一二三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始基秦汉，成制于唐，延续至清末，一共存在了1300多年。

这种制度，带有深深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烙印，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又再造了中国文化。

说“带有深深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烙印”，是讲，科举制度是围绕权力高度集中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体制形成的官僚体系。

说“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是讲，这种制度，只能诞生并形成于古代中国这种“广土巨族”、文化传承深厚、“三代”以来就始终在探讨建立高效适用的国家治理和管理制度及体系的“国度”。

说“又再造了中国文化”，是讲，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里，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很少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能够做出巨大贡献的“活动平台”；同理，同一时期内对中国文化建构有巨大负面影响的一些大人物，也很少不是经由同一条道路而对社会施加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一定社会之文化状况的主要代表，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品质、素养等等，几乎都是经由科举制度所塑造的。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大的积极作用，是扰动社会固化的“鲶鱼效应”。

“一考定终身”，尽管不能说方法上有多“科学”，但毕竟打破了例如中世纪欧洲那种“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永为贫民”的藩篱。由此，也就破除了封建社会阻碍社会进步最大阻碍。这是古代中国盛唐之后能够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建立之后，18世纪才从中国学去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实际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

当然，喜忧参半，一方面，强化了“唐宋帝国”“明清帝国”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在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僵化后，带来了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僵化。但毕竟，这种制度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范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能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追溯其渊薮。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一大“制度性”贡献。

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感叹：“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科举制度，不是某些人异想天开突然设立的，而从“三代”便其来有自。

《尚书.尧典》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礼》《礼记》亦有西周“选士”记载。

西汉初年，“察举”制度中确定了笔试、口试等形式的考试“定期举行”。这有赖于从秦国开始的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罢免职业文官的尝试——“秦汉帝国”，为几百年后科举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然而，秦汉创立的“察举”制度，在东汉末被充分放大了其“弊端”。这就是，在“察举”中的考试只是摆设，而举荐成为决定性因素。“举荐”权，掌握在皇族和权贵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权门请托”“贵戚操纵”和“贿赂公行”。

西晋左思《咏史》诗云：“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东晋葛洪《抱朴子.审举》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晋书.刘毅传》亦云：“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以上是对当时“察举”制度的最好写照。

以往，都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其实不然。

的确，隋文帝时，取缔了各级官员自聘属员之制，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每年由吏部予以考核；州县官三年一调，不得连任；吏部任官异地选人，不得本地做官。但是，隋朝的选任官员制度，尚缺乏科举制度的最根本特征。

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三大特征——

第一，“投牒自应”，不问出身、地位和财产如何，自行报名参加，不必官吏推荐。

第二，“定期考试”，形成制度，不必皇帝下达诏令。

第三，“择优录取”，考试严格，作弊严惩，由考场成绩作为录取唯一标准。

隋代的考试，并不具备以上特征。

唐代，经三百年完善，创立了真正的科举制度。

公元618年唐立，高祖武德四年，即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眀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这是后来“乡试”的起源，且不必官员推荐。

次年，622年，再发诏书，明确了“投牒自应”原则，称广大寒士不少“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因此，可“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

由此，具有颠覆性的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完善。

唐代科举，在隋代“进士科”基础上，增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武则天朝，创行殿试，并增设“武举”。

宋代，科举考试进一步完善。

明代，每三年举行“乡试”，中举者称“举人”。京城每三年举行“举人”会试

，中者称“贡士”。“贡士”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称“状元”，第二、三名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分别授翰林院修撰、编修、庶吉士等官职。

清袭明制。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具有重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性。

概括来说，首先，科举强化了“官本位”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自古华山一条路”，也由此垄断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全部精力。

其次，科考，以儒家经籍为主，兼顾文史，这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发展造成很大阻碍。除儒家学说和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史等，其他一切应用、实用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包括音乐、戏剧、舞蹈、建筑、雕塑等等，迅速由遥遥领先而转入远远落后。

再次，科考制度，促成了古代中国的极端封建专制性。科举，有力压制了贵族门阀势力，有利于皇.权统一和社会稳定；同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为了封建皇.权的附庸。这些人，很多成为了封建制度的忠诚拥护者和创新变革的反对者。

这是极大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