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出川，归来仅剩我一人

一九三七年阴历的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一早吃过饭后，步行出征。

西充县的公路旁站满了送行的人，有送水果的，送热鸡蛋的。

几个缝衣工人拾了一笼热包子，热情地向这些抗日的壮士们分送，激动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来。”

在鞭炮声和口号声中，队伍缓缓向东移动。

父送子、妻送夫、兄送弟、同学邻居一直送到朱涯庵还依依不舍。

谁会想到，这天出征的八百壮士，最后归来仅我一人。

我出生在四川西充县占山乡一个世代耕读之家。

我三岁丧父，弟兄四人，姊妹五人，里里外外靠母亲撑持。

那时家有田约二十亩，地十余亩，大部分佃当出去，自种薄田仅可维持生活，交粮纳税得靠出当田地或借贷应付。

日本占我东北后，抗日呼声就此起彼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第二天，西充县地下党员就联络进步教师和爱国人士成立了“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

大家街上、农村昼夜奔忙，张贴标语、漫画，用说唱、表演方式动员大家抗日。

经过后援会一个多月的努力，全民抗日的理念深入到西充村村寨寨。

到阴历的八月十九日，占山逢场。

街上到处可见红纸告示，呼吁有志知识青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

群众连买卖也不做了，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老师们激情讲演：

“同胞们！青年们！日本兵占我东北，杀我父老，奸我姊妹，抢我财物，抓我青年做苦工，现在又向我华北进攻，他们一心想灭亡我们......我们不当亡国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光荣......”

第二天又是占山古佛会，做会唱戏，热闹异常。

老师带领学生来街上演文明戏，人山人海挤着观看。

当演到日本兵拿刀向中国妇女头上劈去时，人们都惊叫起来，愤怒地连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

有老师站在茶馆凳子上演说：“日本那个国家像条鱼一样，人没有四川多，地方没有四川大，只要我们团结抗日，一定能打倒小日本......”

也有老师拿出打日本的漫画，挂拉洋片（西洋镜）柜子里，佛婆婆们佛也不拜了，都来围观。

古佛会变成了抗日动员会，当天就有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

第二天，何注江老师来到我家，动员我也去参加抗日。

他和我们家是亲戚，他说这是青年报国立功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何老师告诉我：“你如往北走就到延安，往东走就到武汉，那里有青年抗日组织……”

说完，他又去给我母亲做动员工作，说青年人要有点出息，当亡国奴什么也没有了，哪能安心读书......

何注江老师为人正派，信得过，说的话也有道理，这是打国仗，不是军阀混战。

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国家亡了还有什么个人前途。

我考虑去，但得要母亲同意。

母亲最爱我，她听何老师说得有道理，又舍不得我离开。

想了半天，含着眼泪说：“儿啊，去吧，为国家出力，在屋里也没啥。”

得到母亲同意，我当天就同何老师上街报了名。

到阴历八月二十六日，乡上通知义勇壮丁在街上集合进城。

我妻比我大几岁，几天来只是背地流泪，我们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她现在又怀着身孕，只说了一句话：“要写信回来啊！”

离家的那天，早晨她要给我煮干饭，家里米不多，要留给孩子吃，我借口说想吃稀饭。

这顿稀饭米多菜少，女儿吃得很香，她不知道爸爸要出征远行。

我摸摸女儿的头，含着眼泪，硬着心肠走了。

妻子没有送我，她端着碗流泪，见我出门她就把门关上了。

我提着包袱去辞别母亲，母亲送我到当门，她站在田坎上望着我，我走上南门山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

我躲在黄角树下望着她，眼泪直淌。

我父亲死得早，靠妈把我兄弟姊妹养大成人，妈很苦。

妈呀！儿走了！谁知这一别，竟永别了！

母亲望着我的那个身影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哥哥不放心，跟上街来了，他拉着我到于冢茶馆喝茶，再三叮咛我保重。

直到我们集合了，哥哥还站在那里望着我，不想离开。

占山共有18人参加，联保主任和几位绅士办了几桌酒席欢送，我们在鞭炮声中进城了。

八月二十七日全县集中义勇壮丁856人，大部分是学生，共编成八个连，干部是从中挑选的壮丁担任。

下午开欢送大会，主席台横幅写道：“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欢送义勇壮丁出征抗日大会”。

对联写道：“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乡关”。

壮士们对这下联发出议论，认为不够景气，有“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味道。

有人说能改成“百战平胡虏高奏凯歌”就好了。

家乡人民还送了我们“为民前锋”“抗战到底”两面锦旗。

每人发了点路费，还准备了信纸信封，署名为“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授会赠”，要壮士们把胜利消息及时向县上汇报。

