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甲胄缺失的一环，世界流行的青铜甲，在商周时代真没出现吗？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狮陀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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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说起中国古代的铜甲胄，殷商时代的青铜盔和石鼓山墓出土的青铜胸甲无疑是比较有名的。但是目前对我国铜质甲胄的发展与流传，却有着很多疑惑之处，有人甚至认为我国古代的铜质甲胄非实战用品，乃至于认为中原地区没有用铜做甲胄的传统，使用铜甲胄的主要是戎人等少数民族和西南地区的滇人。诚然，中国古代的铜甲有着记载少的问题，但这一切在各种实物出土的情况下并非是无迹可寻的。本文，冷研就目前的资料简要探讨一些被忽视的中国青铜甲。

说起中国青铜甲胄，其实青铜马铠常遭到忽视，尽管青铜马铠的实物可能是最多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芮国墓的青铜饰片，由于芮国墓出土的青铜甲片在花纹和形制上和另一种出土于秦地的金饰片非常相似，故很多人怀疑其仅是一种棺饰。

比如韩伟老师在《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对该种金片进行了探究，并认为是墓主棺木上的饰片，这种观点虽有问题但质疑也并不算无道理，毕竟芮国墓的青铜甲片复原起来确实有些奇怪，比如说甲片实在太大了：

但是也有人对棺饰说提出质疑，如张天恩在《先秦金片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在M28号墓中，铜饰片处在椁室东侧南部下层位置，多层叠压平放，每层的一组饰片均有依次相渗压的现象。并与铜戈、盾钖等兵器在一起，暗示其应与武器有关系。且离距棺木较远，可完全肯定绝不是钉于棺板之外的饰件。”而同类型的金属饰片在很多车马器类遗物中多有出现。

而大堡子山这种几十公分的大甲片可能是装饰在马上，可以想象在当时有一批身披黄金甲片的战马；这些小一点的甲片可能就是装饰在人身上。如果说黄金甲片如此，那形制类似的芮国墓铜饰片也应该是类似的功能，也就是战马的铠甲。

但是要指出的是，该类甲片也可以用于战车的防御，如晋侯装甲战车，我们可以在战车上见到很多类似的青铜甲片，该战车也被发掘者戏称为“装甲战车”。如此一来甲片过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历史上马铠甲片大于人甲甲片。

同类战车也有西周的实物，如2014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周原遗址铜轮马车，而目前青铜的马胄实物也谈不少很少，更有相当精致之物。最后，西周的金文记录中也有所谓的“金车”出现，可与实物相对应。

既然西周的车马已经拥有较为精良的青铜甲片保护，那人甲难道就会完全排斥青铜吗？显然也不是，从商代到周代中国有大量用于皮盔和皮甲的铜片，无论是青铜鳞甲还是青铜胸甲的实物都非常之多。

西周金文中更有用于赏赐的“金甲”，或许有人会辩解，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皮甲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顶级甲胄的防御水平，毕竟文献中关于皮甲的记载非常多，从燕王自削甲札，到《周礼》内关于皮甲的记录仿佛都在印证此时的中国军队当中铜甲近乎完全消失了。

但是凡事皆有例外，从部分实物来看，铜质甲胄和皮甲上的铜质护具一样有出土的实物，比如说河南出土了战国时代的铜胄，比如宜昌博物馆内665件金属饰片，分别出土于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和赵巷12号楚墓，根据两墓所出饰片有相当部分与皮甲集中堆叠放置、且少数饰片背面尚附着有漆皮残片看， 其部分当为皮甲上的加强件。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继业者战争期间，长枪兵方阵前列士兵的亚麻甲中也镶嵌有青铜鳞片和各类金属板块，可见东西方甲胄的一些构造实际上殊途而同归。

那问题来了，为何大家印象中中国军队穿皮甲多而希腊军队穿铜甲多呢？这真正涉及到的问题恐怕是什么才叫“较多的青铜甲”了，且不说说希腊古典时代的战争中有投石兵和弓箭手，在古典时代后期和继业者战争期间，青铜甲在希腊也早已经不是普遍装备，比如说埃涅阿斯写的【守城录】，他列了一大张表格，各种守城用的攻战军械，亚麻甲在第一条。

而柏拉图在一封信中说【让我们穿上 重装军士的胸甲去战斗——专为步兵准备的软甲】。至于很多人所说的青铜肌肉甲，也没有证据表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装备，甚至绘画中的肌肉甲也有可能是皮质。

