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重新发现新闻的物质向度|《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学术导读

• 数据不能代替叙事，因为数据中缺乏叙事，无法自动产生人的视角和价值。基于普通个体经验展示而形成的数据库与档案因为缺乏系统性，也不能代替传统由记者完成的深度报道。更重要的是，记者的报道要基于理性的判断与提问，这也不能在技术与数据中自然产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基于现有人类知识进行总结，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平均化的“常人”，无法超越这个知识体系去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智能技术并不能完全取代真正的新闻工作，取代那些基于眼、口与脚的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叩问。我们自然会提出：数字技术在哪些方面会有助于公众理解与监督社会，在哪些方面又会阻碍上述行为？

重新发现新闻的物质向度

文/刘海龙

2023年上半年有两个话题引起新闻传播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一个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然出圈，引发人们对于传播产业变革乃至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关注。另一个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新闻专业值不值得报的问题，即新闻作为一个职业能否向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承诺有前途的未来。

巧合的是，这两个问题正是吴璟薇博士的新作书名的两个关键词——人工智能与新闻。本书的系列研究从学理上回应了这两个公众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还是局限在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范式，转向社会科学也是近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方才借由媒介社会学蔚然成风。细分起来，近来中国的媒介社会学中又有两个支脉。一个是传统的组织社会学，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典的新闻编辑部研究，甘斯、塔克曼等人确立了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打开了新闻生产背后的黑箱，注重新闻组织内的行为惯例及组织结构的影响。另一个支脉是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在国内颇受推崇的泽利泽，这个范式更注重新闻工作者对意义和文化的阐释。当然，这两个范式也并不完全互斥，只是侧重点不同。

传统的媒介社会学诞生于大众媒介的黄金时代，尤其是电视的鼎盛时期，研究者并未对技术投以太多注意力。但是放到今天这样一个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对技术的忽略就成为致命问题。我们可以在本书中读到，技术不仅改变了新闻的呈现方式，作为基础设施，它还改变了新闻业的组织方式、运营方式，甚至颠覆了新闻、新闻中的价值观等基本概念。

本书讨论了新闻中的时间，我个人正好也有一些初步观察。这里就以新闻中的时间问题做一点讨论。过去我们常把时间看成客观的机械时间或天文时间，是新闻内容的必要元素，新闻的时效性主要是人类需求的产物，但是却忽略了新闻中的时间观念其实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产物这一问题。

具体来说，报纸时代的新闻在时间观念上面向过去，关注曾经发生的事情，新闻是短暂的历史或历史的第一遍底稿，所以新闻工作者的技艺与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相差无几。新闻要反映历史的动力、因果关系等有深度性的内容。人的书写与印刷机的复制要消耗时间，这个过程要经过思想沉淀，然后生产出一个有形产品。19世纪发明的电报在这个过程中也塑造了新闻的写作方式，出现了倒金字塔式写作、电报体，甚至从新闻界渗透到文学界，最终成就了像海明威这样的巨匠。

但是电子媒介，尤其是广播与电视直播的兴起，导致新闻关注的重点转向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新闻不再是完整的叙事，而是片段化的、零散的个人体验。新闻界不再需要提供一件成品，因为根本不存在定稿，只有24小时无休无止被转播的信号流。新的信息会不断“覆盖”或“迭代”前面的信息。电视的机器时间决定了新闻的时间体验与节奏。

今天的数字新闻不仅更逼近切近的当下，还试图超越当下，关注未来发生的事情，充满着“或然”的猜测。这种时间更接近控制论中递归式的计算机时间，就像chatGPT，根据之前的文字，预测下一个字的概率，再将预测的结果纳入对未来的预测。预测决定当下，改变了线性的时间体验，甚至出现因在后、果在前的复杂时间。这种基于大数据的自证预言式做法被许煜称为“算法灾难”。

机器除了给予我们面向未来的时间体验外，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无时间的新闻”。许多信息缺乏明确的时间提示，经常是若干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上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被当成当下的新闻收获一波流量。自媒体的“新闻考古”让人们在时间中穿越，丧失时间感。

