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茂德二世改革（2）：“公正的马哈茂德”——奥斯曼简史158

当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缓步走入近现代，大多数土耳其人仍然坚持着他们奉行了数百年、深度落后的习惯和规则，但在新时代的冲击下，也有相当部分有识之士想要变革以跟上时代的发展，而马哈茂德二世苏丹便是其中一位。

马哈茂德二世苏丹

经过前几期的讲述，咱们了解了奥斯曼帝国第三十任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生平和他刚刚开启的改革，事实上整场奥斯曼西化、近现代化改革的内容非常巨大，它不单单仅限在军事技术的革新和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从社会生活、民族思想等方面深深影响了日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宗教领域

在马哈茂德二世于1826年完成吉祥事变后，逐步通过军事改革使奥斯曼军队现代化。接下来马哈茂德苏丹要做的，就是削减帝国内乌理玛团体的权力。正如耶尼切里近卫军曾是奥斯曼军事体制的捍卫者一样，如今的乌理玛则是帝国宗教体制的捍卫者。

乌理玛团体

并且近卫军和乌理玛二者在多年来一直沆瀣一气，因此在马哈茂德二世彻底清除了近卫军这颗帝国毒瘤之后，乌理玛就成为了苏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毕竟乌理玛当初可是与近卫军联手掌控大权，摧毁了塞利姆三世和他的“新秩序”改革。

近卫军

所以马哈茂德如果想要创建起新的政府架构，就必须削弱传统体制的第二根支柱——乌理玛，而政教分离也是他最基本的改革诉求。此时帝国在世俗和宗教领域的各级达官显贵之上，共有两个身份享用着最高权力，他们分别代表着奥斯曼帝国君主的二元身份（苏丹和哈里发）的一个侧面。

这两个身份当中，一个就是大维齐尔（类似宰相），负责在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实际执行；另一个就是谢赫伊斯兰（伊斯兰教教长和部落长老），或者说是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其职责是为君主提供建议，并在教义和法理上诠释君主的行为。

在奥斯曼帝国持续衰落的年代里，能够稳固占据这两个权倾朝野职位的人，时常会威胁到苏丹本人的至高权力和威望。这种现象有时可以纠正君主荒诞的行为以挽救帝国，但更多时间内却会对帝国产生消极影响，如贪污腐败等。

所以马哈茂德苏丹现在想要做的，就是去稀释他们的权力。为此他要建立起一个由各司其职的文官团队组成的政府体系，而不是把独断的权力交给其中的某个人，更不会愚蠢的将自己专断的大权分给宗教人士，让宗教掣肘自己的改革。

马哈茂德苏丹

首先，马哈茂德二世将大穆夫提从世俗政府体系中移除，让其只作为宗教职务存在。不过在宗教领域，曾经仅仅拥有建议权和解读权的大穆夫提，此时获得了司法方面的权力。

于是大穆夫提从大维齐尔手中拿走了宗教裁判权，从而获得了对苏丹所有的穆斯林臣民的司法权。与此同时，在世俗领域独立则发展出了新的民事裁判机构。在此之前大穆夫提都从他自己的宅邸提供建议，发布裁决。

现在大穆夫提则负责管理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的办公地点就位于以前近卫军阿迦的官邸。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自治权，他的收入、雇员和机构建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独立于朝廷之外了。

而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乌理玛群体也开始整体官僚化，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实际权力和阻挠变革的能力。而在丧失财务和行政独立之后，乌理玛在君主面前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而苏丹还将继续逐渐削弱他们的地位和权限：

苏丹把学校划归教育部管理，把司法权力交给司法部，甚至还把起草费特瓦的权力交给了一个实际上受苏丹掌控的司法委员会。现在作为政府官员，大穆夫提的权势不再来源于他的传统权力，而更多地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能为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力。

最后，马哈茂德又把古老的伊斯兰“瓦合甫”体系（慈善基金会）也纳入了国家的掌控之中。“瓦合甫”体系的基石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捐献的不可剥夺的土地和其他永久性产业，这些产业大多位于城市之中。

马哈茂德

以前这些捐献的财产和它们带来的收入都交给乌理玛的成员负责管理和征收。大穆夫提、其他的穆夫提和卡迪们曾经控制着形形色色的慈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也构成了宗教体系的主要经济来源......

