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GDP超过洛阳，但为何襄阳财政收入只有洛阳一半？

步入21世纪，我国中部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湖北襄阳、湖北宜昌等城市经济增速突飞猛进，给长期稳坐中部第一的河南洛阳带来了巨大冲击。

仅仅过去的十年时间，形势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在这场争夺中部地区经济第一的竞争中，洛阳、襄阳和宜昌又分别采取了哪些举措？谁能最终笑到最后？

回首十年前，洛阳无疑是中部地区最具实力的城市。作为古都文化名城，洛阳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老工业基地，洛阳又拥有雄厚的重工业实力。

洛阳的机械工业几乎是中西部地区的翘楚，光是从前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就有7项落户洛阳，可见其地位之高。

与洛阳相比，襄阳和宜昌在当时影响力远远不及。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长期由洛阳主导，洛阳的GDP总量和增速都遥遥领先。在那个年代，提出洛阳、襄阳和宜昌三城经济实力的比较，简直是异想天开的笑话。

转机出现在2010年前后。在此之前，洛阳仍高速发展，GDP增速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但随后增速开始回落，2014年甚至跌到全省倒数第二位。

与此同时，襄阳和宜昌迎来黄金发展期。在国家战略和产业转型带动下，两市经济增速均超过10%，并逐渐追赶洛阳。

2022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发生了。当年统计数据出炉，襄阳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洛阳，达到5827亿元，比洛阳的5675亿元高出近150亿。

与此同时，宜昌的GDP也逼近洛阳，仅差100多亿。看上去，中部新经济格局已经形成，洛阳的老大位置不保。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评判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仅凭GDP一项指标远远不够。正如一位知名专家指出，“GDP是经济表象，地方财政收入才是经济实质。”

事实上，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洛阳并未落后。2022年，洛阳的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高达398亿元，几乎是襄阳和宜昌的两倍。后两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只有220亿元和218亿元，与洛阳存在巨大差距。

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关键在于城市的产业结构。我们知道，第一产业如农业不仅不上缴税收，国家还需要对其进行补贴。真正能带来可观税收的，是第二和第三产业。

这一点上，洛阳明显优于襄阳和宜昌。洛阳第一产业仅占GDP的4.5%，而第三产业达到51.9%。相比之下，襄阳和宜昌第一产业比例都超过10%，第三产业发展都相对缓慢。

此外，洛阳第三产业中文化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发达。这些行业带来的税收收入可谓“接地气”，大部分留存本地，从而直接提升财政收入。

而襄阳宜昌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其中的消费税和车船税往往流入消费地，对地方财力提升作用不大。

造成洛阳和襄阳宜昌产业结构差异的原因在于，两者的城市战略取向不同。

襄阳和宜昌早期主要依靠重工业。改革开放后，襄阳汽车产业飞速发展，已成为全市经济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两市又致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可以说，制造业一直是襄阳和宜昌最重视的领域。

相比之下，洛阳在重工业优势被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追赶后，及时转型。2014年之后，洛阳将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头等大事，着力打造以文化旅游、互联网、大数据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

这就像两场硬仗。襄阳和宜昌选择在熟悉的工业领域深耕细作，而洛阳则闯入了新的战场。

目前来看，洛阳的转型反而更为成功，因为服务业带来的税收与就业效应更佳。但谁也不能保证，襄阳宜昌服从本地优势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会在未来获得回报。

既然财政收入才是衡量城市经济实力的关键，襄阳和宜昌显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真正超越洛阳。

首要之策，还是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具体来说，可以加大文化旅游业投入，挖掘本地人文历史资源，可以鼓励金融、互联网、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落户投资，可以依托高校资源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

此外，制定科学合理、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的城市发展战略也至关重要。洛阳之所以成功，确定文旅和金融服务作为发展重点，发挥了巨大作用。襄阳和宜昌也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和定位，谋划最佳发展之路。

虽然目前洛阳仍占先机，但中部城市的竞争才刚刚开始。谁能抓住国家战略机遇，谁就能在这场经济争霸战中胜出。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中部崛起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