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一分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现代价值

21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在跨文化视域下，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现代转化，能够为解决各种文化间的冲突、和谐相处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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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最早见于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该书言：“《西铭》名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这是伊川用以说明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主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差别，即儒者虽本乎一仁爱之理（理一），但其发用，在不同的对象及处境中是可以有不同表现的，以至等差（分殊），故谓之理一而分殊。相比之下，墨子兼爱，把自家父子与别人父子一般看，违反了天生物原是一本的道理，故谓之二本而无分。从儒家的观点看，墨家兼爱只知（道理上的）一本，而不知（实践上的）分殊。这是“理一分殊”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上的意思。

后来，杨时又赋予“理一分殊”普遍意义，使之成为道南学派一个重要的理学范畴。他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伦理道德的意蕴。

杨时的弟子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这就明确指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并将之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其师“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理之用”的重要性，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知”字上用力，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这一思想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

道南学派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是道南学派的重要理论特征。

朱熹对《西铭》的“理一分殊”之论极为赞赏，说“《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句句见理一分殊”，还以“月印万川”作喻“物物一太极”，把“理一分殊”思想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来讨论。他认为所谓“理一”，就是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总的“理”，一个总的根源；所谓“分殊”，就是万事万物各具一“理”，每一个事物之“理”，是总的“理”的反映。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这里所说的“理”，具有一本万殊的性质。“理”既体现在宇宙中，又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之中，体现在宇宙中的“理”和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中的“理”，类似于佛教“月印万川”。万事万物统一于“理”，而又是“理”的具体表现，体现着“理”的整体。这就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所主张的从“万殊”到“理一”的认知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于分门别类的研究，进而发展到整体综合研究的过程也有共通之处。由此，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现代学者应不局限于传统哲学从伦理学或宇宙论的层面来进行诠释，而应通过对“理一分殊”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释来解决跨文化交际的困境。我们可以把“理一分殊”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即“理一分殊”的价值原则——“理一”是指一切分殊之德共本于同一的价值根源；“分殊”指的是同价值根源针对不同的对象而为不同的面向和维度。

这种“理一分殊”原则的可能性，正是基于朱熹思想具有开放的精神传统。所谓开放，指的是不去固守唯一的价值体系，而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有限性，愿意“倾听”别人的想法，也愿意通过“交流”去了解别人，并通过自我的反省批判以达成对自我全新的理解。这种进行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不仅不是自我的否定，反而是自我的更新和完成。

朱熹在构建思想体系时，不只是局限对本土文化各种学说的兼收并蓄，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也采取了综合融会的开放态度。他通过批判来融合佛教思想，从而为儒学的哲理化开出了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这也正是刘述先所说的，我们应“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传统保持一种批评反省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对于其他传统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现在看来，“理一分殊”正是朱熹解决不同文明传统、价值冲突上最深刻的见解，也是我们把握宋明理学传统的一条基本线索。“理”不仅可以贯通古今，也可以贯通中西，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既能对话又有立场，既能融合又彼此独立。

“理一分殊”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运用到“全球价值观”的探求上。儒学与其他文化传统一样，都具有“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提升灵魂”之功能。这一宗教性之“理”是统一的，只是实现的途径各异，由此而产生了“分殊”的各区域文化。可见，“理一”并非一个知识论的体系，它是一个“规约”原则，而非“构成”原则。这个“理一”显然是就儒学的超越向度而言的，也是引导我们去探寻那个普遍性价值的一个方向。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即使有“万殊”的存在，我们也会尽量寻求“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之道，而不把矛盾冲突当作终极的东西。

朱熹的“理一分殊”，其实就是一种普世主义，具有某种普遍性，但它的表现则可依不同时空条件下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文化对话时，凭借这一原则，一方面可以在分歧、冲突中参照“多元中的一元”，另一方面又可以寻求“歧义中的统一”。

朱熹借用“月印万川”之喻，将“理一分殊”形而上学化。在“月印万川”视野下，“理一分殊”不再只是一种伦理观念，而是变成了认识论、方法论。月亮投射在不同的水面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意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体认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们可以透过对“理一分殊”的诠释，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斥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朱熹的“月印万川”之喻可以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

今天，一个文化传统应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元素，在全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和丰富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说，每一个传统都应该努力透过对话交流、多元互济，为世界和平相处，找到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要尽量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理解其他文明的价值。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交流才是“多元互济”，才能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必须有助于人性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提升。朱子学中追求人性合理的因素，肯定人的尊严，可以为现代人格和人权理论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