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攻占金边的当天，就实施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计划，空前绝后

1975年4月，柬埔寨早早进入了夏季，骄横的太阳肆无忌惮地狂晒滥烤，椰林、村寨、灌木被晒得东倒西歪，目光所及，全是为暑气和汗液调和得粘稠稠的人影。战争的热浪和天气的酷热交织在一起，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烦躁。

金边，柬埔寨的首都，也是朗诺政府唯一还控制在手里的一座城市，笼罩在极度混乱和恐惧之中，每一天都处于抵抗政府的炮火打击之下，所有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被红色高棉切断，被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空中成了金边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4月5日，朗诺带着全家人离开柬埔寨，其名目是到印度尼西亚作非正式访问，另外再转到夏威夷进行身体治疗。当消息在金边传开时，人人都意识到，这位“高棉共和国”的缔造者，柬埔寨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总统，将一去永不复返了。

朗诺离开后，柬埔寨内阁的大多数阁员，都携家带口乘飞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踏上了海外流亡之路。朗诺走之前新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索哈科，没来得及登上总统宝座，便匆忙登上一架直升机，在国外做寓公去了。

4月12日，美驻柬埔寨大使馆，在《星条旗永不落》的国歌声中，驻柬大使迪安缓缓降下了这面自五十年代初就一直飘扬在柬埔寨上空的美国国旗。两个小时后，美国大使馆最后的82人乘坐直升飞机撤出金边，飞往东城边国际机场。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噩梦。

剩下的内阁成员寥寥无几，军队也完全丧失了斗志，空气中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人人都能预感到，朗诺政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4月17日，才早上6点多钟，太阳就把人们的皮肤烤灼得发烫了，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政府官员和军队都放下武器跑光了，整座城市一片死寂。

相比军政人员的惶恐不安，金边200万普通市民倒是显得很平静，城里的粮食早已告罄，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对他们而言，战争的结束意味着苦难的日子到了尽头。

他们都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静静地等待着天翻地覆的那一刻，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章。

慢慢地，一队队身穿黑色或橄榄绿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脖子上围着红色小方格围巾的红色高棉战士，出现在人们视线之中。

他们或乘坐坦克、装甲车，或者排成整齐的队列走着，从几个方向涌入金边市中心。他们全部荷枪实弹，有的士兵警惕地端着枪，巡望着街头的那些工事、制高点上的防御沙袋，随时准备反击。令市民们吃惊的是，这些手上拿着AK-47，肩上扛着机枪、迫击炮，身上挂满子弹的战士们，大多数都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年仅十四、五岁。他们用冷漠和警惕的目光审视着一切，对市民欢欣鼓舞的热情显得无动于衷。先前还是兴高采烈，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们，开始沉默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支陌生的军队。

他们更不知道的是，24小时之后，他们的命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悲惨的结局。

就在红色高棉攻入金边的当天，一项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计划便开始实施：金边市里的所有居民一律疏散出城，全部撤往农村。

这是一项空前绝后同时又非常简单粗暴的政策。在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之前，波尔布特及其同事们就制定了疏散计划:将金边200万城市居民全部撤到乡下，撤往农村，让他们在劳动改造中获得新生，同时取消货币，废除市场，废除财产私有制度。

广播里反复播送着临时政府的决定：由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束埔寨的失败，他们将派出轰炸机群对金边进行大轰炸，希望市民们作好充分准备，尽快从城里撤出。

军官们挥动着手枪，士兵们举着冲锋枪，大声催促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市民们尽快撤离。士兵们被赋予权利:对不执行疏散命令的人可以格杀勿论。

4月17日下午，市民们背着包袱，挑着担子，推着小推车，分别从当初士兵进来的几个方向仓皇出城。这次疏散，一无计划，二无准备，三无安排，就像驱赶羊群似的。

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扶老携幼的人群如蚂蚁般缓慢的移动，炎炎烈日下，不断有人中暑倒下，踩踏死伤者不计其数。

从4月17开始，这批从城市疏散到农村的人被称做“新人”，他们区别于农村原有的“旧人”，并在“旧人”的监督下，通过辛勤劳动的汗水来洗涤灵魂，以便获得新生。

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原本有两百万人，号称“东方小巴黎”的金边，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原本车水马龙、拥挤不堪的大街上突然间变得清静，市场里没有一个人，商店不再营业，学校没有了学生，工厂的机器也不再转动。

街上偶尔走过的，只有巡逻的士兵，唯一轰鸣的声响是汽车的发动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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