八月二十八日一早吃过饭后，步行出征，途中有民主人士来检阅队伍，我和几个年小的站在排尾，检阅人员说：你们还小，转去，过两年再来。

我们说：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抗日嘛，我们抗日决心已定，当不了战斗兵当勤务兵也要去。

检查人员点头说：好！好！

这样继续步行到合川，由合川坐木船到重庆。

重庆受训后，年底补充到43军26师。

“西充壮士”单独编成野战补充营，开赴江西景德镇石门街训练。

训练中家乡壮士刻苦认真，射击不及格或刺杀输了一枪的，经常半夜起来练臂力，战斗技术均达到优秀标准，随即分配到第一线连。

有三人分在师部通信连，各团壮士们的作战情况，都通过他们向县上汇报。

1938年5月，我们在江西湖口殷家山守江防阵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我进攻，我第一次和日军作战。

机枪班坚守在第一线阵地上，班长牺牲后，日军虽被打死打伤十余人，但进攻的势头一次比一次强，跟波浪似的。

激战至中午，阵地开始被日军突破，白刃战开始。

我和傅继尧跳出战壕与鬼子对刺，战友们人多势众，又悍不畏死。

傅继尧被日军的步枪子弹从前胸击穿后背，鲜血如注，要求他撤下阵地，送医救治。

但傅继尧只让卫生员上了点红药水后，继续与鬼子对刺，直至将日军全部赶下阵地。

这一战，西充壮士伤亡10余人。

我随后在77团3营7连当班长，全连和敌又激战一昼夜，伤亡20余人。

活捉敌兵两名，二人很横蛮，把其痛打一顿拖到营部，副官给他端碗水去，冷不防被他一脚踢飞。

副官踢他几脚头，拖往团部法办。

两战下来，长官们感觉正面接敌后，西充士兵在战场上剽悍善战，敢打硬仗。

后来在赣江、浙江绍兴等守备战中，家乡壮士又得到实战锻炼。

1939年2月，我升任本营机枪连代理排长。

在进攻南昌时，西充壮士又伤亡100余人。

南昌之战后，黄埔军校来部队招收青年军官。

我考入该校三分校军官班八期二总队，在江西瑞金学习。

1940年8月毕业，回原职任少尉排长，我放下行李立即参加第二次进攻南昌战斗。

此次战斗是三、六两战区联合举行的，总指挥是罗卓英。

当时26师编入49军，旅长王克俊率两个团穿过敌碉堡群直插牛行车站。

炸毁敌坦克数辆，并捣毁其出发阵地，又直逼敌飞机场，予敌重创。

我军校同学黄国康当了半天排长，率队冲锋阵亡。

我营在攻隆昌桥敌阵时，伤亡很重，七、八连缩编为两个排，只九连完整。

营长命令我排放下机枪，拿起步枪夜袭唐溪周敌阵，士兵们心里不舒坦：平时拾重机枪操练，战时拿起步枪冲锋。

我只好身先士卒带头前进，进入敌铁丝网后却异常沉静，打了一天，夜晚在阵地上却不见敌人。

我进入村沿，举脚不敢落地，不知敌人会捣什么鬼。

夜暗、怕触雷、怕埋伏、怕陷阱、怕中毒，为弄清敌情，横下一条心前进。

原来，日军把前沿守兵撤到村内大庙假眠。

我看见庙门前两个守兵，一盏马灯，指挥全排向庙内敌军突击。

打死两个守兵，冲到庙前，只听敌人在庙内骚动，不见敌人出来。

我急令撤退，刚撤到村沿，两股敌军合围，我恰好撤出合围圈外，险些被“包饺子”。

我排被迫沿水塘边与敌对峙，坚持到第二天下午，说105师来接防，但在阵地后面迟迟上不来。

到第三天，我派人和105师联系上，深夜才撤退下来。

撤退时，我观察到敌人发射的子弹弹道很低，我要士兵们伸着腰沿道路跃进。

我和三个士兵负伤，伤口都在腿上，如果弯着腰就会伤到要害。

营长以为我排全部牺牲了，看到我们下来，他很高兴，直招呼找地方休息。

我们已是疲惫不堪，倒在路旁动弹不得。

战后住进贤县整补，我调升师部特务连中尉排长。

各团壮丁代表来我处商量向“后援会”写报告，西充壮士伤亡300余人，怎么告慰乡人是好？

这次全师团、营以下官兵伤亡二千多人，49军军长陈安保阵亡，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