行政司法

在马哈茂德二世成功削弱了旧有的军事和宗教体系之后，苏丹随后创立了他自己的世俗政府体系。从表面上看，这一政府体系颇有欧洲政府体系的模样，因此让西方人对新土耳其的与时俱进大为赞叹。

马哈茂德二世

首先，马哈茂德二世关闭了位于皇宫大门处、在过去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扮演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角色的大维齐尔官邸。大维齐尔曾经享有的绝对权力，现在被分割交给了两个部门——外交部和民政部（后来改为内政部）。

而传统的德夫特达（财务官）办公室则被重新命名为财政部。大维齐尔这一职务也被更名为首相，负责在各个部门之上负责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不过后来大维齐尔的名称又得以恢复。

其他一些部门也分别获得了大维齐尔以前的一些职责和权力，同时各部门的功能又有了新的分工。比如首相负责召集各部门召开枢密会议（Privy Council）或内阁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

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负责建言献策，起草方案和报告，并提交最终决定供苏丹发布。在各个部门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军事会议（Council of Military Affairs）和最高司法会议（High Council for Judicial Ordinances）。

教育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工业部统一由一个名为要务委员会（Board of UsefulAffairs）的咨询委员会管辖。不论这套新的官僚体系是否真的有效，它至少打破了旧有的权力结构体系，并且代之以现代形态的新机构。

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旧官僚逐渐被有着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教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务人员取代，新的机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有实效。而依靠新的中央政府，马哈茂德也在地方上也推行了机构改革。

苏丹逐渐消除了那些源于世袭、传统、惯例或公意的地方势力，将权力全部归属于苏丹。为了做到这点，他先着手进行了两项准备工作：首先他在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除了阿拉伯诸行省）进行了男性人口数量普查；接着他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将全部土地所有权情况登记在案。

苏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协助新军征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更加精确有效的税收体制，以供养新军。最后马哈茂德彻底废除了蒂玛尔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分配的封地曾经是西帕希骑兵制度的基石。

西帕希骑兵

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封地骑兵数量的减少和领军饷的常备军数量的增加，蒂玛尔就变成了皇室土地，随后被出租给包税人。不过，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部分地区，这个古老的制度依然残留着。

所以马哈茂德在取消了近卫军的同时，也取消了封建骑兵制度的残余。现在他又收回了剩余的蒂玛尔，并把这些封地也作为皇室土地出租出去。就这样，他消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后一点残余，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奥斯曼帝国各个行省的控制。

蒂玛尔制度

在法律领域，马哈茂德苏丹也做了重大的革新：在他的帝国里，通行的法律包括效力超过人类法令的神权法“沙里亚法”和由身为哈里发的苏丹颁布的法令。两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法律，为了秩序和稳定规定了每个人的职责。

但是这两种法律都不能给予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于是马哈茂德又颁布了第三种法律“阿达莱特”（adalet，意为“公正”），并因此获得了“公正的马哈茂德”的称号。

公正的马哈茂德

“阿达莱特”是一种独立于神权法和君权法的法律体系。马哈茂德在世俗领域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独立于沙里亚法和苏丹法令之外的公共法。这些法律规定了法官的职责和对政府官员的管辖权。他们制定了惩治官员玩忽职守的法律程序，对受贿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量以重刑。

马哈茂德二世还有史以来第一次引进了这样一个陌生的理念：官员是公仆，各有法律规定的职责，而不像以前那样唯君主的意志是从。这表明马哈茂德决心在政府的直接权威之外，为他的行政体系创造一种公共服务的新传统！

马哈茂德二世

而随着新法典的逐步完善，如何量刑将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要依照法典仔细衡量。新的法典特别强调刑事责任，而且越发清晰地区分了刑事与民事、世俗与宗教以及私法与公法。

不过对于仍然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体系框架内的土耳其人来说，他们的个人生活依然完全受伊斯兰神圣法和习俗的支配。关于结婚与离婚、财产与继承、女性与奴隶地位的法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宗教依然是法律的基础，苏丹仍然没有能力触及这一领域。所以广大土耳其人仍然生活在中世纪。

为此马哈茂德二世不得不对传统奥斯曼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发起冲击......

