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别急，中国也会出现马斯克的

我对未来十年的展望

当今全球，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大多数都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全球市场的低迷使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

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高增长只发生在极少数国家的少数时段，而低增长甚至滞胀却是常态，普遍存在。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传统的投资、贸易和消费模式已难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提出新的模式：政府加大基础科研投入，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应用，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投资支持。

目前，房地产市场也面临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了高峰期，即使在城市中，人均住房面积也已达到40多平方米，在全球来看也相当高。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要让它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非常困难。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经济体能长期依赖房地产而实现发展。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已经到达终点，高质量的房地产发展才刚刚开始，这是我们未来的必然方向。

消费社会也面临类似问题，消费增长完全依赖于中产阶层的扩大。尽管中国已有4亿中产阶层，但占全体人口不到30%。

与亚洲四小龙相比，要达到中产社会水平，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必须超过50%，甚至达到65%到70%。

因此，中产阶层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只有在2035年拥有七八亿中产阶层，才能真正称之为中产社会。

"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因此更容易内化法治意识。此外，中产阶层的壮大也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秩序，因为这涉及到他们切身的需求。

因此，在仍有发展空间的情况下，我们倡导实现共同富裕。

美国当前的问题在于虽然经济增长存在，但增长却是排他性的，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到发展成果，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小。因此，政策层面已经认识到培养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浙江目前是共同富裕的典范，其中有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鼓励企业家赚取更多财富，不设上限，发财致富是值得尊敬的；其次，要确保社会底层的保障，因为社会底层是资本、政治和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第三，要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我建议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释放我们的潜力。总之，改革、开放和创新是对那些对中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最有效回应，也是实现“下一个中国在中国”的最有效途径。

然而，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能走向未来。

在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我们将当前时代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已经不再是无人认识的小国了，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美贸易战以来的这些年里，中国展现出了坚韧性。

面对新形势，我们更应该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让其他国家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分享共同的发展成果。

我们常说国际社会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仅有硬实力而缺乏软实力，容易被视为威胁。

那么软实力的标志是什么？首先，愿意了解中国；其次，能够理解中国；第三，接受中国；第四，不仅接受中国，还向其他人传播中国的理念和实践经验。

中国有几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近代以来有成功的革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也有成功的建设经验。

8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达到了近13000美元，以前还没有中产阶层，现在我们有4亿中产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过去40年中，我们让8亿多人脱贫，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在2007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些都是奇迹。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可以总结为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和政治有可持续的支持和领导。

通过从制度角度叙述这三个“可持续”，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此外，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重塑甚至重建国际秩序。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如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次，我们如何在保障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推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2035年的目标。

华为的“遥遥领先”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启示：

首先，我们具有韧性；其次，我们具备创新能力；第三，我们有能力赶超西方技术。因此，许多企业家可能感到现在有些悲观，因为之前的发展过于顺利。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互促进，两者相互强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地缘政治与技术发展是相互关联的。

许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像华为一样，既是危机也是机会。

中国怎样培养出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才？

我们迫切需要像马斯克和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培养人才需要高层次的开放性。

就国际化而言，我们远远不如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比例达到40%，这反映了这两个湾区的开放性。硅谷的外国人口占60%，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由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创办的。

客观地说，美国的制造不是由美国人制造的，而是由世界上聪明的人在美国制造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人才聚集地。像马斯克和乔布斯这样的人来自不同的文明、文化、区域，不同的人才会引发文化冲突，从而产生化学反应，化学反应通常会产生新的东西。

同类人才更多地导致物理反应，无法培养出像马斯克和乔布斯这样的人才。

我们的人才观念存在一些错误导向，例如，一定要是两院院士或者一定要有头衔。

马斯克和乔布斯有这些头衔吗？我们目前的人才几乎都是由政策来定义的，政府官僚机构决定了人才的定义，但在美国，只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就是人才。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各个产业都有潜在的人才。我们需要改变人才观念，不应局限于两院院士或头衔，人才吸引必须与经济、科技和科学发展相结合。

我们需要基础科研人才，也需要能够将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人才，特别是工匠型的人才，这些人才对企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