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咖啡往事：从“C.P.C”到“上海牌”咖啡

提到近代上海咖啡馆，除了西方人创办的DDS、文艺复兴、沙利文等，国人创办的咖啡馆里，不得不提C.P.C（Chang.P.C）咖啡。作为上海咖啡厂的前身，它不但在民国上海咖啡馆行业里颇负盛名，还为当时咖啡馆和咖啡老饕们提供了原材料和烘焙加工，甚至为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咖啡业的发展贡献了人才。

在特殊时期，上海咖啡厂生产的听装上海牌咖啡、可可粉和咖啡茶成为咖啡瘾者的“救命稻草”。上海咖啡厂门市部又慰藉了多少咖啡老饕的心: 木心在《上海赋》里怀念CPC的咖啡“现磨现煮从华灯初上到翌日凌晨三点钟”；程乃珊将其称为“红旗下仅存的小资风光之一”；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男中音歌唱家葛朝祉在生活困难时期仍会偶尔花5角钱去上海咖啡馆喝一杯。在这些老一辈心中，C.P.C，或者说上咖，是萦绕他们心中不可忘却的从前。

1940年代的上海“咖啡大王”

提到这家咖啡馆就不得不提它的老板——张宝存。

1913年，张氏出生在浙江定海（今舟山市）。14岁时，他进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该校在近代上海号称是精英学校，早年因学费昂贵，入学的华童多为达官士绅子弟，因此可以推断出张氏有一定的家底。不过，仅过了两年，张氏就进入洋行做实习，又过了两年，他远赴香港的某洋行工作。两年后，即张宝存20岁时，他从香港返沪，创办檀香山伙食公司。该公司受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战火波及，结束营业。1935年，22岁的张宝存创办德胜行，其中就包括咖啡豆的进出口业务。该行起初设置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后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搬迁至静安寺路1472号。1940年，他以自己中文姓名的英文缩写（Chang.P.C，民国时期拼音方式和现代汉语拼音不同）注册了C.P.C商标作为自家生产的咖啡品牌。

图 1 1940年C.P.C注册商标

图 2 1940年代杂志上的广告

1943年，张氏参加了当时日伪上海特别市咖啡馆业同业公会，当选为常务理事。第二年，理事长乐季书因事辞职，张氏在第二届咖啡馆业同业公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也因此被人称为“咖啡大王”。同年12月，张氏在泰山路（今淮海中路）开设C.P.C 分店。其事业可谓达到鼎峰。

张氏之所以能在31岁就被推选为同业公会理事长，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来，可能与其家底丰厚又热心公益有关。他在创设C.P.C 泰山路分店时，不举办开幕仪式也不花钱请名流明星剪彩，而是将钱款用于助学，创办了定海旅沪第一、第二小学。据说，该笔折现款有15万元。1947年，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慈善活动中，张氏以2500万元拍得一只曾被孙中山收藏的明代瓷花瓶，一时轰动媒体，报道中就称呼张氏为“上海滩咖啡大王”。

二来，张氏出任同业公会理事长，也可能和民国时期上海咖啡馆业华人经营者多为广东人和浙江人。如该公会在1943年统计的48家从业者中，来自浙江的代表最多，有18人。同乡情谊加上张氏生意如日中天，被推为同业公会理事长也是意料之中。

张宝存可能是真的喜欢喝咖啡。据说在他居住的里弄曾有“咖啡弄”之称，因为他在家不但自己煮咖啡喝，还会免费赠送周边邻居自己厂生产的咖啡，久而久之，这里的居民也就被培养出“吃咖啡”的习惯了。

三厂合并与技术支援云南咖啡业

C.P.C咖啡馆由于背靠德胜咖啡进口行，所以其自身经营范围不但包括咖啡馆业务，还包括咖啡豆进口、烘焙和研磨的咖啡加工业务，甚至出品了铁罐装的咖啡粉。在解放前的上海，能经营咖啡加工业务的厂商屈指可数。德胜咖啡进口行不但资金雄厚，设备和出品也比较精良，得到很多咖啡老饕的认可。在1948年，德胜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物资供应局的委托订单，加工了一批美国战略剩余物资中的咖啡豆，并得到允许在南京西路总店售卖。能成为政府机构的合作单位，足可见其在行业内的口碑和认可度。

图 3 1944年《申报》刊登的C.P.C咖啡广告

图 4 1944年《新闻报》刊登的C.P.C咖啡广告

解放后，德胜咖啡进口行经历了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归属上海商业公司管理，成为三星糖果食品厂的下属卫星厂。1958年，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发文请求上海市轻工业局将德胜咖啡行从三星糖果食品厂划出，作为独立企业直属该公司领导，被轻工业局批准。1959年1月10日，地方公私合营德胜咖啡行正式更名为国营上海咖啡厂。

上海咖啡厂从创立之初就以德胜咖啡行的创业日期作为该厂的创业日期，并且近年来的媒体报道都一再突出这一源流。

然而，该厂的来源并不只有德胜咖啡行一家。笔者在一份1960年代的工商登记书里发现，该厂声称是由三家解放前的咖啡制造商合并而成，这三家分别是：德胜咖啡厂、大上海饮料厂和美兴咖啡号。虽然该厂是以德胜咖啡厂为主体，但是另两家厂商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大上海饮料厂。该厂是由张宝存同乡颜兴学创设于1945年9月，厂址在南昌路，主要经营咖啡和方糖。其生产的咖啡品牌即A.B.C咖啡，和C.P.C品牌一样，都是罐装咖啡粉。