思想和习惯

随着奥斯曼近现代改革的进行，土耳其中世纪的传统理念已经开始崩塌，尽管这些思想在同时期的欧洲早已深入人心，但在东方世界，奥斯曼这种“后知后觉”的改革仍然堪称超前！而苏丹马哈茂德更是为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石——人民！

马哈茂德画像

马哈茂德所创造的新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代行着人民的种种权力，以实现人类的进步为其运转的目标。苏丹告别了传统的秩序，抛弃了大量的神授权力。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护者，而变成了公民的启蒙者！

实行开明专制的马哈茂德更重视赋予他的臣民权利，改进他们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马哈茂德二世也被称为奥斯曼改革的始祖，有开明专制君主之称，在欧洲也得到了许多认可。

而为了彻底使奥斯曼帝国摆脱中世纪、进入新时代，其国民就需要新的教育！土耳其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世界上有诸多未知的事情，从而去挑战号称万物皆已知的乌理玛。

在传统知识方面，乌理玛的宗教学校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但宗教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仅限于神、人对神的义务以及人对其同胞的义务。而且这些知识的传播主要靠口头传播，其结果就是在帝国内留下了大量的文盲。

宗教学校

公元1824年，马哈茂德苏丹规定初等教育是义务教育，但仍然只能教授宗教知识。因为在把神圣法的整个管理体系交给谢赫伊斯兰的过程中，苏丹不得不将世俗教育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

在马哈茂德看来，为了实现进步还要推行更高等的教育，主要是传授技术技巧的教育。这种教育与打造新军、取代近卫军的军事体系构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更高等的教育主要就是军事教育。军中急需受过教育、富有才干的军官，而除了少量的西方归顺者、炮手和工程师之外，军中此类人才奇缺。

于是早在18世纪末就创办的海军工程学校和陆军工程学校又恢复了使用，甚至还正式重建。公元1827年，苏丹不顾强烈的反对声，大胆地仿效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做法，派了一小群学生去巴黎学习！

穆罕默德·阿里

这群学生加上散布在欧洲各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军校生，成了接连不断地派往欧洲学习的土耳其学生中的先行者！而他们在学成回国之后，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尽管马哈茂德暂时推迟了军官进修学校的组建，但他遴选出了一批未获委任的军官和士兵组成训练小组，在部队中从事训练工作。在经过训练之后，他们的学生又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人。就这样，他们为下一代奥斯曼军队培养了一支军官后备力量......

马哈茂德

最后马哈茂德效仿拿破仑的圣西尔军校（St. Cyr），创办了军事科学学校，打破了与近卫军传统的最后一点联系，也割断了宗教与军事体系之间的最后联系。尽管这所学校里的许多教师是法国人和普鲁士人，但它既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会之中，又拥有一套内容先进、同时进行学术、社会和政治教育的教育体系。

圣西尔军校

这种教育体系还将造福于后世的土耳其人。与此同时马哈茂德还创办了一所帝国音乐学校，用来培养军乐团中的鼓手和号手。而在这所学校里，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弟弟——多尼采蒂帕夏（Donizetti Pasha），成为了教授西方音乐的顾问。

多尼采蒂帕夏

总而言之，整个社会风貌都在马哈茂德二世开启激进改革后焕然一新，当然这种进步仅仅是个开始，仍需后代有识之士继续发扬光大。而在军事行政、司法宗教和社会思想领域都开启改革之后，马哈茂德仍未停止，他随后将改革的目光又转向了科学技术领域......

那么奥斯曼特权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在科学技术领域又有着怎样的改革？

欢迎持续关注本系列，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内容！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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