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瑾：我饰演樊锦诗 樊锦诗塑造我

当导演苗月邀请陈瑾出演“敦煌女儿”樊锦诗时，陈瑾很快就答应了，“我是踩着快乐的、细碎的脚步跑到了敦煌，一身轻松。”然而，没过多久，陈瑾就进入“自我质疑”状态，“我对樊老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够不到她伟大灵魂，我的内心充满恐惧。”

最终，她在靠近樊锦诗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得到力量与鼓舞，完成这个角色。电影《吾爱敦煌》正在上映中，主演陈瑾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是樊锦诗在塑造我。”

《吾爱敦煌》以“敦煌女儿”、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经历为线索和切入点，讲述了几代敦煌莫高窟人坚守大漠，守护世界宝藏莫高窟的壮丽人生故事。作为第一部以樊锦诗先生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世界瑰宝敦煌搬上大银幕的影片，让观众通过光影领略莫高窟的魅力所在，感受这片西北之地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越了解樊锦诗越不敢演

樊锦诗说自己“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陈瑾对樊锦诗也是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样的伟大灵魂，自己只能仰望，难以去接近，“扮演樊老是我从业以来最特殊的一次经历，也是最难的一次经历。”陈瑾一度打了退堂鼓，甚至差点跟导演苗月闹掰了，“我答应出演《吾爱敦煌》之后，观看了樊老大量的资料。越了解，越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哪里来的自信，敢去接演这样的角色。我就跟导演说可能演不了，导演一听自然就急了。”

陈瑾说自己此前没演过传记片，“我都是在演一些虚构的角色，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基础，更多的时候是靠演员自己加入态度和想象来进行丰富，让角色逐渐地饱满起来。但是，《吾爱敦煌》不一样，樊老的事迹都在那儿了。她吹了几十年的大漠风沙，从青春到白发，与敦煌已经融为一体了。那种视莫高窟的安危如生命的忠诚与开阔的视野，哪里是一个演员靠‘演’能够还原的？此外，我跟樊老在外形上也不像，老人瘦小，那种瘦小的身形就让人很感动。但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又高又壮的。我是北方人，老人家是南方人，她口音中的柔美又加入了西北的风沙感，有西北人的那种尾音。所以，声音上，我也是够不着。当时我真的是很沮丧、犹豫、彷徨，后来依依不舍地跟导演提出：我演不了。”

“樊老有点倔强，不听你的夸”

导演苗月当时正好在拍摄关于樊锦诗的纪录片。她让陈瑾再去与樊老多接触一番。樊老身上的“真实”和朴实，让陈瑾渐渐觉得有了人物抓手，又有了信心。陈瑾笑称，樊老有点倔强，非常可爱，“我们有时候会夸她，但老人才不听你的夸——你别再来这一套，感觉就是‘你别拍我马屁’。而且，她总是纠正我们的认知，说哪里是我的贡献，都是团队的，我哪有那么伟大？朴实极了。”

樊锦诗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放在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上。陈瑾花一千多元买了一套，拿去让樊老签名，“樊老看了就说，你要这个干什么？她的意思是，你想要就跟我说。我说不行，我必须得自己买。老人特别直截了当，我们在她面前就跟小孩一样。她也会跟我们开玩笑。”

饰演樊老更是樊老塑造我

陈瑾记得樊锦诗说起自己的爱人彭金章时，很有感染力，“老人家的那种措辞，我听得一度起了鸡皮疙瘩。”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北大同学，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则来到武汉大学，参与创办了考古学专业。原定三年后樊锦诗回去，未承想两人分隔两地达23年之久。其间，彭金章承担了育儿等大部分家庭责任。直到1986年，彭金章才调往敦煌，从零开始莫高窟北区考古。陈瑾告诉北青报记者：“樊老回忆起那段老彭舍弃了自己在武汉的事业，来找她是‘老彭爱护我’——你既然不能来，我就去找你。”而“老彭爱护我”这几个字，让陈瑾觉得蕴含着两人相濡以沫丰富的情感，又特别贴切、朴实。所以，在影片中，樊锦诗有句台词说，“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

