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45）：二号人物为什么由总司令和总理变成少奇同志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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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关于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有些人感到不解，为什么一向地位很高的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排名却在少奇同志之后？老人家那个时代，政治局常委排名有没有什么规则和标准呢？

时间轴：1954-1969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老人家的地位起起落落。

很多领导人也是如此，而周总理的历史地位则一向很高，很多时候都身居核心领导岗位。

周总理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当时在法国巴黎组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是我们党在旅欧支部领导人。

他还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领导革命队伍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是最高军事负责人。

很多人是因为接触了他，才对我们党产生了信任，有的甚至因为他而加入我们的党。

周总理的地位如此之高，为何在选接班人上，不是周总理而是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才逐渐走到核心领导岗位，而建国之后他的地位超过了朱总司令，也超过了周总理。

那么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排名模型，供大家参考。

一个领导人是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的灵魂，这个领导人的水平往往决定了这个党派或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那么如何来评判这个领导人的能力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六边形模型。

这个六边形模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理论、功劳、资历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判将决定一个领导人所处的位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六个维度。

政治是首要因素，这个因素决定了党派的路线方针，不过大多数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了解得不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政治水平的高低不是体现在大是大非上，大是大非上看不出政治水平，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

比如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只可能有坚决抵抗彻底消灭的政治态度，不可能还有别的态度，更不可能像有的小说将杀人犯和逃跑主义者塑造为英雄的态度。

因此真正体现政治水平的地方往往是在具体有多种解决方案的事情上。

举个例子，班级组织旅游，出行方案有多种：包车、坐公交车或地铁、走路等，三种方式都能到达目的地，其中包车最方便，但是费用最高，走路最省钱，但效率最低，且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那么是否就选择坐公交或地铁呢？

实际上，坐公交或地铁依然不是最佳方式，最佳的方式依然是包车，因为这样更方便快捷且安全易管理。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降低费用，这就是体现政治水平的地方：一方面是做司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家长的工作，最能体现政治水平的地方是做家长的工作。

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如果都同等收车费，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就会成为一个负担，那么该如何让整个班级出游变得人人都愿意接受车费，且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

首先，向学生传达安全的意识，告知包车的重要性；其次，以团结互帮为由，说服家庭条件好的父母承担条件不好家庭的一部分费用，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操行品德分奖励；最后，差额部分可以组织全班去户外拾破烂变现补足。

这只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举例，不一定是最完美的方案，只是为了说明什么是政治水平。

政治方面除了要有态度，还要有方法和预见性和洞察力，要知道一项政策制定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阻力？能不能施行？最后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这项政策不能使所有人受益，那么受益的人是哪些人？不受益的人又是哪些人？有没有人会钻漏洞？有没有补救措施等等，这些都是体现政治水平的地方。

军事方面是看有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能不能在逆境中带领队伍打胜仗，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有没有军事才能，能不能在逆风局的情况下取得最后的胜利。

经济方面是看懂不懂经济规律，能不能让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繁荣富强，落到实处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人人安居乐业，个个吃穿不愁。

理论方面是看有没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理论，有没有什么治党治国治军的著作，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须要有理论研究，而且理论要有前瞻性，能够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减少实践反过来修正理论的频率，这样才能带领大家少走弯路，降低试错成本，理论系统化才能让政策广泛实施，让实践有理论支撑，没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很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

功劳方面的意义不用赘述，如果你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要你担任重要的职位呢？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贡献，没有功劳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资历方面也是一项重要因素，时间积累下来的成果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要素。

举个例子，现在有两个人有条件晋升，一个从南昌起义那一刻开始就一直跟着干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种大小战役都参加过，但是没有立过显赫战功。

另一个是解放战争中率领部队投诚的国民党的人，这支起义部队有一个团的兵力，带着美械装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减少了我们的战斗伤亡，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力，为其他国民党军队做了表率。

面对这两个人，你会优先考虑谁呢？

一般说来，我们会优先考虑第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跟着队伍革命到现在，他对革命的忠诚已经在经历的磨难中得到证明，即使他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依然值得信任。

投诚过来的人我们当然欢迎，也会给予相应的职位，但是不可能一下给一个关键岗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对方是真潜伏还是假投诚，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战友负责。

因此，资历其实衡量了一个人的忠诚度，对于我们来说，忠诚度更重要。今天很多老板喜欢空投外来的高管，这实际上是降低整个团队战斗力的做法。

有人认为还应该包含年龄，年纪越小的人，越有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

年龄是一个参考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年轻人遍地都是，但是没有经过历练，他们能成为接班人吗？

