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罗斯为三个没参加卫国战争的中国人颁奖，他们是何来历

1995年5月9日的这一天，当时苏联虽然已经作古，但接过苏联大部分衣钵的俄罗斯还是决定举行一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50周年欢庆仪式。

这场庆祝反法西斯胜利的欢庆仪式极其盛大，俄罗斯军政界各领域的大佬都有参加。

只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在颁发卫国战争纪念勋章的时候还特意带上了三个“黄皮肤”的人——没错，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中国人压根没到过苏联，更没为苏联卫国战争上战场杀过敌。他们其实是一个情报三人小组，顾名思义是做着一些“隐秘而又伟大”的事情，这导致很少人知道三人的存在。

三人情报小组的组长叫阎宝航，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奖项，主要是因为他们给当年二战的苏联投递了一个十分关键情报，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整个苏联。

一、提供的情报有多关键？

1941年，希特勒开始酝酿进攻苏联的计划，并取名为“巴巴罗萨计划”，在制定完这个计划后，希特勒还十分得意的表示：“等到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动。”

到了1945年6月，作为国民党“中苏文化协会”和“国民外交协会”两个协会会长的阎宝航在日常社交生活中遇到了老相识，国民党的大佬于右任、孙科二人。

三人在闲聊当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于右任面带愁容地告知了阎宝航一个震惊的消息，说德国将会在1941年6月22日左右闪击苏联。

这个消息，是根据当时驻守在德国的使馆武官桂永清那里传达回来的，十分可靠。于右任、孙科之所以把这个如此重要的消息透露给阎宝航，是因为阎宝航的身份很不一般。

阎宝航出生于1895年，是辽宁海城人，家里不差钱，得到过良好教育，1918年从奉天师范学校毕业后，便一直在当地活跃，在东北地区很吃得开，也和当时掌控东北的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熟识。

在五卅运动当中，他曾组织起两万多人学生搞示威游行，之后去英国留学，1929年正式归国。之后便一直从事反日活动，9.18后他逃入关内，继续为抗日四处奔走。

正是因为如此，加上他还干过督教奉天青年会的青年干事，所以入关后，宋美龄、蒋介石都十分欣赏他，之后蒋介石干脆直接把他收入政界，担任行营参议，政治部设计委员等要职。

本来就有学识，又善交际，所以国民党高层都喜欢跟他来往，不光是孙科，于右任，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这类国民党大佬，甚至特务头子戴笠，军事主官陈诚，经济部长宋子文都与他关系匪浅。

所以在和于右任，孙科等人交谈时，两人也觉得阎宝航是“自己人”，加上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对国际形势有独到的看法，所以便把这个刻意压下来的情报告知他，让他帮忙分析预测，如果德国闪击苏联，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阎宝航听闻后，心里先是一惊，但还是不动声色的分析给他们，等到三人散开，阎宝航立马把消息传达给了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则是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

阎宝航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早在1927年阎宝航就加入共产党，不过由于中间出现变故，所以一直到1937年，他才被批准秘密入党，至于介绍人正是周恩来。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苏联竟然授意本国新闻机构塔斯社跟全世界说：“关于德国进攻苏联这事完全子虚乌有。”

面对苏联的“油盐不进”，中共再把消息传给苏联当局，但苏联当局依旧没太当回事，结果德国在苏联没有过多防备的情况下，闪击苏联的开始阶段进展极为顺利。

如果当时苏联哪怕上点心，也不至于陷入那么大的被动中，二战的进程极有可能会被改写。其实不光如此，国民党军统得到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也是阎宝航转交给中共的。

到1944年夏天，国民党经过多年的侦查，基本已经摸清楚日本关东军在设在中国东北，包括日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军队武器装备，配置，兵力部署，堡垒地域分布，计划，兵种，番号，指挥官，实力等等绝密情报。

这些情报都被国民党做成书面材料保存在重庆国民党军委第三厅中，三厅副厅长钮先铭和阎宝航是朋友，所以在闲聊吹嘘中就把这个情报告知给阎宝航，甚至还答应了阎宝航的借阅。

阎宝航在这个过程中，让中共人员把资料全部拍摄。

在得到这份情报后，中共再根据自己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情报把两份情报整合在一起，交给苏联，最终给后来苏联出兵东北，打击关东军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叶利钦给他颁发奖章，阎宝航自然是受之无愧。

二、为何选择共产党

阎宝航无论出，社交，能力，个人魅力上都算得上是顶配，否则他也无法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队伍里混得如鱼得水，让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心。

而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就个人利益最大化来讲，阎宝航应该选择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阵营，那为何他甘愿加入中共呢？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信仰让他选择共产党；第二，从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上做出选择。

先说第一点，自1918年从学校出来后，和当时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意气风发、忧国忧民的阎宝航先是搞了一段时间“教育救国”，开办学校，专门给上不起学的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机会。

因为一直致力于慈善，所以1921年他被基督教看重，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这期间他见过太多苦难的国人，而国民党却始终无法解决军阀混战问题，也没有做出对国家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很显然，他对中国当时的体系产生了质疑，于是他开始思索，中国到底要如何走下去。

在迷茫、困扰期间，阎宝航开始创建“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社会进步团体，他和社员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商量着到底怎样的思想才能契合当时还处在动荡里的中国。

在此时，阎宝航偶然接触到马列主义，被深深吸引住，后来在五卅运动，他见到了共产党的能力与救国理念，此后他坚定的认为：能救中国的，唯有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阎宝航通过苏子元向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提出申请入党，但由于全国情况突变，最终因与组织联系中断没能成功，不过这并没有终止他入党的决心。

第二点则是关于抗日的问题。对抗日这个主旨，阎宝航作为一个东北人是深有感触的，他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过：“我最大的悲痛之处在民族同胞所遭受的惨重牺牲，我最大的喜悦就是广大同胞们得到彻底的解放。”

这日记里的解放，一开始是指从日寇的统治下得到解放，之后在他一路从东北、北平、南京、武汉、重庆逃亡过来后，这个解放便包括从国民党手中得到解放。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阎宝航便对日寇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比如1929年，留学英国回来做的主要工作便是搞反日运动，先后建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这三个反日社团，专门对付日寇。

但当时无论是东北的奉系，还是关内的国民政府都对日本颇为暧昧，重心忙着围剿中共。

九一八事件后，阎宝航来到北平，在这建立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此时国民党又在干什么？蒋介石依旧在剿共。这对阎宝航来说，完全不能接受，也让他十分失望......

但此时的共产党却呼吁“放下成见，共御外辱”，如此高下立判的差别，阎宝航也看在眼中。

最终阎宝航在1937年9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很显然，他心里清楚：只有真心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才是最适合新中国的政党，这和个人利益个人得失无关，而和民族存亡有关。

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也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