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火车头：他们是中国最穷的俱乐部，却有着最好的青训体系

一九二六年，天津民园体育场建成使用，各种活动和体育赛事不断。二零一二年，天津民园体育场被拆除改造，这座中国最早期的体育场，还有二十四年就迎来一百岁的生日。

一九五零年，天津铁路队成立。二零零四年是中超元年，他们更名天津京铁火车头足球俱乐部。十二年后，天津火车头宣布退出中乙联赛，球员们甚至还没能穿上他们最新的比赛球衣。

当时，天津火车头距离成为中国第一支百年俱乐部还差三十四年。

“火车头的退出，是历史的必然。你去看看他们破旧的体育场，看看落后的设施就知道，能够撑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

行业体协

火车头足球队成立的时间，比主管单位火车头体协还早两年。

一九五二年成立的火车头体协，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行业体协，隶属于铁道总工会，是铁道部的直接下属单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煤矿、银鹰、前卫、水利、邮电、林业等部门相继成立体协，火车头体协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火车头体协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体育突出贡献奖”。

“行业体协，这个模式是从前苏联学来的，火车头这个名字，都是学的前苏联。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垄断行业，依靠这些行业生存的体协，更是从来不会为钱担心。”

在大量资金的加持下，免费学足球成为火车头吸引球员加入的最大优势，“无论是住宿吃饭，还是外出比赛，都不收钱。”

时至今日，经过职业化初期的足球人，提起天津火车头抓青少年培养无不竖起大拇指。他们专挑穷人家的孩子，不但不收费，而且刻苦训练的还能每个月领到零花钱。

但是好日子并不长远，随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不断深入，以往“不差钱”的火车头开始力不从心。

当时，同样是行业体制背景下的前卫寰岛、八一队，在职业足球的成就上，要远高于火车头队，但是因为体制原因，早早就退出职业联赛。

二零零零年，按照中央党政军不能办企业的要求，前卫寰岛退出联赛，球队整体出售给重庆力帆。

二零零三年，军旅八一队也退出联赛，一线队球员转投其他队，梯队被变卖给长春亚泰和上海申鑫。

此时，天津火车头也在解散的生死边缘挣扎。

职业年代

一九九七年，火车头开始市场化运作，但这次尝试作并不成功。

冠名球队的宁波杉杉集团，迟迟资金不到位，上级单位要求球队为全运会锻炼队伍，这些都严重拖累火车头征战联赛，最终以倒数第一的成绩降级。

年底，转会到深圳平安的火车头球员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时，在深圳机场被安检人员查出随身携带七十万巨款，事发后，外界都猜测这是平安俱乐部给赵斌个人的签字费。

作为职业化后火车头青训的第一代产品，赵斌的转会费和签字费在当时轰动了社会。

一九九八年，球队以“火车头皖北矿务局”的名字征战乙级联赛。但是火车头并没有把升级列为目标，赛季一结束就退出职业联赛。

当年，他们将一线队整体卖给了深圳平安，这批球员中包括李玮锋、李毅等后来中国国家队的肱股之臣。

一九九九年，火车头又把自己的第二梯队出售，曲波、杨君、白毅等五名球员以打包价四百五十万出售给青岛海牛。

二零零零年，火车头出售自己的第三梯队，杨程、关震、苑维玮等九名球员加入山东鲁能。

连续的卖人套现，让火车头元气大伤，一度阔别职业联赛五年之久。直到二零零四年，球队才重新回到中乙赛场。

从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零年，火车头连续七年杀入中乙决赛阶段比赛，可惜也连续七年冲击中甲失利。

火车头最困难的时期，是从二零零九年开始的。那时候，俱乐部打算退出足球，解散梯队。

冯仁亮、宋博轩和王冠伊被一起打包卖给上海申花，吴兴涵加入山东鲁能，王上源加入北京三高。

二零一零年底，火车头解散了一线队，再次退出职业联赛。

两年后，火车头再次回归职业联赛，但成绩一落千丈。此后两个赛季，火车头连续三年止步于北区预赛。

有人将火车头的经历形容为“体制悲剧”，随着足球运动越来越职业化，像火车头这样的行业体协下属俱乐部，其发展因为受到太多限制而步履维艰。

尤其是在二零一三年铁道部撤销之后，火车头失去了最大的依靠。

二零一五年，火车头再次尝试市场化运作，注册资金超过五千万人民币的圆方铝材被火车头视作“救星”。

经济条件的改变，让球员们士气大振，最终杀入中乙联赛附加赛。但最终圆方铝材并未兑现赛季前的承诺，其中包括给球员们的赢球奖金。

新赛季，赞助商进一步削减投入预算。队内表现最为抢眼的球员均被挖走，球队只是引进了老将王尔卓，从泰达预备队租借了边缘球员。

少了赞助商的支持后，火车头逐渐陷入困境。二零一六赛季末段，球队甚至拿不出客场经费，俱乐部官员只能自掏腰包贴补球队。

挺到赛季结束，俱乐部正式宣布退出次年的中乙联赛。

青训之殇

在火车头六十六年的历史中，球队对于青训的坚持最让人感动，作为一家国企俱乐部，他们对于青训的坚持也体现了自身的责任感。

火车头，席绍忠，这两个名词，曾经是二零零零年前后中国足坛的“热点词”。

当时中国足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多数都是靠“收孩子”赚钱，办一家足球学校，向一名学生一次性收十来万或每年收上一两万的学费。

像火车头这样不收学生家长钱，实打实凭培养足球人才赚钱，而且已向国内多家俱乐部输送了近百名球员的，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与大多数足校靠“收孩子”挣钱不同，只要是火车头俱乐部看上的好苗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跟俱乐部签订合同，将来球员的转会费全部归俱乐部。

席绍忠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踏踏实实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所以火车头才有“中国的阿贾克斯”之誉。

但讽刺的是，十几年后，在火车头退出中乙联赛的时候，火车头培养出的球员还正在各级联赛征战，其中部分球员身价极高。

二零一六年初，张鹭以七千万从辽宁转会天津权健。按照联合机制补偿，火车头俱乐部将可以从张鹭转会分成中拿到四分之一的联合机制补偿。

以转会费计算，联合机制补偿总额约为三百五十万，火车头按规定可以拿到其中的八十七万。

不只是张鹭，宋博轩在二零一四年从申花转会至国安，转会费为两千万，火车头也可以拿到宋博轩的联合机制补偿，也就是六十五万。

算上其他诸如杨程、冯仁亮、苑维玮、关震、王刚、马磊磊、王冠伊、张世昌等球员历年转会的联合机制补偿分成，历年来火车头应该获得的联合机制补偿总款项至少在三百万以上。

然而，来自火车头俱乐部的消息显示，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

其实，关于联合补偿机制，早已经有国内俱乐部尝到甜头，二零一零年蒿俊闵转会德甲时，对方就向蒿俊闵的母队天津泰达支付了这笔费用。

但是中国足坛对于联合机制补偿的漠视，让鲁能、毅腾、火车头这样培养了众多年轻球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根本得不到应有的维护。

从浙江绿城从中超降级，到天津火车头退出中乙，在金元浪潮席卷中国足球的年代里，这些靠青训培养为生的俱乐部，最终却没能追上时代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