社交媒体和直播还带来海量的、碎片化的、个体化的感受、体验和情绪，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描述的那样，将某个时间点的私人体验与情绪无限放大，变成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繁复的褶子。这种将无数私人体验排列在一起的所谓“融媒体新闻”的体裁，和之前少数新闻精英进行调查、核实后形成的理性声音完全不同，短期的、感性的情绪替代了理性的思考与判断，融合了技术时间的内容，形成情绪，最后传导到整个社会，形成今天的某种时代精神。

概言之，数字技术导致当下新闻时间的体验变得多样化，不仅有线性的时间，还有非线性的时间，不仅有直播对当下时间的拉长或者缩短，还有面向未来的时间与无时间的时间。时间变成了一个拓扑结构，可以被拉伸和折叠。这种新闻中的拓扑时间和传播基础设施的变化密切相关。

这里只是举了一个时间的例子，在吴璟薇这本书中，还涉及技术对新闻诸多维度的影响。借用本书的表述，就是要探讨新闻的“物质性转向”。当然，对新闻中物质性的关注是否真的能够构成“转向”，还需要观察，不过至少在揭示物质维度方面，这本专著确实是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吴璟薇博士曾负笈德国，近年来在引进柏林学派的媒介研究理论方面用力颇勤，我也经常受益于她推荐的文献。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她出入于基特勒、克莱默尔的理论之间，同时涉及斯蒂格勒、西蒙栋、拉图尔、温纳、许煜等人的技术理论，并上溯到伊尼斯、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创新性地将它们与新闻生产结合在一起，打开了新闻研究的新思路。她提出要打破社会与技术的二元对立，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从人与技术融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器官学与驯化理论成为书中重要的理论资源。斯蒂格勒借助勒鲁瓦-古汉的人类学理论提出，人的身体是在使用中不断演化的技术；反过来，技术也可以被视为人类的外化器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任何技术都不是外在于社会的，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既要驯化技术，使其嵌入既有的文化系统中，同时技术也会反向驯化人的行为及其意义。

从这些新角度看待技术，打开了理解媒介的新空间。媒介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物理存在，它首先是呈现与转化的中介，将抽象符号变成具体的可感知的物质或身体，它并不改变讯息本身，也不承诺消除传受双方的差异，只是像邮差一样通过讯息将双方连接在一起。媒介所传递的讯息既可能是信息，也可能是物质或能量。通过居间与中介，媒介重新组织社会，生成新的关系与实在。媒介随处可见，媒介化生存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只不过这种影响被中介的透明性所遮蔽了而已。

从融合、共生、网络化的视角重新观察和思考媒介技术与新闻的关系，就会发现众多新的研究问题。吴璟薇在她的研究中已经呈现了数字技术与新闻生产的新变化，并且让我们对她在新闻扩散、新闻消费、新闻管理、新闻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上的研究产生了期待。

与此同时，仅仅理解技术的影响还不够，评估与判断新闻生产与消费中技术的后果也值得进一步挖掘。韩炳哲曾提出，数据不能代替叙事，因为数据中缺乏叙事，无法自动产生人的视角和价值。基于普通个体经验展示而形成的数据库与档案因为缺乏系统性，也不能代替传统由记者完成的深度报道。更重要的是，记者的报道要基于理性的判断与提问，这也不能在技术与数据中自然产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基于现有人类知识进行总结，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平均化的“常人”，无法超越这个知识体系去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智能技术并不能完全取代真正的新闻工作，取代那些基于眼、口与脚的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叩问。我们自然会提出：数字技术在哪些方面会有助于公众理解与监督社会，在哪些方面又会阻碍上述行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现有的数字技术，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背后均缺少不了资本与政治的支持。基于新自由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数字技术究竟会在哪些方面促进公共性、哪些方面消弭公共性？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除了促进新闻的进一步商品化、媒体融合除了达到媒体市场化和政治宣传目标外，对新闻生产者、消费者及公众的价值是什么，除了把他们深度卷入新的数字劳动中外，还赋予了他们什么权利？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吴璟薇博士的研究可能还存在如理论与经验的融合不够有机等瑕疵，但是无论是她提出的“新闻研究的物质性转向”，还是对于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的融会贯通，都充满了朝气与魄力，给中国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想象力，期待她未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