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片经典，他是一代人的心理阴影

2023年10月6日，《驱魔人：信徒》在北美上映，作为50年前恐怖佳作《驱魔人》的续集，引发了不少恐怖片爱好者的关注和期待。

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也是致敬与悼念——就在两个月前的8月7日，《驱魔人》的导演、87岁的威廉·弗莱德金因心力衰竭和肺炎于洛杉矶去世。

《驱魔人》曾在70年代的美国引起万众瞩目，不仅创下超过4亿美元的票房奇迹，更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恐怖片。

它不仅重新定义了恐怖片，成为后人争相模仿和致敬的对象，也让威廉·弗莱德金一跃成为彼时最炙手可热的新好莱坞导演之一。

《驱魔人》

威廉•弗莱德金生于芝加哥的一个犹太家庭，中学刚刚毕业就进入电视台工作，30岁时开始创作电影，36岁就凭《法国贩毒网》（1971）成为奥斯卡最佳导演，早早闯出名堂。

两年后，他推出了又一部影坛神作《驱魔人》，讲述12岁女孩被恶魔附身，神父们想方设法进行拯救的故事。

优秀作品的诞生常常受惠于所处时代的滋养以及社会思潮的熏陶，《驱魔人》正是弗莱德金对7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影射与寓言，他揭开恐怖片的罩袍，露出时代的焦虑。

《驱魔人》诞生的时代背景是复杂而多元的。70年代，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兴起，再加上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被杀，以及之后尼克松“水门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机构信任危机，一同导致了美利坚精神信仰大厦的崩塌。

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威廉·弗莱德金等新好莱坞的年轻新秀，都开始以电影作为媒介为自己和大众发声。

《驱魔人》正是在此时问世的。

在那个权威结构和伦理道德受到质疑的时代，弗莱德金试图通过影片表达一种批判性的无意义，用骇人的影像和诡异的故事构建一则社会寓言，并以看似玩世不恭实则严肃的态度来思考人们该如何活着。

《驱魔人》追求根植却又超脱于日常生活的混沌感和超现实意味。

影片开场，在伊拉克北部恶魔帕祖祖石像的凝视之下，画面转至美国的乔治城，以缓慢的拉镜头逐渐逼近女主角克莉丝的住所，整个美国宛如被邪恶力量笼罩。

而直到影片结束，克里斯的女儿芮根获救，恶魔是否被驱散仍旧是个谜，它或许还在人间游荡，伺机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方面，导演弗莱德金试图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即恶魔就在我们身边，可以在任何时候操纵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如同权力和信仰一样。

就像原著小说作者兼编剧威廉·皮特·布拉蒂所期望的：“要创作一部能够让观众切实感受到魔鬼存在的电影，一部真正深入灵魂的电影。”

另一方面，片中的恶魔即是萦绕在那个年代无数美国民众心中的心魔。卡拉斯神父始终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母亲的死亡，教会工作的挫败，让他处于焦虑之中，他越发觉得生活没有目标，甚至主动请辞，自称：“就当我已经失去了信仰”。

若非成为神父，卡拉斯很可能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心理医生。当时的很多美国人都如他那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知道生活该如何继续。

于是，他们纷纷离开城市、反对越战、投身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为妇女和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倡导嬉皮士精神，用“以暴制暴”的行为回应社会的不合理。

在《驱魔人》中，弗莱德金以一种越界的方式表现当时美国民众的集体焦虑状态：

被恶灵附身的小女孩芮根用残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获取“快感”，年轻的卡拉斯神父用拳击运动发泄心中的苦闷，作为演员的克莉丝在所拍摄的电影中饰演一位带领学生发声、反抗体制的激进派……

不仅是《驱魔人》，还有《法国贩毒网》、《千惊万险》（1977）、《虎口巡航》（1980）、《交战规则》（2000）、《杀手乔》（2011）……在弗莱德金四十年的创作中，主要人物都有意识地突破道德规范和社会规则的界限。

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他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批判性思考人类生存方式的机会，使观众能够理解这些暴力行为背后的逻辑。

由于历史原因，基督教成为美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以及7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风靡，基督教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无数人产生了信仰焦虑。现代医学真的可以帮助人们走出痛苦吗？宗教的力量又真的可以抵挡邪恶吗？

这正是弗莱德金试图通过《驱魔人》来探讨的问题。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自己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纯粹的恐怖片，而是希望探索一种“信仰之谜”。

片中，克莉丝发现女儿芮根行为异常后，希望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拯救女儿，先后带她看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但医生们均束手无策，甚至被芮根折磨得痛不欲生。

万般无奈之下，克莉丝只好寻求神父的帮助。然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莫林神父，也在与恶魔多次较量后不幸丧命，而年轻的卡拉斯神父甚至直接被恶魔附身，从窗前一跃而下。

可见，无论是现代医学、心理学、还是神圣的宗教，都无法拯救人类，也无法对抗邪恶。最终，所有看似可以救赎人类的信仰只能与恶魔同归于尽。当发现一切可靠的东西都起不了作用之时，人类该何去何从？