图 5 1948年8月《新闻报》广告

图 6 1949年3月《新闻报》广告

三厂在解放初都是以生产咖啡和可可为主。只是德胜咖啡行规模略大于其他两者，而且该厂的厂房又比其他两者大且有发展余地。所以，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在1958年的合并建议中是将大上海饮料厂并入德胜咖啡行，这样可以集中生产技术，充分利用设备，提高产量。

事实上，三厂合并后，花了几年时间就从只有30多人的小厂发展至拥有100多职工的大厂，厂址也从原德胜咖啡行所在的南京西路迁至延安西路，“C.P.C”也改成“上海牌”。该厂可能是改革开放前全国唯一的咖啡加工厂。在特殊时期，这家厂仍然在生产咖啡，主要是听装咖啡粉和一种纸包的咖啡茶。笔者没有尝过这种特殊的咖啡，据说是用品质不太好的咖啡豆研磨成粉后加入糖粉，装入模型后压实烘干后切成小块包装。喝的时候，只要用开水一冲就能变成一杯咖啡茶。味道当然不能让咖啡老饕满意，无非是在特殊时候聊胜于无的一种安慰。

上海咖啡厂尽管自身没有咖啡种植园，无法实现“全产业链”，但由于其生产经验比较丰富，企业历史悠久，在1980年代还为云南咖啡种植输出了加工技术。

笔者查阅到，1983年，云南农垦商业公司咖啡厂曾来上海考察，可能在此期间认识了当时已近70的张宝存先生。为了提高云南咖啡的品质，公司聘用张宝存为技术顾问，改进咖啡的口味。在他的指导下，不但让云南的企业改进烘培技术，还将瓶装改成铝箔软罐头包装，据说因此也打开了云垦咖啡的销路。在第三、四届全国农垦产品销售会上，云南农垦商业公司所属的云垦咖啡获得好评。张宝存还把云南加工包装的咖啡带回上海请五位美国人喝，他们居然以为是进口咖啡。

虽然张宝存先生当年十分看好云南咖啡，非常具有长远眼光，但后来云南咖啡豆被雀巢和其他外国厂商压价收购。为什么没有占领上海市场？这里面大概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吧。

乐口福与阿华田的恩怨情仇

上海咖啡厂留给上海人的记忆，除了上海牌咖啡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乐口福牌麦乳精。这是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啊！

乐口福原本是解放前上海著名商人、大世界创办者黄楚九创设的九福公司旗下一款麦乳精饮料。1951年，九福公司开始公私合营的历程，成为九福制药厂，陆续合并了20多家上海的其他药厂。1961年，为了精研制药业务，九福厂将乐口福转让给当时的上海咖啡厂生产。

图 7 1938年《新闻报》刊登的乐口福麦乳精广告

上海咖啡厂接管乐口福后，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之一，甚至逐渐超越了上海牌咖啡。

麦乳精饮料比之咖啡，消费者覆盖范围更广，可以说从老到小，除了婴儿外，都可以喝。而且在解放前，乐口福已经销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因此，乐口福的生产逐渐引起上海咖啡厂领导的重视。他们用了很多办法提高产品的质量，还使用国内可可粉来压低成本，增加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咖啡厂曾提出乐口福在营养成分上要赶超阿华田。

阿华田和乐口福一样也是麦乳精性质的饮料，于1904年创立于瑞士，并很快风靡全球，尤其受到英国人喜欢。乐口福想要主销的香港等东南亚市场也充斥着阿华田。因此，两者不可避免要产生竞争。

经过上海咖啡厂领导和香港方面代表的商讨，香港方面建议，乐口福产品应该着重提高产品质量，设法改进溶解速度。至于营养成分上是否应该赶超阿华田，香港代表并不觉得这个是重点。

由于缺乏具体资料，此事后续如何笔者不得而知，可能就此不了了之。但是当时上海咖啡厂敢于和国际著名品牌阿华田一争高下的勇气值得肯定。上咖为了推广乐口福，还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文，请求其协助拍摄一部宣传乐口福的广告，用于海外市场的宣传。最终这想法有没有落实，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乐口福和阿华田互为竞争对手，但是1993年，阿华田母公司瑞士诺华消费者保健品部和上海正广和梅林集团合资成立上海诺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阿华田，原属上海咖啡厂的乐口福也划归此厂生产。后由于阿华田母公司被英国联合食品公司收购，1995年，上海诺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改为上海英联食品有限公司。

虽说成为一家人后，乐口福可以共享阿华田的某些生产技术，改进自己的配方，但一家公司的两种同样产品就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乐口福的消费对象被定位成老年群体，阿华田则被定位成儿童群体。一句“喝阿华田的孩子了不得，不得了！”也成为童年记忆中经典的广告语。不过，为什么作为“有福之人”喝的乐口福就要被定位老年人呢？其中内幕还有待探索。

截至2023年1月，“上咖”已经在全市开了五家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