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驻军小镇到新兴城市：非洲最年轻首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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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内战爆发之前，南苏丹朱巴曾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如今正在重焕生机。图为朱巴的谢里卡特区（Sherikat）。图源：The Guardian

导语：二十年前，南苏丹首都朱巴还是一个不大的军队驻守小镇。如今，石油资金和移民已经使它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新兴城市——但对许多人来说，在朱巴生活从未如此艰难。

凉爽的晨风中，木炭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这是南苏丹首都朱巴的一个雨天。19岁的基登·玛丽（Kiden Mary）在比尔巴姆路（Bilpam Road）的拐角处摆摊卖茶水，顾客不多。比尔巴姆路是该市的柏油大道之一，通往居民区的街道则是泥泞土路，那里的房子大多租给了非政府组织。

“我是来这里挣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滤网倒入用生姜煮沸的浓咖啡。她家位于朱巴以南70英里（靠近乌干达边境）的卡约·凯吉（Kajo Keji），有母亲和兄弟姐妹需要供养。“有时我工作到晚上9点。我把赚到的一点钱寄给他们”。

南苏丹朱巴比尔巴姆路，基登·玛丽在她的茶摊前

基登的经历在朱巴这个移民城市再熟悉不过了。南苏丹的面积相当于法国，人口接近1200万。由于农村安全状况糟糕，也缺乏基本服务，人们不得不到首都寻找机会。

自今年4月邻国苏丹爆发战争以来，已有6000多名苏丹难民来到朱巴。大多数难民最终来到了该市西南部的戈罗姆（Gorom），这是多年前为收容埃塞俄比亚难民而设立的难民营。这里食物匮乏，难民在朱巴的苏丹社区支持下，能获得少量人道主义援助。援助的缺乏已经迫使一些年轻人又返回到苏丹，甚至是利比亚。

距朱巴15公里的戈罗姆难民营

在许多方面，朱巴的发展映射着南苏丹的经历。在经历了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后的一段自治期后，南苏丹于2011年7月脱离苏丹，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朱巴还是苏丹武装部队（SAF）的一个驻军小城，多年来一直被约翰·加朗（John Garang）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叛军包围。2005年7月，约翰·加朗在宣誓就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兼苏丹南方自治政府主席数周后死于直升机坠毁，朱巴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前叛军进入了这座曾被他们围困但从未占领过的城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随之进入。

2018年南苏丹和平协议后统一部队的阅兵式

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很快成为新一轮淘“金”热的中心。随着石油资金流入这个需要从零开始建设的国家，加之西方国家的援助支持，朱巴吸引了大量拿着高薪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外交官、商人、投资者，以及来自邻国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寻找就业机会的人。他们涌入朱巴，希望在进口食品和商品的新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同时也争取利润丰厚的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建设合同。

2022年5月，南苏丹萨尔瓦·基尔总统、肯尼亚政治家拉伊拉·奥廷加、南苏丹副总统里克·马查尔和塔班·邓·盖在朱巴自由桥落成典礼上

在2013年12月内战爆发前，这座新首都曾被称为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而内战暴露出南苏丹新政府的脆弱性、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分歧以及联合国实施的国家建设计划的缺陷。冲突导致近40万人死亡，首都两次遭受战火，其中包括2016年7月，总统萨尔瓦·基尔和副总统里克·马查尔的卫兵在总统府前互相射击，造成数百人死亡。直到今年2月教皇方济各访问朱巴时，这些弹孔才得到修复。

朱巴自由桥是南苏丹第一座横跨尼罗河的永久性桥梁

到2018年，朱巴开始重新发展。朱巴现在是一个团结过渡政府的所在地，该政府的目标是在2024年底组织选举。虽然南苏丹农村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仍在继续，但朱巴却一直蓬勃发展，道路在重新铺设，服务得到改善，新机场航站楼和各种建筑正在建设中。每周都有新的酒店和俱乐部开业，为精英阶层的子女提供服务。城市正在不断发展并向外扩张。朱巴市政府首席执行官马丁·西蒙·瓦尼（Martin Simon Wani）说，虽然网上估计该市人口为45.9万，但实际上“至少有一百万”，这还不包括城市郊区，那里现在可能还有一两百万人定居。

在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中，富人、穷人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共存。名贵汽车驶过马路，有色玻璃闪亮，而一些老妇人正在将砸碎的石头装在袋子里沿路出售。来自农村的牧民用棍子赶着长角牛穿过城市。周末，婚礼在城市的广场上举行，有帐篷、音乐和舞蹈。

阿费克斯河营地（Afex River Camp）深受国际游客的欢迎。2023年7月，在这里举行了南苏丹独立12周年庆祝活动

在朱巴，南苏丹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酒店屋顶和俯瞰尼罗河的昂贵餐厅与外国人打成一片。在高高的栅栏和铁丝网后面，许多为人道主义机构工作的外籍人士聚集在游泳池边。