六边形模型可以相对客观地衡量一个领导人得素养，避免主观臆断，而这六大因素又有各自的权重值，并且这个权重值会随历史阶段发生变化。

六大因素中，政治和理论的权重相对稳定，功劳和资历的权重会逐渐增加，但是这两个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因此权重不会超过一定范围，从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变化比较大的是军事和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前，军事因素权重会高于经济因素，因为当时主要任务是取得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因素权重会高于军事因素，毕竟不用打仗了，那就要想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建立的政权就是要让广大的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两大因素都受制于政治因素，如果政治出了问题，路线错误，则会离目标越走越远。

六大因素介绍完了，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排名在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之前，也就是二号人物为什么是少奇同志，而不是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一号人物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老人家属于全才型领导人，以上各方面几乎是满边的存在，二号人物则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二号人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这里简单地提一下，很多人认为老人家是从遵义会议之后就成为一号人物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一知半解，我们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时，老人家只是政治局委员，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当时政治局常委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前三人作为书记处书记，分别担任党、政、军主要职务，在遵义会议上，他们分别作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老人家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被认为是确立了老人家的领导地位，但是实际上，当时并不是由老人家来领导红军，而是周总理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政治，老人家只是辅助周总理。

直到1935年3月17日，在贵州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时，老人家才实际上有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当时“三人团”的团长依然是周总理。

那时候老人家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号人物，之后还经历了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王明领导的武汉长江局，武汉长江局也是相当于另一个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直到1938年9月29日，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彻底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老人家的政治军事思想才真正得以确立，从那时候开始，老人家才算真正成为一号人物。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像张国焘和王明这一类人，除了资历方面，其他五项均无建树。

张国焘参加了一大，当选为中央局成员。

王明是因为留苏学习，有共产国际的背景。

最终一个当了叛徒，一个让红军被迫长征，他们最终成了历史上的丑角，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在革命危急关头，却是因为老人家的存在，才挽救了革命。

假如没有老人家，革命恐怕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的问题，而是革命火种早已熄灭。

了解了一号人物确立的过程之后，我们来了解二号人物的动态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二号人物不是周总理，也不是少奇同志而是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之所以是二号人物，因为他对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贡献来自于为革命队伍保存了火种。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朱总司令参加了这次武装暴动，但他不是核心领导。

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总理，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而他分配到的任务是负责拖住敌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当时朱总司令率领参加起义的部队，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以及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总兵力不到五百人。

南昌起义之后，立刻遭到国民党的疯狂进攻，部队伤亡惨重。

起义部队南下时，朱总司令又担负起先遣队的任务，这一次的任务是借着他与滇军的旧谊，让滇军为起义部队让路。

起义部队到达三河坝之后，在这里分兵，主力部队由周总理、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地区，这一次朱总司令分配到的任务是负责为主力部队断后，留守当地阻击敌人。

最终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受重创，部队领导人分头隐蔽，分散撤离。

此时朱总司令带领的部队只剩两千多人，干部更是所剩无几，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只剩下朱德，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干部为何所剩无几，原因在于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有些则是失去信心离开了部队。

面对这样一支打残打散的部队，有人提出解散走人，但朱总司令坚决不同意，他依旧带领部队继续坚持战斗。

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他带领这支最后仅剩800多人的部队，上井冈山与老人家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朱总司令的部队带去了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和一些步枪，增强了红军的实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于这支部队中有不少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老人家后来创办了学校，依托这些学员为革命培养人才，不断壮大红军队伍。

这就是朱总司令的功劳，他不仅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还为革命保留了火种。

从朱总司令率领的这支部队走出来的有两位元帅：林彪、陈毅，一位大将：粟裕，由此奠定了后来其二号人物的地位。

战争时期，朱总司令在政治、军事、功劳和资历上成为二号人物当之无愧。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号人物为什么由朱总司令变成了少奇同志呢？为什么不是周总理呢？

战争时期打仗比的不仅是军事，还有经济，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因为粮草不济而失败的战争比比皆是。

如果战士经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没有武器作战，上战场拿根烧火棍，谁还愿意一直待在这样的部队里，这样的部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因此，打仗打到最后打的是经济，打的是钱粮，因此如何保障部队的给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打仗的钱粮从何而来，只能从土地里来，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来，而我们打推翻三座大山的目的也是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对于农民来说，谁能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947年7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一年的7月至9月，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开了2个月，这么长时间的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问题，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次会议指出全国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并且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