《驱魔人》用恶魔的形象挖掘出了这种人类基因里所携带的恐惧和焦虑，通过直面内心的恐怖，弗莱德金对失去信仰后的无意义感与不确定性进行了剖析。正如卡拉斯神父的那句台词：“每天我都觉得这是一场骗局。”

卡拉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望而成为神父，但母亲却因他成为神父而失去生命。

在卡拉斯去养老院看望病重的母亲时，无助的老人们围绕着他，祈求获得救赎，卡拉斯却像拒绝自己神父的身份一样拒绝了求救者。

当人们需要上帝的时候他真的会在吗？莫林神父其实在影片中给过答案：“我们要视自己为丑陋的禽兽，认为上帝不可能会爱我们。”

《驱魔人》反映的是人们对上帝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这些不确定性在当今是否仍然重要的矛盾心理。

正是这种心理引发恶魔乘虚而入。人类需要一些更强大的东西来支撑，但在科学失败、宗教乏术，甚至母性也失去效力之时，或许人类自己身上的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

正如卡拉斯神父在结尾以最后的意志挣脱恶魔，与之共同毁灭一样，只有依靠自己、牺牲自己、信仰自己才能获得拯救，因为能把恶魔关在房间里的或许就是人身上的力量。

弗莱德金借《驱魔人》提出了道德价值的核心问题并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的信仰焦虑，从而寻求更宽容、更人道的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以及关于救赎的可能性。

弗莱德金在《驱魔人》片

威廉·弗莱德金的创作生涯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浪潮兴起之时，此时，旧文化与新文化、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白人与有色人种都相继发出自己的嘶吼，各种思想与文化在美国交融，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迫使他向时代发问。

弗莱德金的作品横跨犯罪、恐怖、心理剧等多种类型与题材，但都毫不例外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他的电影成为了整个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贩毒网》中，警察用在道德和法律上都越界的方法来追捕毒贩，执法者似乎变成了违法者；《驱魔人》中，对自己的信仰并不忠诚的卡拉斯神父面对向他求助的流浪汉无动于衷。

《虎口巡航》中，主人公的身份在警察与凶手间转换，真相无法浮出水面；《交战规则》中，男性间的兄弟情谊被用来为违法行为做辩护；《杀手乔》中，暴力借警察与罪犯之间的微妙关系获得正当性。

在这些电影中，道德与卑劣、正义与邪恶间似乎没有明显界限，一切都是暧昧模糊的。

《杀手乔》

在叙事方面，弗莱德金经常采用故意模糊化的结局和不连贯的情节，挑战经典的好莱坞叙事模式。

他的电影往往用一种间离的方式，与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弗莱德金本人明确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不带感情色彩”。

《虎口巡航》中，场景是错位的，音乐是亢奋的，事件和情节的逻辑难以理清，观众无法理解潜入同性恋社区的警探史蒂夫的内心世界，每个人物的身份都是流动的，影片从始至终也并未明确交代凶杀案的动机和真相。然而，恰恰是这种神秘性和游离感，带出了时代的焦虑情绪。

《虎口巡航》

实际上，弗莱德金本人的从影经历也如他的电影一样起伏不定，充满不安与焦虑。

《法国贩毒网》和《驱魔人》让他名声大噪之后，1977年，他野心勃勃地将乔治·克鲁佐的名作《恐惧的代价》翻拍成《千惊万险》，没想到影片在口碑和票房上双双遇冷，风头都被同年上映的《星球大战》抢去。

《千惊万险》

1980年的《虎口巡航》因涉及同性恋、性虐恋行为而引发观众反感，还被指责具有“恐同”倾向，遭到媒体的抵制，甚至令弗莱德金入围了首届金酸莓奖的“最烂导演”。

在这之后，他接连执导的作品《军火大贼》（1983）、《威猛奇兵》（1985）、《反恐怖别动队》（1986）、《愤怒》（1987）、《危险任务》（1988）也纷纷失败，许多影评人甚至希望他从电影界消失。

《威猛奇兵》

但面对事业的失意和舆论的压力，弗莱德金并没有停止创作，也从未在影片题材的选择上做妥协。

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在每一个曾经创造过任何事物的人的内心深处，几乎都记录着持续的失败。那就是我们所思考的，那是涉及我们思维过程的事情。”每一次拍摄，都是他叩问时代、寻求内心答案的过程。

多年之后的观众终于从弗莱德金的旧作中发现了超前的魅力。《虎口巡航》的蓝光版于2019年发行时，新一代的影评人并没有将其归为烂片，而是肯定了弗莱德金对亚文化群体生活方式的大胆描绘，学者们甚至为该片撰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

人们被弗莱德金电影中受挫的人物形象所感动，因为这种形象见证了普遍的人性。他的电影成为人们理解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即使到了杖朝之年，弗莱德金仍旧没有放弃拍摄电影，他的终作《凯恩舰哗变》已于上个月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尽管传奇已逝，但弗莱德金对电影的信仰，永存于影像之中，他向时代抛出的问题留待后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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