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为官廉洁，一路升至副国级，为何两位元勋人物反对重用他？

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423期。1965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同志病逝。他的追悼会规格极高，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柯庆施生前很受中央重用，是一名仍有发展空间的高级干部，毛主席都为他的死感到惋惜。而且柯庆施为官廉洁朴素，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在他去世后，家属后人也没得到什么物质上的优待。如此清廉程度，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非常难得，值得称赞。

但有两位原中央领导，却并不认可柯庆施，甚至对他的品格有所质疑。这两位领导都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一位是少奇同志，另一位是彭德怀元帅。为什么像柯庆施这样廉洁的干部，却难以得到两位元勋人物的认可呢？乍看似乎有点奇怪。

柯庆施有优点，却也存在着不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思想激进，爱迎合上级、拐弯过于“灵活”了。他不图物质利益，但对仕途功名有着极强的欲望。这样的人如果获得较大权力，往往容易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有不少。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薄一波等同志因为叛徒出卖，被捕进入国民党监狱，长期得不到释放。柯庆施当上北方局组织部长后，向上级提出要“用灵活手段营救出这些被捕的同志，同时可以加强北方局干部力量”。这本是好事情，但他的具体办法令少奇同志感到挠头。

柯庆施说：组织可以作出证明，让这几十个人办理“假投降”手续，出来之后继续为党组织工作。这句话让少奇同志很不舒服，我党作风历来严谨，“假投降”这种事没有公开做过，尤其是这么大范围地去做。用党的名义做内部担保，少奇同志更是不能同意。他认为即使这个办法成功了，救出来的人将来也可能会有后患，影响到政治生命。这种事情，毕竟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得清。（少奇同志有远见，六十年代确实出现了问题）

但在柯庆施的强烈提议，以及保护革命同志的出发点之下，最后少奇同志做出了妥协。但对柯庆施的工作方式和思维逻辑，却从此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几年后薄一波成了柯庆施的上司，由于有救命之恩，加上长期工作中比较认可对方的能力，薄一波对少奇同志提出，要提拔柯庆施，让他进入华北局。

少奇同志并不支持薄一波的想法，对这样的用人选择存在疑虑。但为了让薄一波放开手脚去做工作，挂职华北局第一书记的少奇同志，最后比较严肃地表态：你非要用这个人，那你就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这其实算是非常有条件的让步了，是想让薄一波三思而后行。但薄一波还是坚持了任用决定，后来柯庆施的职务越来越高，建国后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私底下被人称为“上海王”。

而彭老总之所以反感柯庆施，跟59年庐山会议有比较大的关联。原本彭总是主抓军队工作的，和柯庆施之间没有很直接的工作交集。但彭总当年就“大跃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柯庆施预感，彭德怀接下来可能会陷入“路线问题”，遭到反右冲击。于是他悄悄拿走了彭总在会上的发言稿，仔细研究，还让自己的秘书准备材料，里面很多东西是连夜跑回上海拿的，结果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柯庆施因为提前做了“功课”，准备得当，在批评彭老总的时候火力很强，客观上他因为政治站队而为自己赢得了个人晋升的空间。1962年，彭总专门给毛主席写信，提出“中央不能重用投机分子”。但彭总当时处境特殊，已经没有实权，这封信并未真正影响到柯庆施的前途，不久后他反而成了国务院副总理。

而柯庆施真正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恰恰是他在上海的那段“辉煌期”。由于思想很左且能够揣测领导意图，他采取的措施使得不少老干部受到冲击，陈云、周总理等人的“纠左”正确意见受到批评，反而柯庆施被树立为典型。在上海，柯庆施培植了不少有同样思想倾向的人，比如张春桥，就是柯庆施大力提拔起来的，同样擅长政治投机，那里成为相关集团的“大本营”。如果柯庆施活到了1966年后，可能会给国家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他早早离世，关于之前的一些有争议的做法，国家没有公开追究，跟那几人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