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

作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本文刊于2023年10月25日《中国税务报》。

为进一步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与总量性政策相比，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扶优限劣”，能够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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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政策工具具备“扶优限劣”的作用，未来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

近期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指出，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抓手，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没有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难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历来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第一。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特别在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处于重塑、重整、重构的关键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国家也在不断强调“再工业化”。据统计，美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20%，但70%的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源自工业领域。现在的企业已经由原来的注重低成本、高效率、高盈利，转向更加注重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等，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自贸区建设也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顺应新工业革命发展潮流，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

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一是新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尤其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新技术。新型工业化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业化，其技术基础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是基于数据和技术创新之上的工业化。三是新产业。一方面，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产业得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造和催生新产业。四是新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要在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应坚持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和主要特征，应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力，推动产业基础再造，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应推动强链与补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锻长板补短板。对内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拔得头筹。应实现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攻关上的优势。

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从政策实施效果看，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支持了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政府采取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了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十年来，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为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持。除贴息贷款之外，央行还加大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了支持制造业发展、支持绿色发展、支持技术改造等货币政策工具，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1.91%提高到2022年的2.54%，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为进一步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与总量性政策相比，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扶优限劣”，能够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除了降准降息的总量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外，应特别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结构性财税政策和结构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应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企业上市。在结构性财税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比如允许企业对其所购买的尖端技术设备加速折旧；同时减小对低端化、有污染的工业企业的税费优惠力度，发挥税收引导作用，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加快步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结构性产业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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