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蝗灾赈济和两首蝗虫诗看朱瞻基与乾隆：两个好圣孙，哪个真好？

《明史》是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大学士张廷玉主持编纂的，后世为前朝修史是惯例，但《清史稿》不同，编修者实际也是一帮清朝人：总编赵尔巽是同治十三年进士，在清朝当过翰林院编修、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民部尚书、盛京将军、江西总督、四川总督，还在溥仪手下当过东三省总督。

清人修《明史》是否公允一直有争议，清人修的《清史稿》如何，书名已经给出了答案。咱们今天的话题，倒不是《明史》和《清史稿》的真伪与质量，而是要品评、对比一下明朝清朝两位“好圣孙”，看看这俩孙子哪个更称职。

这两位好圣孙，一个是明朝的“蛐蛐皇帝”朱瞻基，另一个是“十全老人”乾隆帝，这两个皇帝谁跟称职。

为了公平起见，笔者不发表意见，只复述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和清末东三省总督、“嵩山四友”赵尔巽这两位国史馆总裁的原话，读者诸君或许就已经能分出高下了。

张廷玉在《明史·卷九。本纪第九·宣宗》最后评价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张廷玉对朱瞻基没有半个字批评，还说明仁宗朱高炽之所以能保住太子之位，也全是朱瞻基的功劳：“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不太被明成祖朱棣喜欢）。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

明朝确实有册封太孙的习惯，朱瞻基之前，还有个朱允炆（建文帝）也曾被封为皇太孙。清朝在胤礽两次被废后再也没有立过太子，太孙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皇孙还是有的，雍正皇帝也明里暗里说自己能被父皇器重，也是因为弘历比较受爷爷宠爱。

在祖父和父亲双重宠爱下顺利接班的乾隆皇帝做得怎么样，同为（或者说曾为）清朝大臣的赵尔巽好像没有给他打满分，在《清史稿·卷十五·本纪十五·高宗本纪六》中，先是夸乾隆帝寿命长、在位时间长，“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於斯为盛”，然后话锋一转，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人寿八十为耄耋，八十岁以后的乾隆怠政而不放权，禅位而不退位，继位的嘉庆皇帝颙琰成了没嘴葫芦，权臣佞幸和珅却有了“儿皇帝”之称。“儿皇帝”要让着“二皇帝”，这也是乾隆嘉庆两朝交替之际独有的怪相。

自古人无完人，被张廷玉满口称赞的明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朱瞻基，被明朝人取了个绰号叫“蛐蛐皇帝”，我们上学时学的聊斋故事《促织》，开头第一句就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

宣德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当年笔者没读过《明史》，只知道“苛政猛于虎，蛐蛐要人命”，一度以为朱瞻基和“蛤蟆皇帝”司马衷是一类人呢。

直到看了朱瞻基写的《捕蝗诗》，才发现明成祖朱棣和明仁宗朱高炽确实教出了一个好儿孙，朱瞻基的诗文，还真颇有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悲天悯人之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几句，要不真是爱民如子，是写不出来的：“害苗及根节，而况叶与穗。伤哉陇亩植，民命之所系。一旦尽于斯，何以卒年岁。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视？拯民于水火，勖哉勿玩愒。”

朱瞻基的《捕蝗诗》写得比唐朝白居易、宋朝郑獬写的《捕蝗》都好，朱瞻基是要把蝗虫彻底歼灭以救民于水火，白居易的愿望是“以政驱蝗蝗出境”，郑獬则是怨天尤人，不但认为官府给老百姓捕蝗的报酬太低，而且还认为捕蝗根本就没什么鸟用，还不如听天由命，老百姓饿死拉倒：“囊提籯负输入官，换官仓粟能得几。虽然捕得一斗蝗，又生百斗新蝗子。只应食尽田中禾，饿杀农夫方始死。”

