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名男子假冒打石工人，打伤深圳边防战士，带着老婆孩子逃往香港

1956年10月6日中午，太阳正暖融融地照着，边防军战士王志刚抓着枪走在边境线上。

突然，他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谁？”

“是我——”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王志刚走过来，他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头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 王志刚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再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王志刚警告他。

“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地靠近，已经就要到王志刚身边了。

“你站住！不然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王志刚正准备把冲锋枪朝天举起吓吓他，却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了腰。

接着，王志刚的头上又挨了重重一棍，他顿时眼冒金花，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迷迷糊糊倒在了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过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他们中间有几名妇女，还牵着三个五六岁的小孩。

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扑通、扑通、扑通……”三十几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到脚肚的深圳河，在河面上激起一片水花。

就在这时，“哒哒哒……哒哒哒……”巡逻战士的冲锋枪响了！

这时，昏倒在地上的王志刚，依稀听见炒豆子的声音，他马上意识到是枪声，虽然脑袋清醒了许多，但他却发现自己根本爬不起来。

朦胧中，王志刚似乎看见了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边防官兵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

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假冒打石工人？又为什么要冒死偷越边境呢？

1956年下半年，驻深圳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型国防工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打磨石料。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造工程，还得请外来的民工才行。

8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

“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

“好吧。你留下来。”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龚维卫、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正在苦苦等他。

他们五个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原国民党军、警、宪人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

家乡开始“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

谁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着一地，眼看衡阳也无法呆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农户人家门口偷点粮食过活。终于有一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这下山洞也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哪儿了，大陆政府管不到那块地。”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去得了，从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

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被封掉了。”他说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

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想着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趁着黑夜，他成功溜进了边防线，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然而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他发现深圳河边上全是来回巡逻的边防军，镇子里还有走来走去的民兵。

潘子良傻眼了，他没想到深圳的边防警戒这么严密。

“要是不行，那就得折回去，朝云南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 潘子良心里想着，正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有了变化。

潘子良走进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他很快发现了那名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

“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骗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想去干份活。”

那人听后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吧？”潘子良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

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离这一千多里地，怎么回呀！出门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着潘子良走，突然推着他脊背的手猛地停住了，“你在家干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真是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

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他们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第二天，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

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错嘛，我们全要了。”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

“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

“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

“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会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过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

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

不过当时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因为眼前的工程任务太急了。

很快，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烧起炊火，为建工程的驻军供应石料。

一转眼，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山头，与深圳这边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米，像留着一道闸门，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中间穿过去。

靠近河边有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就能冲过深圳河，这一段路就使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完全有可能抓住这宝贵的“20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龚维卫说，“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

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

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留在内地，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我们顺道就去内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

他对杨照业说，“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的。老婆接来这里是没法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月5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会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个偷偷过河好，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招工证明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他们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还跟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

“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犹豫了。

当看见多时没见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也酸了。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

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吗？有什么了不起？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情绪又上来了。

“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人的地界，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

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听好了啊，别到时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

“上车吧！”

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

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属，嘿嘿，去煮饭的。”

老公安用手肘把递来的烟挪开：“煮饭？小孩也会煮饭吗？不行，统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了什么“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准备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留在山上值勤的不多。因此，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那边，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里等着了。

“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都欢喜地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一共是32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见了吗？”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

“你们不懂，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去，等于是送死。”

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

“靠近河边有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有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顾不过来。”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12点前的十分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快换岗了嘛。太阳又大，那时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5分10秒以上的时间。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十秒钟。”

“等他们回头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听了一同逻辑严密的分析，大家纷纷对这位去缅甸打过仗的连长，投去了佩服的目光。

“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觉去。”

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打石队的人，则全部回到了山下的营地，一切照常，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

“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已经绑好了腿，拿着一根木棍正站在一个小坡上。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

这时，刚集合的人群显得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被抓起来关监狱，反正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

突然，潘子良“沉”了一下，他眼圈有点红，显得有些悲痛。

“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有些弟兄还不明白。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32个人。”

“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打死我们10个，我们也能冲过去22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地看着潘子良，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我走在最后的最后。要是我死了，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各位将来好了，还要记得我潘子良，给我多烧几炷香，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这时，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

奇怪的是，几个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哭，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这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冲！照业，走！”

然而，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个和王志刚搭档的新兵，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身回来了.

当新兵转身发现倒在地上的王志刚时，同时也看到了令他极为震惊的一幕：二十多个打石工人，领着十几个妇女、孩子，已经冲进了深圳河里，正在拼命往对岸逃去……

新兵举起枪，对着人群开枪射击，枪声响起，山顶上的哨所也注意到了这边的紧急情况，“哒哒哒，哒哒哒”，冲锋枪的子弹随即扫射过来。

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个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想要去抱住那个小孩……

几天之后，宝安县公安边防部门，发布了这起“打石工人”集体越境事件的内部通告：

今年10月6日，在宝安县闸门山东与香港交界地区附近，发生一起32名“打石工人”集体强行越境事件。

这批越境犯当即被我边防哨兵发觉，在警告无效后即开枪射击，并有部分边防战士越界十几公尺阻拦射击。

射击时间约持续四五分钟，消耗子弹231发，共计捕获男女越境者各3名，击伤后拖回来2人。

在这次越境事件中，共有24名越境犯逃亡香港，其中有2人重伤越境后当即死去。

当我战士阻拦射击时，有部分子弹落在英方界内，对方边境碉堡曾架起机枪准备还击，但最终被没有开火。

等我方停止射击后不久，英方开过来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载卡车，在事发地点摄影观察并拾获我方枪弹若干发，随后便将24名越境分子全部运走。

这曾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到如今，谁是谁非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再让它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