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年，成了二战结束后冲突最多的两年?

导语：

当前世界局势紧张复杂，国际竞争和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区冲突不断，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去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多极化格局下大国竞争的激化，其地缘政治影响也引发了广泛关切。与此同时，在加沙地带、纳卡地区、非洲大陆等地的争端也在持续升级，并成为区域冲突的缩影，多方势力的介入更加剧了其复杂性。本文作者认为，在这一系列冲突的背后，可能是巧合、多极化趋势、俄乌冲突爆发这三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各类冲突交织叠加的背景之下，战争状态的普遍性以及持续性似乎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观点文章，原标题为《尽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整个世界却充满了战争》（Not a World War But a World at War），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

过去的这两年，是自二战结束以后冲突爆发最多的两年。在过去的24个月里，大量武装冲突开始爆发、再度激化甚至持续升级。其中有些是本已中止多年的冲突，双方在数年内都未直接交战；另有一部分则是一些长期酝酿的冲突，即此前曾间歇性爆发了一些低级别的冲突，但现在却都变得活跃起来。

这不仅包括加沙战争和俄乌冲突，还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敌对行动、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采取的军事措施、刚果东部的战斗、苏丹自4月以来的全面动荡以及在提格雷（编者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省）随时可能被埃塞俄比亚当局打破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也门并不太平，黑帮团体和卡特尔组织（编者注：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垄断联盟）也在不断威胁着海地和墨西哥等国政府。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编者注：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一个关于有组织暴力的数据收集计划，总部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自1945年以来一直在追踪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其指出2022年和2023年，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冲突最为频繁的两年。早在2023年1月，在上述冲突爆发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 ）就警告道，世界和平“正受到严重威胁”。那么，为什么这一连串的冲突会在世界突然拔地而起？

有三种理论可以合理解释这一现象。无论哪种是正确的，其结论都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增多。第一种解释认为外界为这一系列偶然的冲突强加了因果性。正如散文家、统计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告诫的那样，人们太容易 “被随机性所愚弄”，即总是有意解读一些原本可能只是巧合的事情。也许一系列武装冲突的同期爆发只是一种巧合，并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一些此前长期处于潜伏状态的冲突可能恰好到了蓄力爆发的时候，或者最近才得以平息。换句话说，这些冲突仅是一系列不幸事件，而且它们随时可能再次重演或者加剧。

不过，尽管这种理论可能是合理的，但它的说服力相对较弱，而且无法帮助预测下次冲突会在何时发生，并最终可能演变为何种情况。虽然偶然性确实会存在，但当前的多场冲突恰逢国际体系发生巨变之际。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似乎早已结束，而该国也无法再胜任“世界警察”的角色。更何况，美式和平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和平，其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充满争议。那段时间，不仅全球多地都爆发了内战，而且欧洲和非洲的土地上也爆发了重大的跨国战争。

然而，美国当时还是试图解决并遏制许多潜在的冲突。美国政府曾尝试带头驱逐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领导的伊拉克军队离开科威特、推进《奥斯陆协议》以解决巴以冲突、促使朝鲜与韩国改善双边关系以及鼓励全球维和行动的发展。即使在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人仍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认为有必要“铲除”其政权，从而使这个长期陷入泥潭的国家得以重建。虽然战争在那个时代尚未结束，但人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找到维系持久和平的方法。

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似乎不但浪费了支撑其自身战略所需的支持与信任，也逐渐丧失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资源与能力。到2010年代初期，美国卷入了两场失败的战争，并且艰难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与此同时，世界的权力逐渐开始从华盛顿这一单极转移到多个新兴大国手中。正如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所说，“我们更像是生活在18至19世纪的世界中。”在几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争权夺势的情况下，多极世界存在着更多可能引发各种大小冲突的潜在因素，这是第二种解释。

▲ 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仓皇撤军为结束

具体而言，中国已然崛起为了一个致力于影响国际体系的大国，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获得经济吸引力，也在不断推进其军事现代化。俄罗斯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经济实力，但它也试图主导其所在的地区，确立自己在全球事务参与中的影响力，并且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俄罗斯或中国是否在经济或军事上已经与美国持平的问题并不重要，但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足以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然而，世界大国间的竞争可能导致混乱。正如最近汉娜·诺特（Hanna Notte）和迈克尔·金马奇（Michael Kimmage）在《外交事务》杂志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国往往会因为相互争夺或彼此勾结而分心，从而难以有效应对“中等国家、小国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的冲突”。这样下去的结果便是，即使大国之间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但它们的行为却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引发争端。

不过，尽管包括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在内的许多事件似乎与多极化有所关联，但多极化并非是当前冲突浪潮下唯一的新趋势，也不是导致全球应对措施无效的原因。全球性问题需要通过合作解决，但当大国被竞争和否定所驱使，而对联手与分享充耳不闻时，合作就会变得十分匮乏。

然而，假设冲突的扩散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原因，那么就应从俄乌冲突这场大规模争端的“触发作用”开始说起，这便是第三种解释。乌克兰危机是自二战以来欧洲版图上规模最大的冲突，预计其将持续至2024年以后。这场冲突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导致世界未能有效阻止上面提到的其他地区危机的升级。这种情况与以往大国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不同。在当前情况下，大国并非是仅仅因为分心而未能应对新出现的危机，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应对除俄乌冲突以外的外交和军事能力。

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为例，阿塞拜疆其实预料到，如果它在纳卡地区部署军队并重新调整与亚美尼亚的领土现状，俄罗斯将无力或者不愿作出回应。事实证明，这场赌博是正确的。尽管俄罗斯在协助解决两国此前的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但俄罗斯并没有对阿塞拜疆最近对亚美尼亚所采取的行动有所作为。俄罗斯最有力的声明来自普京本人的回应，他表示，“假如连亚美尼亚自己都承认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而就加沙战争而言，哈马斯认为，在主要大国将它们的外交和军事资源集中在乌克兰的国际背景下，这是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的“合适时机”。哈马斯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早在今年4月就通过半岛电视台表示，“美国深刻地意识到当前与俄罗斯争夺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因此在俄乌冲突结束前，美国将把防止其他冲突爆发以及维持全球稳定作为优先事项……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采取更激进和危险的手段来对抗美国，从而威胁到它所期望的这种平静。”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加剧世界紧张局势

这三种解释（即巧合、多极化、俄乌冲突）其实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战争有时就是由复杂的偶然因素所致；美国霸权的衰落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而大国竞争必将刺激俄罗斯的行动和西方的反应。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下，其他国家要么被迫卷入大国的交火之中，要么会试图自行制造冲突。即使这些冲突都没有上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程度，它们也仍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全球仍然可能处于一种紧张和对峙的状态。

战争状态或许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持久特征，但战争并不是普遍的。换句话说，战争总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但并非无处不在。也就是说，保持战争状态的普遍性以及持续性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原文标题《为什么这两年，成为了二战结束后冲突最多的两年?》，文章来自公众号“民智国际研究院”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