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万年，原来你是这样的东阳

东阳，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会给出“三乡一城”的答案。没错，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影视文化名城，这是自唐以降特别是宋代至今东阳的标签。教育之乡涵养的“十百千万”人才大观、建筑之乡缔造的全国县级市建安产值冠军、工艺美术之乡培育的木雕和竹编两朵嘉卉，更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文化名城打造的“东方好莱坞”，让东阳成为八婺大地上风标独具的“显眼包”。

然而，唐以前的东阳，有着什么样的身世和形象？近日，随着《浙江文史记忆·东阳卷》和《歌山画水最东阳》两套书的问世，让人们对位于浙中丘陵地带的东阳“一眼万年”。其中，《浙江文史记忆·东阳卷》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编写，《歌山画水最东阳》则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纂。两套书不仅为东阳厘清了无数隐秘的脉络，还明确划分了不同时期的体系隔断，构成了更为系统的文史记忆。“这是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敬仰和热爱，也是一个城市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市政协文史专委专职副主任、两书主要编纂者张忠鸣不胜感慨，“希望这两套书能帮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东阳、认识东阳、热爱东阳。”

▲由市委宣传部编写的《浙江文史记忆·东阳卷》

▲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纂的《歌山画水最东阳》

两个地名对应两个文化圈

关于东阳地名的来历，完全可以打一场纷纷扰扰的“口水仗”。“历史上我们足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叫吴宁。”张忠鸣介绍，东汉兴平二年（195）析诸暨设吴宁县，隋开皇九年（589）又废吴宁入诸暨，分五乡入乌伤（义乌），吴宁县先后存在394年。“吴宁这个地名，带着会稽山文化的印记。吴宁县在会稽山的南端，是古越国的大后方，远离海侵、战争，是片安宁、繁华之地，适合部落生存发展、人类文明成长。”张忠鸣认为，正因如此，东阳境内才会遗存众多土墩墓。

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分会稽郡为东阳郡。东阳之名，缘于其位于濲水（衢江）之东、长山（金华山）之阳。当时的东阳郡地处浙中金衢盆地，管辖范围向东可延伸至今天的东阳、磐安，向西则囊括了今天的衢州。唐垂拱二年（686），以废吴宁故地及义乌东冲要地设为东阳县，隶属婺州。东阳从郡名成为县名。而东阳郡则改为婺州、金华府。因此，东阳的地名，带着鲜明的金华山文化印记。

随着本世纪初浦江万年上山文化的发现，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会稽山文化还是金华山文化，都深受上山稻作文明的滋养。“如果抽丝剥茧、精细刻画，我们可以说，上山文化时期是东阳文明的起源，会稽山文化时期是东阳文明的发扬，金华山文化时期则是东阳文明的定格。”张忠鸣认为，万年东阳文明史，东阳先后接受了上山文化的影响、会稽山文化的润泽、金华山文化的熏陶。

上山文化的稻作农业、石器陶器、村落定居三大文化形态，至今仍可在以东阳小鹰山遗址为代表的众多新石器遗存中找到证据。会稽山文化中的古越文化，除了让东阳人“民朴而勤”“不轻去其乡”，还让其在骨子里好勇尚气、争强斗胜、峻烈轻死，催生了宋代东阳5位武状元、明末许都“白头军”起义、北伐时期的名将金佛庄等铮铮铁骨。会稽山文化中的大禹文化，在东阳境内留下了众多大禹治水相关的地名，更培育了东阳人不畏灾难、人定胜天的精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东阳先民运用大禹“疏导治水”“高高下下”“钟水丰物”等办法，于东汉建造了洲义堰，唐代修建了都督堰、富民堰，元代建成了南溪堰，明代修筑了环清堰、灵坦堰等，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的横锦和南江水库，更是大禹精神的当世写照。而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为特征的勾践文化，则深刻地启迪了处于“四塞之地”而无交通便利也无资源禀赋的东阳，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精工善艺、无中生有，大气包容、走南闯北，催生了众多优势产业集群。

“东阳隶属于会稽山文化圈期间，会稽是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吴宁是会稽山文化圈的核心成员。”张忠鸣指出一个细节——隋开皇九年（589），当时从诸暨分立独设的吴宁县，又被并入诸暨，从东阳郡复归会稽郡，主要原因可以视为接受先进文化的洗礼，因为当时的金华、衢州一带还未得到有效开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东阳人厉文才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贞观进士。

公元686年，吴宁复县，改称东阳，从此东阳文运开启，人文兴起。唐宋以来，浙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会稽转移到杭州，金华的优势逐渐彰显。此期的东阳，深受金华山文化圈影响，孝义文化、教育文化、百工文化成为东阳显性文化标识。

金华山文化圈时期东阳领风骚

金华文化圈，包括长山（今金华市区）、乌伤（今义乌）、永康、吴宁（今东阳）、丰安（今浦江）、太末（今龙游）、新安（今衢州市区）、定阳（今常山）、平昌（今遂昌）九县。为了抗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会稽山文化圈，1700年前的金华，就喊出了“浙中崛起、共建大金华”的口号。