彻底到什么程度呢？

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

你家里有多少人，那就有多少份土地。

不仅有了纲领性文件，还有执行的机构，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作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这是我们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推动了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这个土改会议的结果如何呢？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参军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样一来，我们打仗不仅有了钱粮，还有了兵源，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这也为少奇同志后来成为二号人物打下了群众基础，农民对给他们分了土地的少奇同志当然拥护，而少奇同志对革命的贡献也在于此。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革命任务从军事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因此评判领导人的标准也随之变化，经济的权重增加，军事的权重降低，少奇同志在经济方面的工作增加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度。

现在我们来对比周总理和少奇同志，为什么少奇同志的排名会超过周总理。

根据我们之前提供的六边形模型来看，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理论、功劳、资历进行综合评判。

在政治方面，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路线问题， 不能与能力混为一谈。

在功劳方面，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对革命都有很大的功劳。

长征之前，老人家原本没有随红军主力转移，而是打算留在江西与敌人继续斗争，一些人认为老人家这个决定可能会有性命之虞。

实际上，这些人对历史一无所知。

陈毅因为负伤没有随大部队一起长征，他留在江西继续坚持斗争，尽管历经艰辛，生死一线，但最终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对于老人家来说，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风险其实比长征小。

因为那里是苏区，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没有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谁敢说老人家不能将苏区再次壮大呢？

陈毅都能坚持到最后，老人家为什么不能让井冈山再次焕发生机呢？

长征的前夜，周总理专程去老人家那里，与他长谈了一夜，最终说服了老人家，老人家才跟着大部队一起长征。

如果没有老人家跟着一起长征，我们最后的3万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40万人的包围圈？或未可知。

最终老人家力挽狂澜，拯救了革命，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周总理劝说老人家一起长征，并且为了革命胜利愿意让贤，愿意辅助老人家，才有了最后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主持外交工作，赢得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为我们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少奇同志的功劳主要体现在解放区的土改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工作中。

1950年6月14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战后恢复经济有着积极意义。

在资历方面，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是早期就加入我们党，并且组织和领导了早期的各种工人运动，他们都是老资历。

两人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军事和理论上出现了差异。

在经济方面，少奇同志在经济上更偏向于制定者的位置，而周总理偏向于执行者的位置。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体采用的是少奇同志的思想，不过老人家在其中做了升华。

周总理则主要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执行协调改进等方面，因此在经济这方面，少奇同志略胜一筹。

在军事方面，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不是他们的强项。

周总理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军事才能胜过少奇同志，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南昌起义他是核心领导者之一，长征途中他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

随着老人家对革命的领导，周总理更多在辅助老人家的决策层面，因此在后期在军事方面直接负责的情况较少。

少奇同志也少有直接负责军事指挥的情况，不过他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理论方面，相对而言，少奇同志在这方面的理论著作更多一些。

少奇同志除了之前我们的提到的土改报告之外，还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等著作，属于比较重要的理论建设。

周总理同样也有不少理论著作，比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不过对于一个党派或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理论体系需要对更深的原理进行研究和阐述，少奇同志在这方面略多一些。

理论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世界会不断变化，要求领导人对变化做出判断和应对策略，而判断和应对策略的依据就来自理论水平。

理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政党，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它的重要意义是可以指导未来发展方向，而且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综合以上六边形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号人物由朱总司令变成少奇同志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再提一下老人家，他是一个全六边形的领导人。

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马克思、恩格斯属于理论家，但实践性较少，并且其理论中存在不切实际的部分。

列宁和斯大林属于理论家和实践家，列宁因为去世较早，因此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参与较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不足。

斯大林既参与了革命斗争，也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但他犯的错误也不少，比如他提出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因此后来的世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主要以老人家的思想为指导。

老人家前28年领导革命斗争，后27年领导经济建设，两者在时间上均等，他是无产阶级领袖中真正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老人家在政治、军事、理论、功劳、资历这五边的水平，大家有目共睹，唯独经济这边，佞人们表示老人家不懂经济。

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跟史盲争辩，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国民党的国统区进行秘密活动的经费从何而来？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在上海租房也是要钱的，而且房租不便宜，装成阔少或贵妇接近那些政要也是要开销的，这些开销从何而来？

这些活动经费的提供，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老人家领导的苏区革命根据地。

如果老人家真的不懂经济，如何能提供我们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各种开销？又如何能在江西瑞金这个地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历史真相被尘埃掩盖了真容是常有的事情，历史真相被篡改也不难理解，但是底层逻辑不会改变。

拨开历史迷雾，看清历史真相，需要独立思考，需要深入分析背后的逻辑。

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老人家与少奇同志出现了分歧。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两条路线：毛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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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及启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09-16

2、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5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1-03-10

3、盘点：遵义会议上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增选，协助指挥军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01-15

3、孤军歧路，挺立英雄．刘冕．北京日报．2018-07-11

4、《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人民网．2016-10-16

5、《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