友军79师师长段林茂作战不力，到重庆开作战检讨会时，军令部部长白崇禧问：“军长阵亡时，你在哪里？”

段答：“部队顶不住垮下来了。”

白问：“是部队顶不住还是你顶不住。”

段无言对答。

白说：“进存退死，军法官带下去依法枪决。”

我们全师在进贤县层层开作战检讨会、追悼会、评功会。

西充壮士在作战中冲锋在前，奋不顾身，舍身炸敌堡，舍身炸敌坦克不计其数。

咬着鬼子耳朵下河拼命，敌我双方刺刀同时插入胸膛一齐倒下等英勇战例很多。

全师22名勇士得奖，西充壮士就占11名。

西充壮士有一种口头语，开口就是“老子”“锤子”。

官兵们都带着幽默的贬意，把我们喊“锤子”，并说我们“很扯”。

带兵官都知道，没有顽强性和好胜心的兵不是好兵，所以又都喜欢我们。

经过多次战斗表现，“锤子”成了英勇善战的“铁锤”，由贬义变为褒义。

师长王克俊对“锤子”很感兴趣，战斗激烈时，他总要同营、团长说：“你那里还有好多‘锤子’。派‘锤子’搞突击嘛。”

好多突击队、敢死队都是“锤子”领队，成功也多，伤亡也大。

我被提升较快，人称我为“大锤子”。

南昌战后，大部分西充壮士都当了班长、排长，在基层起骨干作用。

两次南昌攻击阵亡将士遗体都埋在江西进贤县抚河边梁家渡26师阵亡将士公墓。

我们怀着沉痛心情，凑钱买了祭奠品，派代表到公墓去祭奠。

那里黄土累黑，遍地血衣白骨，饿狗成群，瘴气扑鼻难以接近，黄昏月冷，亲人在何处。

据扫清战场的卫生队士兵说：“我们都是带着防毒面具去收拾遗体的，人已分不出个数来，用工具将尸体钩上担架，抬下来埋起就是。”

我们在公墓边点烛奠酒、烧纸招魂，禁不住嚎啕痛哭。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件件难忘的往事都涌上心来！

我们在战前都曾宣誓：为了振兴民族，要英勇战斗。

并互相约定，没有被打死的要向死者家属通封信，谁要活着回去，谁就要向“后援会”的父老兄弟们报告我们作战情况，并去慰问一下死者的家属。

想到死者的家属，也想到自己的家属。我们的家信都要互相传看，看到有的家属受保甲长欺凌，无不感到伤心。

看到公墓此情此景，我们含着眼泪宣誓：要为战友报仇，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为了振兴民族，决不辜负西充人民“为民前锋”“抗战到底”的嘱咐。

在战区，经常看到日军暴行。

日本兵先是在浙江、义乌县境用鼠疫和细菌制造无人区，炊烟断绝，尸横田野。

我们在火车上看到“路倒”还在爬动，没人救护。

当时医药缺乏，为避免灾情扩大，对灾区实行封锁，车辆过境不准停留。

民族的空前浩劫，目不忍睹！

1941年5月，在江西、高安县城郊，日军狂轰滥炸、奸淫妇女，一些妇女被强奸后又遭残杀，财物被抢光，家毁人亡！

幸存者房屋被毁，衣食无着，哭母呼儿，到处流浪，烽火漫天，哀鸿遍野！

一年后，日军悍然发动浙赣战役，更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造下累累罪行。

8月日军在江西广丰县南街河坝大屠杀，留下男女老幼五百多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

一个妇女被杀，孩子抱着母亲的头，鬼子又把孩子一刀砍成两段，孩子的眼睛、嘴巴都还张着。

营长陈檄文单腿跪在地下，抚摸孩子的眼皮，放声痛哭说：孩子呀！你有深仇大恨啊！叔叔来迟了，对不起你呀！你去吧！叔叔一定为你报仇！

此时，群众来报，鬼子在水南街杀人，团长命令我营猛攻。鬼子先用刀劈，遭我猛烈攻击又改用枪杀，群众挣扎跳河逃跑。

鬼子被我营赶出水南街，少数群众得救。

现场惨不忍睹！

整条河坝是鲜血和热泪，悲痛的哭声和愤怒的誓言。

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满面泪痕，各自宣誓要为民族报仇雪恨。

西充义勇壮士身受民族灾难的现实教育，在抗战过程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不管战斗如何激烈，总是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并互相勉励英勇战斗。

半壁河山，一片凄凉，往哪里去！

为阻止日军南下，我26师在仙霞岭一带设防，严阵以待。我率8团第7连于峡口设置潜伏阵地，延伸到龙溪村，设下排哨......

