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秋涛将军回忆皖南事变与新一支队的突围经历

新一支队皖南突围

傅秋涛

(一)

1940年11月底到12月初，我皖南新四军积极准备戎装，根据党中央指示转移。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挡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

1940年12月3日，我军开始陆续出发，军部听属各部门人员和行李先行，军部机关及一部分部队，也于11日集中，待命出发。讵料颐祝同突然命令我军改道，不准经苏南敌后北渡，只准从繁昌、铜陵渡江。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即准备改道，但由于国民党故意泄露了这一军事机密，以致日伪军在铜陵、繁昌之间据点密布，将沿江要口严加封锁，江面上并有巡逻艇日夜扰，而江北国民党军李品仙三个师驻屯庐江、无为一带，配合日军遏阻我军北渡。在这种形势下，叶挺军长再次向顾祝同提出经苏南敌后北渡的要求，取得顾祝同同意。1941年1月4日，叶、项正副军长率部自云岭分左、中、右三路出发。不料，行军到泾县以南的茂林地方，竟被国民党冷欣、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重重包围，疯狂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实很明显，他们早已策划歼灭我军的阴谋，我军由于有的领导者右倾麻痹，上了他们的当！

国民党说我们“袭击友军，侵占阵地”，这更是颠倒是非，血口喷人。我军皖南的驻地周围不过五六十里，总共只九千多人，其中还包括文教和行政工作人员，而国民党在皖南的军队有十几个师之多。在外患当前的形势下，我军在皖南不但绝无袭击友军的思想和行动，相反，在行动上经常帮助国民党军队。例如，国民党五十二师有一排士兵当了土匪，被我们捕获。我们没有拿他们一枪一弹，而是收容他们，供给伙食和卷烟，并经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电话通知五十二师参谋长，把这一排人送了回去。但国民党方面对待我们则是经常搞摩擦，袭击和逮捕我们的人员。为了避免不友好行为发生，我们与他们订立了《对待友军条例》。他们不遵守这一条例，以致我方工作人员的行动仍很困难。倒如，我后勤人员到市镇上去采购物品，非派部队保护不可，否则，就有被抓去杀害的危险。就战场上来说，当日军进犯泾县时，国民党军把背向着故人而在我军击退敌人后，他们才挤进我军防地，及至我军克复了泾县、双坑，五十二师竟在双坑向我军射击。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没有还击。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必一一列举。总之，我军一举一动严格遵守军纪、命令，想不到受到他们暗算，造成重大损失。

(二)

顾祝同、冷欣等调动国民党军七个师，趁我军北移之际，组织围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已久的反共阴谋。因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坚决打击敌人，爱护民众，民众和我们心连心，到处打成一片，鱼水情深，一致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压迫，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我军。我们这次遭受围攻，充分表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许诺，决不可轻信，而我们的项英副军长，太相信他们了，以致上了他们的当。如果他们这次行动不是预谋，那么为什么顾祝同在我军北移路线问题上，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为什么他们的军队对日伪军作战时，行动总是拖拉迟缓，而当我军遵命北移时，行动如此迅速？为什么在我军北移出发前不久，把同情我军的部队调到后方去，而把积极反共的五十二师、四十师调到前面当先锋？又为什么我们北移出发前不发饷弹，一定要到他们指定的地点才发？

据我们所知，这次事变前，顾祝同、冷欣等在军事上作了如下的部署：一、本来想趁我们从繁昌、铜陵北渡时，实行南阻北打，后因我们改道东进，便采取东西夹击，东面借日军、汪伪军之力击我，西面则派重兵层层伏守，伺机袭击。所以我们在1941年1月4日出发， 到了六七日就遭袭击。二、在泾县、宁国、宣城之间，建筑碉堡，占据各重要据点，封锁各交通要道。三、在我们出发前，大肆逮捕同情我们的地方人士和我方工作人员，妄想孤立我们。四、突袭我中路部队(中路是二纵队和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同时派出特务到处宣传我军北移行动消息，故意向敌人告密，妄图借刀杀人，将我军一网打尽。他们这次军事上的整个部署是，企图先消灭皖南我军，再进一步进攻东路及苏北新四军部队，然后进攻八路军。这从他们一O八师、四十师调往太湖一带，而在华中、华北又调集数十万重兵，建筑层层密密的工事，可以证明。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军纪，所以要取消新四军”，这完全是适应他们政治上需要的投降卖国的宣传，明眼人自会洞烛其奸。