如果白居易生在明朝宣德年间，会被朱瞻基斥为以邻为壑，郑獬这位宋仁宗皇祐五年状元，一直不被王安石待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朱瞻基之所以写《捕蝗诗》，是因为宣德五年闹了蝗灾，朱瞻基除了修预备仓，出官钱收籴备荒之外，还专门告诫户部：“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减于蝗，宜知此弊。”

通过一首诗，一件事，我们就能看出朱家前几代皇帝，还在保持农民本色，而世袭大明建州卫指挥使的爱新觉罗家族，在南下进取中原后，除了雍正皇帝胤禛，似乎对老百姓都不太在乎，对农业也不太关心。

很多人都拿乾隆皇帝“普免钱粮”说事儿，其实在明朝，普免钱粮是惯例，在《明史·宣宗本纪》中，“赈”和“免逋赋”、“免税粮”，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笔者数了半天，愣是没数清——那是年年减免，最后连欠了多年的也全都不要了，那叫“免天下积年逋赋”。

朱家皇帝好像都有种地情结，从小备受爷爷和胖爹宠爱的朱瞻基也不例外。宣德五年三月，朱瞻基去祭拜先祖，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人在种地，居然兴致勃勃地接过犁上的木把（耒）推了起来，然后擦着汗对群臣说：“朕三推巳不胜劳（已经累得够呛），况吾民终岁勤动乎。”

乾隆下江南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朱瞻基出宫也是要花钱的，他扶完犁后，“命赐所过农民钞”，估计也很是破费了一笔。

朱瞻基总是笑呵呵的，但有时候也会急眼，宣德三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上奏请求开采珠东莞珍珠，朱瞻基勃然大怒：“帝曰：‘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

钟法保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最后放没放出来，史书没写，《明史》中他只出现一次就进了大狱。

这样写下去，就成了专门赞美朱瞻基了，为了公平，咱们还是往下看看同样面对蝗灾，乾隆皇帝是怎么做的。

在《清史稿·高宗本纪》中，“蝗”字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乾隆三年“八月丙戌，江苏海州、山东郯城等州县蝗。”朝廷忽略了蝗灾，只是赈济了赈湖南石门县、甘肃武威等三县水灾。

第二次是乾隆四年六月，“山东济南等七府蝗”。朝廷还是忽略，只是赈济了曹县河决水六州县灾民。

第三次是乾隆四年秋七月，“江苏淮安、安徽凤阳等府州蝗。”这一次，朝廷还是毫无反应。

第四次是乾隆九年九月，这一次乾隆皇帝终于行动了，但他的行动跟蝗灾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证实笔者没有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咱们把《清史稿》那一段都复制粘贴过来：“乙卯，上奉皇太后幸汤山。江南、河南、山东蝗。癸亥，上幸盘山。丁卯，上奉皇太后还宫。”

乾隆皇帝果然不愧为一代英主，其胸襟气度真非常人可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你闹你的蝗虫，我陪我的老妈，该吃吃该玩玩，蝗虫也还能咬了我的鸟去？

乾隆活了八十九岁，写了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诗，不要说李白杜甫只能望其项背，就是亚里士多德跟他相比，也得甘拜下风。

在乾隆的四万多首诗中，还真有一次提到了蝗虫，并且丧事喜办，虽然不合辙押韵也不对仗（那是乾隆御制诗的特点），但写得还是很有诗情画意的：“伊昔明皇即位初，贝州飞蝗害苗穗。乃有白鸟凡数千，一一喙啄蝗尽毙。”

从乾隆的《有鸟二十章·其十六》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乾隆朝不赈济蝗灾的根本原因了：蝗虫不用管，清朝有鸟！

小蝗虫，大灾害，仅看蝗灾面前“蛐蛐皇帝”朱瞻基和“十全老人”乾隆帝的不同做法和两首诗，可能还难以分出高下，但不知读者诸君对这两位皇帝如何评价？同为“好圣孙”，这两人最大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