俯瞰朱巴的屋顶酒吧餐厅，2023年6月开业

一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在白尼罗河西岸建立了朱巴，此后朱巴不断扩展，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朱巴从一开始就是外国殖民地，但它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殖民时期的地标性建筑被毁掉或被改建，例如，由希腊人建造的朱巴电影院被改建成了教堂。朱巴的巴里原住民社区憎恨他们祖先的领地被迁往首都，在首都，军方权贵抢夺土地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这些紧张局势是南苏丹独立后不久即宣布在北部150英里处的拉姆塞尔（Ramciel）建立新首都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新首都尚未建成。

尼罗河东岸的贡博-谢里卡特现在人口稠密。成千上万的人主要来自邻近的琼莱州博尔地区（Bor），他们定居在仍被该市政府视为农村的地方。新修建的朱巴-博尔公路旁，主要的牛市就在这里。52岁的马根·阿莱思·阿利斯（Maguen Aleth Alith）是交易商选出来的酋长，随着成百上千头牛被赶去放牧，他也成为朱巴发展的受益者之一。他说：“对牛的需求越来越大，当道路受阻难以通行时，市场就会面临牛的短缺。”他说，“从1994年起，他就在朱巴附近做牛的交易”。当时，第二次苏丹内战正处于高峰期。他回忆说：“我们经常躲避苏丹军队”。

马根·阿莱思·阿利斯在朱巴贡博区的牛市

朱巴的主要牛市位于贡博区（Gumbo），这里也居住着成千上万来自离朱巴不远的琼莱州博尔地区的人

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但对许多在战争中付出多年、现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老居民来说，这段历史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37岁的西蒙·阿内·马杜特（Simon Anei Madut）来自西北部加扎勒河州的瓦拉普州（Warrap），在谢里卡特路边的一把遮阳伞下，他回忆起十几岁时与苏丹人民解放军一起“在朱巴附近”的情景。如今，他仍是政府军的一名士兵，但薪水“很低”，所以他还要卖木炭来支付孩子的学费。

西蒙·阿内·马杜特，朱巴谢里卡特区的木炭卖家

对于谢里卡特鱼市的妇女来说，她们的生活同样艰难。35岁的埃斯特·约姆·马比奥（Esther Yom Mabior）说：“我们的鱼经常腐烂。”她们成立了合作社，搭建了屋顶，购置了二手冰柜，以保存从博尔带来的鲜鱼。43岁的玛莎·安格·马延（Martha Angeth Mayen）说：“我们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酗酒，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们上学，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贫困。”

埃斯特·约姆·马比奥，鱼贩

谢里卡特鱼市的妇女，她们成立了合作社并投资购买了冰柜

穿过楝树和芒果树的绿色树冠，尚未竣工的公寓楼拔地而起。朱巴社区由混凝土建筑、泥土房屋和塑料布棚组成。马哈德（Mahad）是首都的难民营之一，靠近孔约孔约（Konyo Konyo）市场，该难民营居住着3700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乔尔·阿诺克（Chol Anok）在那里的一所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学校教书。“南苏丹的所有部落都在这里，”他说：“大部分人都因2013年的危机而流离失所。”

由于工资微薄，在公立学校任教更像是一种职业。他说，大多数教师都离开了，去非政府组织找工作，但他没有。“我们需要培养年轻人，让他们改变这个国家”。他深信，有了教育，和平终将到来，他说：“农民会回去种地，南苏丹将成为非洲最好的国家之一”。

乔尔·阿诺克，马哈德难民营的一名教师，对南苏丹的未来保持乐观

但对于马哈德难民营的人们来说，生活正变得越来越艰难。粮食配给于2022年11月停止。由于资金短缺，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正在削减计划。尽管粮食不安全程度从未如此严重，但到目前为止，南苏丹今年的人道主义响应计划只有45%的资金到位，76%的人口需要援助。

约瑟夫·古洛克（Joseph Gurloch）现年32岁，来自马哈德难民营，曾是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儿童兵，2002年在战斗中中弹受伤，目前装有假肢。2013年，他因冲突而离开皮博尔地区（Pibor），但却没有办法回家。同样住在营地的罗达·拉乔（Roda Racho）说：“我们靠捡垃圾为生。我们收集塑料瓶然后卖掉”。其他人则从孔约孔约市场收集剩菜剩饭。

马哈德难民营社区领导人哈桑·盖恩和约瑟夫·古洛克

从孔约孔约市场收集的蔬菜和剩菜

马哈德难民营社区领导人詹姆斯·巴博伊、罗达·拉乔和查尔斯·尼库姆

一名男子在孔约孔约市场的街边搜寻垃圾

海马拉卡勒（Hai Malakal）墓地的居民每个月都会面临同样的苦难，因为他们每个月收到的援助很少。17岁的乔伊斯·桑达·胡安（Joyce Sunday Juan）说：“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有时我们能吃上饭，有时却吃不上”。

这个社区位于朱巴以北45英里的特瑞凯卡村（Terekeka）周围，为了躲避冲突和牲畜袭击，他们从2008年起就生活在这个墓地附近。近年来开业的两家五星级酒店俯瞰着墓地的塑料棚。45岁的酋长詹姆斯·杰勒·皮蒂亚（James Jelle Pitia）说：“我们被遗忘了，”他说：“没有枪支或金钱，你就无法在朱巴获得土地。”

五星级酒店耸立在海马拉卡勒墓地旁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上方（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