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的历史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一次朝会上，谈到了这么一个议题：

他说，朋党这个东西，在历朝历代都是祸害，在前明末期发展的最为严重，对王朝的影响也最为巨大。

朋是朋友，党是党派，从字面意义来看，朋党就是指官场中人先相互交个朋友，处个哥们，感情加深之后呢，就拉帮结伙，组成党派。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十分常见。

在封建帝制时代，官场上的士大夫们经常结党，毕竟官场不好混，这宦海如梦命运如刀，你一个人混那总不如你跟着别人一起混。

你有了组织，有了党派，加入了小团体，自保能力大大加强不说，还可以把这个当作靠山，对其他官员进行打击。

比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大臣们联合起来组成文官集团来对抗操持朝政的宦官集团。

唐朝有牛李党争，大臣牛僧孺在朝廷里拉了一帮人，组成了“牛党”，另外一位大臣李德裕不落下风，也弄来一票人，成立了“李党”。

牛党和李党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唐武宗李炎在位的时候，李党势大，结果牛党官员纷纷被解雇，唐宣宗李忱在位的时候，李党也不行了，也失势了，李党官员们只好接二连三的离开京师，到地方就任。

牛李两党闹了这么多年，他们自己没得好，搞得朝廷也是元气大伤，到后来唐文宗李昂即位的时候，他想起这种触目惊心的朋党之争，更是不由得感叹“除贼易，除朋党难”。

都说两宋的政治清明，但其实，宋朝也有朋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元佑党争。

北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大臣王安石在北宋搞变法，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前有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贵族们纷纷反对，后有张居正变法时大臣们风言风语，那么王安石变法，当然也会遇到阻力。

支持他的人对他趋之若鹜，对他如众星捧月一般，而反对他的人则对他弃如敝履，一想起他来就牙痒痒。

没办法，因为变法这个事儿吧，它的性质就放在那里，无论是怎么办，你总要得罪一部分，而且得罪的这部分人，还往往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支持王安石的大臣们成了“新党”，而反对王安石的人则成了“旧党”，新党想要主政，因为只有把权力握在手里才能推行变法，而旧党当然也想要当权，因为只有当权了才能阻止新党胡乱修改这些他们认为是祖宗精华的制度。

新党和旧党轮番执政，今天你上台，明天他下台，来回五十多年，导致王安石的这个新法，今天好使，明天废止，朝廷朝令夕改，好把老百姓个折腾。

而到了明朝，朋党可以说是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明朝的士大夫们，那是惯会结党的，三五成群，十个八个，他们组成文官集团之后，不仅收拾同僚，还时常和皇帝叫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的时候，想把自己的其中一个儿子福王朱常洵立为太子，结果文官们横竖看这个朱常洵不顺眼（当然其实是因为万历这么立太子的确不符合既定的宗法继承制度），死活不同意。

大明是他老朱家的，是他朱翊钧的，皇帝来脾气了，我自己的天下我立谁当太子还用得着别人管么？所以万历干脆和大臣们较上劲了，大臣们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立。

他一要立，大臣们就上疏，就陈词，就请辞，以各种手段变相威胁，结果前前后后折腾十来年，万历的这个太子，他也没立成，最后还是在大臣们的胁迫之下，放弃了朱常洵，而改立长子朱常洛当了皇帝。

万历老兄，可以说是被文官们给整怕了。

他的人生如果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一阶段他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支配，二阶段是被如申时行，王锡爵，李春芳这帮人所支配，三阶段则是因为皇帝大半辈子几乎都活在文官的恐惧之下，所以他干脆不上朝不上班，什么也不干了，一天到晚就是个离线挂机。

学历史读历史，我们都讲究见微知著，那么通过万历老兄的故事，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到，这个朋党的威力，那实在是很巨大的。