见敌军指挥官在二度关口站立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不知搞什么鬼。

突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几里外的山地像天崩地塌一样，炸得敌兵哇哇直叫，连人带马滚落万丈深涧。

日军退走无路，血肉横飞，抛尸暴骨于山涧。

血战几日，痛快利落地打了个漂亮仗。

此时，西充义勇壮士大都担任了连、排长，在全师起骨干作用。

抗战坚持到1944年夏，日军为固守杭州，凑集一个旅团兵力，企图出诸暨，占义乌。

进而窥我金华、兰溪，相机袭取龙游、衢州，击溃我主力，破坏衢州机场。

第三战区司令部决定，在义乌作第一抵抗线，先予敌以重创，再诱敌至金、兰地区聚而歼之。

当时军民、军政之间协调不力，友军之间互相猜疑。

敌人一出诸壁，义乌守军就准备后撤，人心惶惶，难民涌道，互相惊扰。

敌人到了义乌，金、兰混乱，敌人到了金、兰，龙、衢混乱，军队且战且走，敌人尾追直入，直抵龙游。

此时，南昌守敌又派出兵力沿浙赣路进犯，以配合其行动。

战区若不抵抗，上饶将无立脚之地。

6月上旬，第49军从龙游正面阻击敌人，第21军在常山、招贤一带集结，准备策应。

义乌、金兰两线暨设阵地委而不用，龙游无工事、地形不利守备，被迫应战十分不利。

上级决心动摇，连排斗志松懈，战线难稳，又决定退守衢州。

中旬，军长王铁汉决定以第26师78团守衢州。

师长率76、77两个团在105师掩护下撤至大溪滩整顿，105师沿铁路线阻击敌人。

摆成一个挨打的架势。

敌以一部与105师接触，主力穿插，包围了衢州。

此时，敌后方远、补给困难，兵力疲惫，深入无援，已成强弩之末，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我以衢州为核心，占地形、人和之利、外线为我控制，可予敌以再包围，只要决心打，断其归路，内外夹击可以全歼敌人。

可惜“抗战将军”虑不及此！

我第78团团长于丕富，山东人，黄埔军校10期毕业，三十岁，为人刚直，英勇善战，勤奋廉洁，爱护部下，有抵制歪风的气魄。

78团在淞沪战役中伤亡很大，补充了一批西充义勇壮丁，他们有爱国热情，经过几年战斗锻炼，成为基层骨干。

该团战斗力较强，纪律比较好，经常承担重要任务。

衢州虽然被围，官兵们听见铁路沿线枪声激烈，士气很旺。

王铁汉军长对78团这个番号的名气他是喜欢的，但他讨厌这批不阿附自己的人。

于是，在紧要关头，私人恩怨代替了民族利益。

6月26日拂晓，王铁汉命令：“78团向沙漠滩突围，12时有21军接应。”

团长考虑了突围部署，计算好时间，指挥部队撤离阵地冲出城垣。

可经过河坝于12时到达沙漠滩时，才发现那里全是敌人火器阵地，不是21军。

全团官兵1800多人，尽暴露于敌人预设的有效火力之中。

围城之敌，趁机登上城墙，堵住退路，部队进退不得，在戈壁滩上惨遭毒杀。

此时，我任78团第三营副营长，正奉命到江西玉山接收新兵补充部队。

等我率领新兵营返部，经过大溪滩时，师参谋长黄惕斋派人拦阻我，要我就地收容伤兵不要上去。

我知道团长身边无人，团附、副官都下连队代理指挥去了，我要求带几个人上去协助团长指挥。

参谋长连连摇头，心情沉重地说：“战况有变，只准下来，不准上去。你能收容一个人算一个人，收容一支枪算一支枪”。

我预感战况不利，惶惑不安。直到黄昏时刻，才从衢江漂流出来两人传来噩耗：

有下河逃命的，却被城墙上敌人瞄准射击，刹那间血染衢江，忠骸遍地，全团复灭。

军队加随军突围的民众，两千多人尽倒于血泊之中。

官兵们嚎啕痛哭！新兵也淌着眼泪，要求参战杀敌。

到第二天中午，共收容幸存者二十余人，状至凄惨。

于团长坚守水亭门掩护部队过江达5个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不撤退直至战死，在埋葬于团长的遗体时，子弹是从正面击中于团长的前胸。

我们噙着眼泪，准备开追悼会，师参谋长亲自写挽联，满腔悲愤地奋笔疾书：“我独伤悲失战侣，谁为剪纸招忠魂......”