陈瑾庆幸自己没有最终放弃这个角色。在饰演樊锦诗的过程中，陈瑾感受到了樊锦诗的生动、纯粹和人格的绽放，“她伟大而又平凡，自由而又自信。除了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她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也有对于家庭的责任，与爱人的相守。”陈瑾觉得，拍摄的过程不仅是自己在慢慢地走向樊锦诗，更是樊锦诗在塑造自己，“我至今想起来与樊老相处的时刻，还会觉得心中充满温暖和感动。她花白的头发，瘦瘦小小的，在一群人中，几乎难以看见。但是，一说起话来，却是那么响亮、有力，闪着光。”

电影背后

导演苗月：洞窟里的光是用镜子反射进去的

导演苗月与《吾爱敦煌》这部电影有着特别的缘分。2018年年初，她读了一篇关于樊锦诗的文章，觉得特别适合拍摄成电影，“而且，我当时脑中莫名地就觉得，演这个角色的人应该是陈瑾。”结果，在这年冬天，该片的出品方之一、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制片人就找到苗月，说准备拍摄一部樊锦诗的电影，希望她能来执导。“我觉得这也太幸运了。这么好的题材，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特别有投入的激情。”

2019年3月开始，苗月三下敦煌进行采访，“采访了一百多位专家、一百多位学者，以及在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采访一直持续到2020年的秋天。正如《吾爱敦煌》中所说的，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了解越深就越感到魅力无穷，苗月也觉得这个题材创作起来难度很大，而且资金也一度难以落实，“好在2020年的秋天，峨眉电影集团决定投资，拿出了真金白银，作为影片的第一出品方与甘肃风行一起合作。这也解决了创作团队的后顾之忧。”

2020年秋冬季节，《吾爱敦煌》的整个摄制组到达敦煌，由于疫情的原因，苗月眼中的敦煌变得与往昔有所不同，“秋天就那么静静地来了，那么的美，也那么的寂寞。可以说，我们拍到了2020年最深沉也最寂寞的敦煌秋色。”

735个洞窟、2400余尊塑像、1600年的荣辱兴衰，莫高窟作为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文化遗产，“入镜”谈何容易。导演苗月表示，这也是本片拍摄的最大难点，“实景拍摄，我不敢奢望。但我最初在敦煌采访的时候，看到敦煌研究院有十个左右的模拟洞窟。这些洞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都是一些老先生画的，还有技术力量的辅助，才能制作完成。看到这些模拟洞窟，我才觉得这部电影，是可以做成的。”

在写剧本的阶段，苗月把每一场戏哪些戏份必须要在实景洞窟里面拍，哪些要在模拟洞窟拍，全部清晰地注明。然后，制片人把剧本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部提出来，写了一个非常厚的报告，递交给敦煌研究院，“我们的申请最后得到批准的，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给拒了。那我就不停地改剧本。”

在莫高窟的实体窟里拍摄是不允许进灯的。苗月透露，灯光师从北京带了十几块大镜子，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太阳光反射到洞窟里面，“所以，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有一些洞窟的实景空镜里，有明亮的光，那都是我们的镜子反射进去的，不然就拍不出画面。而就算我们在模拟窟里拍的内容，也有严格限制，不是说你随便想进去拍就进去拍的。”

苗月笑说，剧组的每个人在创作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我们是在一个盛大历史文物现场拍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发生。敦煌研究所与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都签订了协议，每个人都要保证不能犯任何错误。如果犯了，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只要现场工作人员把他们各自的工作完成，都远远地离开洞窟，真害怕有一点闪失。”

敦煌研究所派出监管人员小李来监督拍摄。苗月形容小李“非常严厉、铁面无私，一点笑容都没有”，“这个年轻人一直紧盯我们的拍摄。当我们全片最后一天拍完以后，他突然笑了。我都吓到了。我说，原来你会笑啊。然后他说：‘你们终于拍完了，没有犯错误，我也能松一大口气。’”苗月表示，这部影片要感谢团队，感谢各方的配合才能完成，“如果觉得敦煌洞窟的内容表现有没过瘾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体谅。因为太不容易了，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苗月表示，这部影片除了讲述樊锦诗一生专注于敦煌文化研究保护事业、从青丝到白发的生命经历外，也在致敬一代代敦煌莫高窟人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因为影片的篇幅有限，未来还会剪一部相关的纪录片。”文/本报记者肖扬

统筹/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