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培训中国抗日青年成立的放火团，是一个什么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北方地区曾活跃着一支“抗日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据日军档案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仅大连一地，“放火团”就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约3500万日元的财产损失，这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

比如1935年6月25日晚上，放火团焚烧了日本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仓库。两天后，又在离此不远的满铁器材仓库放了一把火，将大量建筑材料烧为灰烬。半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大连仓库又冒出冲天火光，大量给养被烧毁。

1个月内3场大火，并且是在保障日军物资供应的仓库毫无征兆地起火，引起日军上层的关注。日本从国内找来消防专家对起火现场进行勘察，结果找遍火场，却没有半点人为纵火的痕迹，甚至连起火点都找不到，让日军头疼不已。

当时的大连，因其辐射东北、拱卫京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已成为日军侵华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日军在这里建设了为数众多的工厂和仓库，将从我国掠夺来的资源通过这里运往日本，又从日本运来枪炮弹药。因此，放火团将大连作为活动的主要地点，频频对日军物资进行破坏。

日军找不到起火原因，可是“火灾”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好像故意在羞辱日本侵略者——你找不到怎么起火的，那就多烧几次——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又起火4次，大量物资被焚烧殆尽。

放火团行动隐秘，一直未被警察署破获。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才意外获知大连多年来大火的原因。

当年8月，在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下的“北满国际情报组”在哈尔滨被日本破获。一名成员供认，大连也有他们的人员在活动。

日军迅即命令伪满大连警察署派人到哈尔滨了解情况。最终确认，大连连续几年的大火，是一个针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际特工组织所为。

日本在档案中称这个国际特工组织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日语中，“谋略”一词有“诡计、计策”之意。而中国人称这个组织为“抗日放火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觊觎中国更广大国土的同时，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此，苏联加强了在日本后方特别是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

不久，苏联招募来自日占区有志抗日的中国青年，在莫斯科郊区秘密创建了一所特工学校，教授情报、爆破、射击、无线电等专业技能和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半年后，派遣他们到日战区从事特工活动。

1937年7月，7名受训完毕的中国青年秘密回到祖国。其中一名叫纪守先的青年辗转来到上海，为一名在华美国商人做翻译兼助手。

这名美国商人叫A·鲍威尔，真实身份是苏联远东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以上海为总部的抗日放火团创建并发展起来，纪守先成为放火团的实际领导人。

大连是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冲，自然成为放火团活动中心，与纪守先在苏联同期受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来到大连后，发展了第一名地方特工邹立升。

邹立升是山东人，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他当时带着老婆孩子刚来大连不久，靠出苦力维持生计。在他的介绍下，他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当搪瓷工的老乡高绪慎也加入了放火团。此后，邹立升又发展了自己的妻子包玉侠，和在满铁扛大包的老乡孙玉成。

1935年6月25日，邹立升和高绪慎点燃了放火团在大连的第一把火。此后，放火团开始频频出击。

放火团在大连的活动没有引起日军警觉，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1936年派共产党员秋世显来到大连加入放火团。

秋世显后来成为放火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表现出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能，秘密发展了一大批新成员，在选择放火目标上也更有针对性。

当时，日本建设的工业区主要集中在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制油所、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等工厂，以及众多的关东军仓库都在这里。另外，此处还毗邻大连港，甘井子码头可停泊2万吨级油轮。

秋世显在这些重要目标内都安插了放火团成员。仅1937年上半年，就制造了5次“失火”，给日本侵略者造成重大损失。

1938年4月6日，放火团在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制油所放了一把火。这次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焚毁了约6万桶石油和大量化工原料，日军损失高达700万日元。这次大火，是放火团给日本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次行动。

看到日本侵略者急得团团转却找不到任何线索，放火团成员拍手称快，对秋世显十分佩服，给他起了个“火神爷”的外号。

当哈尔滨“北满国际情报组”被日军破获后，日本军警、汉奸开始大肆抓捕无辜的中国劳工，试图找到放火团成员。

据后来的日本档案记载，仅1938年4月到1939年7月，日本军警盘查了多达5万余人，挽留、审讯2000余人，却一无所获。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严密追查，放火团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这一时期活动得更加积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本军警后来想出一条计策，用高额赏金雇佣愿意为日本人卖命的某些劳工，暗中搜集情报。

最终，放火团两名成员暴露。

1940年6月24日晚，赵国文在与这两名暴露的成员秘密接头时，被跟踪监视的日本警察抓捕。赵国文抵刑不住招供，直接导致了大连放火团的倾覆。除最高首脑鲍威尔和之前已经撤出大连的少数几人外，其他包括在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的成员，悉数被抓。

邹立升和妻子于1940年7月3日被捕，邹立升1942年8月12日越狱，后来再次被捕。日本人怕他再逃，打断了他的双腿。

1941年，日方公布了一个数字：

此案被捕人员共有155人，审讯后确认为放火团成员的51人。到1941年10月进行“公判”时，被告席上却只有33人。

没有出现的18人，已在监狱中被日本侵略者折磨至死。被审判的33人，12人被处死，其他人被判处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重获自由。

1942年，秋世显、纪守先、邹立升等12名放火团骨干被处以死刑。被杀害时，秋世显28岁、纪守先32岁，邹立升29岁。

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后来统计：

从1935年6月至1940年6月，放火团在大连放火57次；在丹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

这些活动，使日本在华后方基础遭受严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