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何以成了陶渊明的首席“粉丝”？平视陶渊明才能真正懂得他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书影。供图：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

中国文化史上有些大人物往往生前背时，而得盛名于既死之多年之后，其中少数最杰出的大人物，甚至会被捧上神坛去。前有孔夫子，后有陶渊明，皆其人也。

陶渊明生前先是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地方官会去看看他，送点礼物，朝廷也曾征他出山，没有办成。但在文坛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合当时的主流、时尚。

后来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鲍照、江淹模仿他的风格写诗，沈约在《宋书》里为他立传（入《隐逸传》），死去已久的老派诗人隐士渐有时来运转之意。到萧梁时代，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特别欣赏，重新为他写传，又开创性地为他编辑文集，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有道是“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文集序》）。这里先评其文之“独超众类”，后论其人之实为“大贤”，都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但是，萧统对陶渊明还是平视的，所以对他也有批评，重点是说他那篇《闲情赋》，没有把这个题材处理好，显得道德上不够高尚，“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陶渊明文集序》）”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萧统的这一意见，他这种凭心立论、对自己心仪的人物仍然保持批评的态度是非常之好的。他从陶渊明的文集中精选出九篇来放进他主持编选的《文选》，讲究的是好中选优，也并没有一味点赞，失去分寸。

到唐朝，对陶渊明的评价实行一分为二的风气仍然流行不衰，例如李白一方面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以表示对这位前辈诗人的钦迟，而有时却又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对老诗人之株守故园很不以为然。杜甫《遣兴五首》其三则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不管杜甫这首诗应当怎样理解，他对陶渊明有所批评是明显的。唐朝人一向平视陶渊明，此其所以为盛世也。

到宋朝不同了，人们普遍看好陶诗，尤其是领一代风骚的苏东坡对陶诗的艺术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动手，追和陶诗，写了一百多首。经过大诗人苏轼的强烈鼓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得以确立，陶渊明任真飘逸的形象亦复得以完全确立。诗是超一流的，人也代表着理想的人格。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高到无以复加，“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东坡续集》卷三），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人。苏轼乃是陶渊明的首席“粉丝”，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早前沈约已经说过他“耻复屈身后代”（《宋书·隐逸传》），而赵宋时人又提出所谓“忠愤说”，称陶渊明为东晋的忠臣，说在东晋、刘宋易代之后，他始终忠于原来的东晋王朝，对篡权上台的宋武帝刘裕非常愤恨，“耻事二姓”。陶渊明政治原则正确，道德情操高尚，于是他更成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完人。一大批宋代学者和批评家如韩驹、汤汉、朱熹、真德秀，在“忠愤说”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实陶渊明对于东晋并无忠心耿耿的意思，他对刘裕的某些做法确有保留，在《述酒》诗中讽刺过两句，但也就如此而已；他并未反对改朝换代，态度也相当平和。但是在中国古代，忠君的思想非常深入人心，陶渊明既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如果他同时又在“大伦大法”上符合传统礼法的崇高原则，岂不甚好，于是“忠愤说”一向非常流行，历久不衰，而且越来越扩大化、神圣化，到最后，陶渊明已成了近乎神坛上的人物。

这样的议论车载斗量，不一而足。陶渊明有许多意思本来比较明白的诗，也被硬性解释到忠于旧朝、反对易代这个重大主题上来，多有牵强附会、相当可笑者。试举一例以明之。他有一首题为《九日闲居》的诗，小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知全诗大意在于感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菊花酒喝，只好干吃菊花。诗云：

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里说自己爱饮菊花酒是为了争取长寿（“斯人乐久生”）。人们都非常重视重阳节（“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这时天高气爽，最为宜人；而我时运不济，竟然没有酒可喝了。酒杯空空，多有灰尘，菊花徒然地开得很盛，只好“空服九华”，如此亦聊胜于什么都没有而已。陶渊明酒瘾上来而无法解决，痛苦得很，无聊得很，于是说酒喝不成，那就来唱歌吧（“敛襟独闲谣”），隐居生活里总还有其他乐趣（“栖迟固多娱”），并非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这样来安慰自己，亦属人之常情。

就是这样一首大旨相当清楚的诗，“忠愤说”的重要倡导者汤汉却将它硬拉到政治上去解释，说什么“‘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二）。后来清朝学者邱嘉穗进一步发挥说：“前辈既以‘空视时运倾’句为指易代之事，则自‘尘爵’以下六句实有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此则陶公所自叹为深情者也。诗中‘蓬庐士’，公自指也。‘时运倾’，晋、宋代谢也。”（《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似乎晋、宋一旦易代，诗人马上就没有酒可喝了；其实古代顶层政局的变化对于基层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信奉“忠愤说”的专家们不仅把《述酒》以至《九日闲居》等诗都说成是关于政治的谜语，而且把许多优秀的陶诗都解释得云山雾罩的，似乎都与晋、宋易代有关。陶渊明在他们的诠释系统里巨变为东晋的遗老、坚决反对刘宋王朝的斗士、坚守专制主义“大伦大法”的样板，然后就匍匐在这位政治正确之道德标兵的座前顶礼膜拜。

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懂得他。

鲁迅先生曾多次论及陶渊明，有种种卓见，他又有一个总的意见说，此公如果“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出题目让后人做文章了。笔者颇有志于响应这一号召，彷徨多年，不觉已老，现在打算交出答卷，请同道批评指正。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曾任该校中文系主任，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及鲁迅研究，著有《魏晋文章新探》《建安文学史》《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诗人鲁迅》《中国中古文学史》等书。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一书引言，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