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先秦到汉朝时关于“头盔”的记载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很多记载中已经提到了各种金属防具，比如说《越绝书》中提到‘的伍子胥《水战兵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3.7米），长十二丈（27.7米），容战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舰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里面鍪从金，恐与金属有关，管子也不只一次提到“铠”：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

《吴越春秋》：而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问曰：“兵法宁可以小试耶？”孙子曰：“可，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王曰：“诺。”孙子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各将一队。”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剑盾而立，告以军法，随鼓进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

《地数》篇：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送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考虑到管子的生活年代是我国春秋时期，此时的钢铁技术并没有那么成熟，故此处的“铠”和“鍪”疑与青铜护具有关。

另外战国时代的铜盔并不只出土于巴蜀和西南地区，河南也出土了一顶铜胄，无独有偶，河北故郡遗址也一样出土了贴金青铜盔甲。既然文献和实物都已经暗示了青铜依然作为护具，那我们其实并无理由完全无视先秦到战汉时期中国青铜护具的存在。

或许有人还是会说没人否定青铜护具的存在，只是中国没有西方多。但是本文只是意在颠覆一些人对春秋战汉中国护具均为皮质和铁质的固有印象。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地中海地区的青铜甲胄非常多，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那样普及率实在是个大问题。

又或许我们实在很难给出一个“普及青铜甲胄“的标准，因为即便是流行青铜甲胄的国家也很难说“普遍装备了铜甲”，而表面贴了青铜护具的甲胄在古代也未必会被强调是金属质地的甲胄，比如说，比如说宋代就出现了所谓的“贴金纸甲“，也就是纸甲的外层覆盖着金属，但是依然被归类成了纸甲，同理，三国时代也有少数民族进贡的“皮骨铁杂铠”（骨质扎甲）的说法，因而，我们绝对不能武断的认为古人说的皮甲上面是不存在金属部分的。

事实上青铜甲胄的制作方法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中国在西周就已经掌握了薄壁热锻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继续得到发展，比如说，根据《东周薄壁刻纹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统计，楚墓中发现的锻打的薄壁铜器的数量很多，在此我们仅举出几处大型东周墓地的资料进行说明。

在湖北地区存在相当的素面锻造容器，器类多是盘、匜，如襄阳蔡坡M4[63]；江陵马山M2[64]，雨台山M203、M204、M354、M480等[65]，望山M1、2[66]；荆州天星观M2[67]；荆门左冢M1[68]，九连墩M1[69]、2[70]等墓葬中都有见到。也有很多卮是锻造的薄壁铜器，如襄阳山湾墓地采集的3件卮[71]。而石鼓山墓出土的青铜胸甲，更是证明此时的中国在技术上制造出铜质胸甲其实是并没有多少问题的。

同理，在西方，罗马，迦太基还有其它意大利城邦国家在早期装备的小件青铜护胸板和护心镜，比如波利比乌斯记载如此描述罗马军团的武备：“除了这些装配外，士兵还会挂一块胸牌，约手掌张开的幅宽，放在心脏部位，称作护心片。( pectorale)。这些项目构成他们全副的武装，但那些财产被估算有一万德拉克马的人，则是穿锁子甲的外套(lorica) 。”

而有意思的是，地中海民族装备的这种青铜质地的护心镜和商代到战国的各种皮甲上的铜构件，铜甲泡和各种皮甲上的金属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既然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皮甲搭配青铜加强件的存在，如此结构很落后吗？这种结构恰恰完美的在金属甲片下加入漆皮甲从而解决了青铜甲片高硬度易碎的问题，因而它有什么理由在后期的春秋和战国的战争中“被淘汰”呢？

考虑到古人可能把加了青铜加强件的皮甲也一股脑的归类成了皮甲，如此种种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考虑到各类金铜饰片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车马和马皮甲上，如一种典型的R型金属饰片就是镶嵌在马面部皮甲的加强件，在上世纪，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也出土过类似的铜饰片3件，报告称其为马胄。

人甲上当也会有类似的金属加强件。尽管这种铜皮复合甲上的金属饰片可能审美意义比较大（部分为薄金片），但是也可以对皮甲的防御力做一定的补充。

当然，本文仅仅想改变大家对先秦甲胄的部分固有印象，因为前人研究对先秦铜质防具的研究有不够重视，复原做的不够好等问题，本文仅为大家打开一个新视角，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参考文献：

《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

《吴越春秋》

《东周薄壁刻纹铜器及其相关问题》

《先秦金片再认识》

《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

《甲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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