在这个进程中，东阳因“形胜之美甲于他邦，土地贡赋非他邑可比”，在金华文化圈居于龙头地位。张忠鸣认为，东阳这一地位确立的标志，就是公元777年东阳成为婺之望县。宋代东阳为一等县，元代为上县，明代为大县，民国是一等县，始终名列前茅。甚至在当代，金华的首位度也一直受到东阳和义乌的挑战，“世界的义乌，亚洲的东阳”之说甚嚣尘上。

教育文化是金华山文化圈时期东阳的显著特征。张忠鸣幽默地说，1000年前东阳就开始建设“学习型城市”。《东阳县志·风俗》记载，东阳“士爱读书，大家子弟无不从师爱学，有志者习举业，迟钝者亦通章句，知礼义之方”“士类骈集，才气学术项背相望”。而这一行动的载体，就是东阳境内林立的书院和义塾，从唐代至清代计有106处，难怪《宋宝祐东阳县志》称“诗书讲诵相闻，旁郡他邑不及也”。重教兴学的风气，让东阳历史上出现了4个人才高峰：唐代东阳是浙江进士最多的县，仅厉、舒、冯、滕四大家族就有15名进士；南宋葛、乔、厉、马、何五大家族士子位及宰辅，时称“东阳开五府”，涌现了进士142名、武状元5名；民国时期，邵飘萍、金佛庄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严济慈、葛正权、蔡希陶为代表的科学巨匠，杜佐周、葛绥成、郭人全为代表的文教大家，令东阳显赫于八婺；当代东阳的“十百千万”人才盛况，更是令人瞩目。

有意思的是，500年前，东阳人开始建设美丽乡村。早在南宋，身怀绝技的东阳人就以木匠泥水匠为核心，组成建筑行帮“东阳帮”，承建临安皇宫；明清时，“东阳帮”抱团闯天下，省内的“上八府下三府”，省外的江西、安徽等地，都留下了东阳人行艺的足迹。东阳的木雕、竹编技艺达到巅峰，以木雕装饰的“大宅门”在江南地区鳞次栉比，独具儒家文化特色的东阳传统民居体系大行其道。这些豪华精致的宅院，和村落里的道路、桥梁、牌坊以及山林、河流、绿化等互为倚靠、互相借景，形成了巧夺天工、宛若画图的美丽乡村。如今，省内以及古徽州地区的古村落，仍历历可见东阳百工文化的痕迹。

深厚积淀催生出“三乡一城”

浸淫于金华山文化的东阳，得教育文化之优势而孕育出教育之乡，又因百工文化而花开两朵，生成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皆离不开东阳人“要做就做最好”的“最文化”追求，也因此才会成就全国著名的“三乡一城”。

在张忠鸣看来，东阳的“三乡”文化还离不开金华山文化时期孝义文化的濡染。这是会稽山文化中一度稀缺的文化基因。“古越时期，越国没有建立礼义廉耻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父杀子、子弑父的悲剧屡屡发生。勾践之后，越人三弑其君，霸业走向衰落。”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推行礼乐文化，尤其是两汉时期标榜以孝治国。三国两晋时期，东阳出现了以孝闻名的斯敦兄弟、许孜父子。宋代端平年间，东阳县城建兴孝祠，祭祀6位孝子；明清两代割股疗亲载入史志者达40多人；民国时期东阳尚有“五孝子”。孝子之多，孝风之盛，使得东阳“孝子之乡”名播千里。而历史上东阳人更雅好义举，东阳金义门在宋代就与浦江郑义门比肩，明代则有凤山楼义门、锦溪卢义门、松山包义门“三义门”。义市、义学、义塾、义庄、义渡、义亭、义桥、义冢等公益设施更是不胜枚举。

“因为有了孝义文化，所以翻开《歌山画水最东阳》这套以‘三乡一城’为主旨的书籍，不难发现东阳人捐资设立的各个教育基金，都是义学、义塾、义庄等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张忠鸣解读，东阳影视文化名城的“新名片”也是孝义文化的产物——古代横店即是义市，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所倡导的“四共”理念，其实是孝义文化在当下时代的新产物。“教育涵养美，东阳人的百工技艺因为有教育文化的加持，因此审美品位高，东阳木雕鬼斧神工，东阳竹编精细绝伦，东阳民居美轮美奂。这种美的追求延续到今天，从物质上升到精神，从自然材料加工上升到光影技术运用，催生了影视文化产业。影视文化名城因美而生，更因孝义而由一镇至一县乃至辐射金华全域，跨省传播到西部地区。”三乡一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万年文史，浩瀚如海。一眼万年，惊艳时光。

无论是“崇文重教、精工善艺、大气包容、创新图强”的东阳人文精神，“勤、勇、韧、能、义”的东阳人五大特质，“走南闯北、敢为人先、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东阳人创业创新精神，都可以从历史长河中找到源流，在这两套书中得到诠释。诚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唯有尊重历史，才能让历史照进现实，照亮前行的道路。

记者丨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吴旭华 实习生 葛禹飞

编辑：许琳琳

二审：董之震

终审：单昌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