9月，部队住江西广丰县整训，我奉命将全团残部和新兵编成团直属队和一个营。

王铁汉第一号命令就派来78团团长、团附、营长、主任等五个校官，全是他的亲朋故旧，毫不隐讳要将78团变为私产。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在师部作战检讨会上慷慨陈词质问：

为什么有利战况不打，而要突围？

为什么突围时自己有力量不用要依靠远在四十里外的21军？

为什么把突围集结地选在战术上称为“死地”的戈壁滩上？

这是为什么啊？

到会军官一致哗然愤怒地提出向司令长官顾祝同、总司令李觉控告揭露此事。

李觉亲来部队慰问、安抚，并命令王铁汉收回第一号人事命令，其阴谋未遂。

11月我到战区作战人员研究班学习战术，顾长官亲自召见我，询问衢州突围情况，他对78团的复灭感到极大的悲痛。

多难兴邦，中国人民何时才能真正站起来了？

龙衢战役之后，西充壮士只剩下三个人了。

1945年8月8日，我军奉命直逼杭州。

在进攻昌化县城时，77团为主攻，该团有西充壮士两人都任连长，在突击城垣时阵亡。

这时，全师只剩我一个了。

8日夜，师长曹天戈命令我率一个加强营，从敌后插入昌化配合77团歼灭守城之敌。

我指挥突击队在挑灯巷争夺制高点时，敌向我猛扑，激烈巷战中，我身负重伤后昏死过去。

战友突围时拖下我的尸体，发现还有微弱呼吸，便把我抬上担架，紧急包扎后准备送去后方治疗，

我在转院的担架上听到鞭炮声和欢呼声：“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仗。

我是打完最后一仗离队的西充义勇壮丁。

“后援会”的乡亲们，我八百壮士实践了出征时“为民前锋”“抗战到底”的诺言。

我战场三次负伤，血洒沙场筋骨尚健，没想到当营长打完的最后一仗，差点要了我的命。

躺在医院治伤，没有麻药，在取背脊骨上的弹片时，两个人按着，医生喊忍住点。

他用铁钳钳住弹片往外扯，连骨带肉都扯下来了，再用碘酒洗伤口，人痛昏死过去了。

关云长刮骨疗毒，这滋味我不敢再来第二次，小腹里、嘴唇里的弹片只好瞒着医生，成了永久的纪念。

1945年12月初，我率领部分伤员提前出院。

从江西婺源第五后方医院到江苏常州师部，关山千里晓行夜宿。

沿途时劫后余生的群众，有的在为死去的亲人扬幡招魂，化纸痛哭；有的在收拾破瓦残墙，重建家园。

胜利代价都极其惨重，老兵、人民都急需休养生息。

到了师部伤员各自归队，我留住旅馆候差。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无奈长官们正忙着“劫收、求赏”事宜，一直无人管我这赳赳武夫。

旅舍黄昏，寂寞寒窗，乡思萦萦！

我的战友哪去了？我的儿女妻小如何？谁无儿女私情？

我赶去向师长报告回家看看家小。

想想叱咤疆场的铁锤子，西充八百壮士只剩我一个了。

当兵人未必只能杀家告庙、马革裹尸，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回家一趟，向西充“后援会”父老们扯个回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

殊不知竟遭白眼，一不准假，二无路费。

师长说部队要整编，要我仍回78团第一营，那是衢州战后我组建起来的营。

官兵们都要求我回去，团长派马夫来接我，到团后，团长说：你暂到第一营任副职，马上调整。

我的回家之路，还有漫长的二十多年。

查资料得知，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曾在肃王庙旁立了一块木质纪念牌，表达家乡父老对“八百壮士”的缅怀之情。

木质纪念牌早已不在，但李宏毅为八百壮士手书的“札记”流传了下来。

西充川军的“八百壮士”，只是抗日川军的一个缩影。

抗战八年，350万川军走上抗日前线，伤亡60余万，川军官兵前赴后继，大家都清楚这是一场“国仗”。

抗日，是为国家兴亡尽忠，为民族复兴尽职，是荣光。

抗战结束后，新的战场上，李宏毅有了新的名字，新的使命，和新的战线。

在时代汹涌的浪潮下，李宏毅说：“我不能左右局势，总可左右自己。”

周五，我们继续讲述他的传奇。

作者：李宏毅 编辑：霞姐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