因为，朋党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集体。

大臣如果是孤立的，那么他就很难和皇帝叫板，因为他敢和皇帝叫板，皇帝就敢给他弄死。

但是，如果大臣处在朋党之中，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跟皇帝叫板，皇帝要杀他，那肯定有同僚来保举他，说皇帝这个人你不能杀啊，你要杀他还不如杀我，或者干脆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皇帝说好啊，好事成双，那就把你俩都杀了，结果这时候又跳出俩大臣，说皇帝这俩人不能杀，想杀他俩先杀我俩，皇帝一看这事儿不太好办啊，但是狠狠心这四个也可以杀，可问题是，四个后边还有八个，八个后边还有十六个，十六个后边就是一个部门。

他们官官相护，互为帮衬，共同进退，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虽然你是皇帝，但是你想要收拾谁之前可要想清楚，你收拾这一个人，你得罪的可就是一大帮。

你要杀一个，一堆人跟着死，你要处罚一个，一群人一起受罚，你要停职开除谁，干脆一个部门的人集体请辞，在这样的攻势之下，皇帝名为最高统治者，但其实却是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

到了明末的时候，又衍生出了东林党和阉党的较量。

这个东林党的主要成员，是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们，而阉党的主要成员，是以魏忠贤为首的这么一票党羽和爪牙。

阉党势大的时候，东林党成员死走逃亡伤，东林党反击的时候，阉党成员又纷纷落马，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反认他乡是故乡。

一个字，闹挺。

明末最末年，也就是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阉党没了，但是朋党还在。

很多文人士大夫们结成政治小团体，其目的不是同舟共济，帮助皇帝渡过难关，而是为了更好的在纷乱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从而进一步的掌握权力。

大明的朋党有一个主旨，那就是皇帝必须听话，皇帝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至少，皇帝必须要符合正统儒家的观念，是臣僚们所认可的帝王。

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他这个人手段狠辣，刚愎自用，当然不是能乖乖听大臣们摆布的主，而大臣们也对崇祯十分反感，臣僚们有朋党托底，所以时常在工作中和崇祯唱反调，皇帝让他们往东，他们就往西，皇帝让他们吃苹果，他们偏偏要吃梨，皇帝说李自成都要打到北京来了，我想要筹点粮食捐点款，买点军饷，结果大臣们纷纷表示自己一身清白，两袖清风，皇帝楞是一块钱也没拿着。

所以你看得出来，崇祯为了对付朋党，他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光是内阁成员就陆陆续续的换了五十个。

在封建时代，在王朝，在帝国的环境中，作为皇帝，他最希望或者说最乐于看到的，不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德行来教化子民。

无论唐宋元明清，我们的王朝都是以几千几万的文人们来治理成千上万的农民的。

你说你要靠道德来管理天下万民，当然不是不可以，也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但问题是这种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

封建时代的社会环境总归来说不是很好，人们经常是吃不饱来穿不暖，

你指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仓廪虚而知礼节，衣食缺而知荣辱”那是很难的，所以肯定会有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坏事儿。

百姓们会难以恪守道德底线，那么臣僚们手握权力，当然就更加难以把持。

如果一个官僚他想要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朋党，从而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同门可以做朋党，同乡可以做朋党，甚至实在不行，同年出生的也可以做朋党。

有可以成为朋党的，就有成不了朋党的，成不了朋党的，就变成了敌对状态。

就如作者刚刚提到的崇祯一朝，是“朋党们”而非一个“朋党”，这些朋党们的主要宗旨是和皇帝斗，但是除了斗皇帝之外，他们相互之间也要争斗，综合来说，就是窝里斗。

所以，在清朝的康熙皇帝看来，朋党是天下之害，至少他的时代，他绝对不能留下。

就此，大清王朝的两位党魁赫舍里·索额图和纳兰明珠只会诚惶诚恐的跪于天子脚下，接受命运的安排。

关于治理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道德经》中有过这样一句话：

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的意思，意味深长。

但是，每一个君王在他的时代里，其实就像一个挥动着饭铲子的厨子，他们所制作的所有菜品，也将会由他们自己亲自来品尝。

那是帝国的色泽，也是命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