(三)

我们新一支队，当时编制原辖新一团、老一团两个团，约三千人。北移前改变支队番号，我队改为第一纵队(以下简称一纵）。我担任司令。部队驻在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军部命令，1月4日各纵队从驻地出发，到茂林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然后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4日晚，各纵队开始行动。我一纵各团、营分别从驻地出发，到大康王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在向大康王行军途中，天忽下雨，道路泥泞，加之山地崎岖，天又黑，行动缓慢，人困马乏，直到6日早上才到达，军部通知各纵队在大康王就地休息。6日，军部在茂林附近的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具体布置各队的行军任务，决定我一纵出球岭， 6日傍晚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球岭。可是敌一四四师已于6日占领了云岭、中村、章家渡、溪口等地，向我步步紧逼。7日，我们经过战斗到达球岭，中途曾遭遇敌五十二师、四十师拦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是在这时打响的。我一纵通过球岭后，向榔桥河地区行进，前面部队刚越过坑口一条小河，后续部队即遭敌四十师一一八团狙击，使我队首尾不能相顾，遭受了损失。一部分部队向北突围，由铜陵县渡江到达无为地区。另一部分部队占领塝山，8日与敌五十二师一五五团激战于塝山，9日敌军全线进攻，占领塝山，我们回到球岭，又与敌军五十二师发生战斗，11日被迫退到大康王，后来，曾在宁国日伪军据点附近的山里，停留了一个时期，观察动向，待机继续突围。在山中，敌军曾先后调集四个团的兵力来围攻，我们依靠山地有利条件，与敌军激战，但因带来的弹药和粮食均已告罄，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组织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以待突破重围。分散游击后，又有一部分部队遭到包围，敌军乱喊我的名字，要我投降。我们不顾一切，想尽一切办法突围，寻找散失队伍，以便集中再战。

我们这一部分部队，在向宣城方面突围前进中，敌军已在宣城附近山地与平原之间，设置了几道封锁线，企图使我们进退两难，但我们终于设法越过了防线。例如，离宣城五里许，遇有一0八师驻守，我们即绕道向孙家埠渡河，突破了他们的封锁线，过了宣城，进入当涂县境。国民党当涂县政府动员地方武装来拦阻我们，我们宣称是新四军先头部队，你们如果定要为难，我们就要开火。他们听后，态度不像先前那样神气，都说这是“上面的命令”，经过我们晓以大义后，结果都走了。到了东坝，又遇到敌五十二师一个团和挺进队，我们的汪营长被抓去了，身边仅有的几块钱也被搜去，结果汪营长设法逃回。到达下坝，又有敌军的封锁线，我们依靠当地民众帮助，用小船分批渡过了封锁线，到了溧水，渡过溧水到达溧阳，找到了我江南部队。我们就是这样且战且走，冲破了沿途重重包围和封锁，翻过了很多的山头，越过了三处铁路，渡过了四个湖沼而突围出来的。沿途也收容了不少突围的同志。找到江南部队后，休整了一个时期。我一纵突围散失的人员也有不少归队。

我们经过浴血奋战突出重围，虽然遭受了部分损失，但由于沿途依靠民众的帮助，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沿途民众对我们热情招待，并为我们打听消息，使我们知道了敌顽军的封锁情况。同时，沿途民众都很关怀这次事变，对国民党围攻我军，摧残抗战力量，都表示非常气愤，纷纷向我们问这问那。有的问起事变的真相，有的问我叶、项两军长下落，也有的问起对制造事变的祸首顾祝同等如何处置，等等。由于我们在途中消息隔断，都无法答复，但是这也足以反映民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意志。

我军在皖南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与日军浴血奋战，抗卫东南半壁河山，尽了应尽的职责。这次事变的教训非常深刻、沉痛。事实证明，党中央以前的指示“突然事变一定要到来”的正确性。（选自阮世炯、杨立平主编《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