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个虚伪的万人迷

知识分子，在中文词典里是一个颇具危险色彩的词。

在非议不断的舆论环境下，有一位潜伏在“公知”群体中的主角却能始终屹立不倒， 他就是梁文道。

主持人、媒体人、书评人、自由撰稿者、大学讲师、制片人、古迹研究专家、文化推广学者、以及“香港文化教父”...... “公知”头衔之下，梁文 道还有无数的“分身”。

许子东说他是“虚伪的万人迷”，陈冠中说他“重扛公知大旗”，将香港从“文化荒漠 地带”带向新大陆。

《圆桌派》《看理想》《八 分》等小众节目的出圈，似乎都证明了梁文道比许知远更能赢得年轻观众的喜欢。

这不禁让人疑问，梁文道究竟有何魔力？

在当下的知识界，梁文道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既遵循传统作息，与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保持着物理距离；

又紧贴大众，深谙网络传播之道，在两岸精英和大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

我想，初次听到梁文道讲话或节目的听众，都会被他的博闻广记和雄辩通达所折服。

梁文道「看理想」

从柏拉图到托尔斯泰，从《诗经》到《金瓶梅》 ，从叙利亚局势到美国建国史，从名伶大儒到演艺明星。

无论古今中外，市井庙堂，凡一切跟“书”有关的话题，梁文道几乎无所不谈，亦无所不晓。

高颅顶，微瘦身材，一柄烟斗伴低沉烟嗓，高定腕表从不离手。一袭长袍或定制得体正装，圆框眼镜后常年一双深邃冷峻的眼睛。

“道长”梁文道，几乎符合绝大多数网友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想象。

尽管不少人对其文化知识分子的标签一再质疑，但数十年来坚持每天一本书的阅读频率，加之五十余年的人生阅历和“传道授业”，已让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身份地位确信不疑。

但不同于其他饱受争议的“公知”，梁文道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间的一个异类。

他审时度势，不激进不争辩，用开水般温润平实的语言，消解了近年来大众舆论对公知的敌对情绪。

与当下整个公知群体噤若寒蝉的态势不同，梁文道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标签则毫无隐瞒。

事实上，早在微博刚刚兴起的年代，他就曾借助节目公开发声，声言“在公共领域发声就是公知”。

梁文道「传习」

并有意擢拔自己的公知身份，短短几年间时间，就完成了从电视媒体人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而随着局势的陡变，梁文道最近几年来，也似乎有意摘掉此前贴封的诸多标签，并在当下的公共领域罕见保持沉默。

一不问庙堂，二不问民生。 收拢疆域，只在自己一贯熟悉的领域拆书答疑，陪听众闲聊， 追古怀今，做一个安全的“布道者”。

如今，离开了《圆桌派》和《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已经鲜少在综艺节目中露面。

「看理想」之后，他又做起了二十多年前出道时的老本行——播客，或偶尔以文化学者或媒体人的身份，出没于各大读书论坛与评奖节目，紧跟时代步伐。

在商界、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往来穿梭的“道长”，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样显得分身乏术，而是有充足的精力应对上述事务，还能腾出时间来给年轻人“传道”解惑。

与其说梁文道做了许多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毋宁说他一直做着同一桩事业——职业读书人。

无论拥有多少噱头，做了多少活动，无不围绕着“读书”一词展开。只是外在形式千变万象。

然而，从杀气腾腾的时评家到温文尔雅的说书人，究竟哪一面才是梁文道的真身呢？

梁文道的身世很复杂。

与其他曝露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不同，大众对其家世和成长历程知之甚少。而梁文道本人也似乎有意回避同身世相关的话题。

他祖籍广东，出生于殖民年代的香港，成长于“解冻”时期的台湾，后来却活跃在网络经济日新月异的大陆。

互联网时代，他又一跃成为沟通两岛和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

梁家父母，是由内地迁至香港的劳工，在湾区并无根系。幼年时期，迫于生存压力，父母必须将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面，没有余力照看年幼的孩子。

于是，无人照管的梁文道，被远送到台湾外祖父家中寄养。一待就是多年。

童年时期的梁文道

虽然远离双亲，但这却是梁文道生平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无人管束，日子反倒无忧无虑。

成年后，梁回忆这段幼年经历时说：

“对老人家来说，有个孙仔跟他们生活是一件开心事，他们把我照顾得好好。”

外祖父是清末遗儒，内战时举家迁徙至台，熟读五经，极爱看书。

他教梁文道识文断字，习历史典籍。三国水浒、聊斋山海，梁文道最早都是从外祖父那里听得的。

梁文道在古典文学上的启蒙和兴趣，最初就来源于此。

不过，与人们想象中一身书卷气的“别人家孩子”相反，童年时期的梁文道热衷于“寻衅滋事”，“成绩差得一塌糊涂”。

他喜欢扰乱课堂秩序，课下又同一些黑道人士来来往往，称兄拜弟，是老师和家长眼中标准的“不良少年”。

上初中时，正赶上宝岛进入“解冻”时期，各类运动风起云涌。

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梁文道热衷于参加集会活动，在校园内外积极动员新生力量，反抗威权，目的是求“教育之平等”“权利之平等”。

中学后期，因“破坏公物”和“涉嫌加入黑社会”等罪名，梁文道被台岛所有学校“封杀”，一夜之间前途尽毁。

少年时期的梁文道，像极了侯孝贤和杨德昌电影中的问题少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渴望融入人群而终始不得。

但幸运的是，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长辈的开导。

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显现出它独特的另一面，外祖父讲给梁文道的书，在他十七八岁时陆续结出果实。

十七岁那年，梁文道第一次向《信报》投稿。首稿写完后，他又用钢笔工工整整誊了一遍， 再署上笔名寄往报社。

编辑接稿后，见其字迹娟秀、行文流畅当即刊用。报社还一度以“梁小姐”为称呼打电话到作者家里。

接线的是梁文道妈妈。编辑再问：“梁先生念大学吗？”

“念中学。”

《信报》编辑还误以为自己拨错了作者的预留电话。

由此可见，梁文道后来在写作上的建树，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崭露锋芒。

离开台湾后，梁文道回到香港继续读书，不过成绩依旧“唥嘢”（糟糕）。

此时的梁文道无心向学，并非贪玩好斗，而是早熟敏感的性格，让他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超乎同龄人的危机感。

他从岛屿过来，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大陆人……那么，“梁文道究竟是谁？”

路漫漫修远兮。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文道都在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到美国游历一年后，梁文道终于下定决心专心求学，与从前乖戾反叛的形象划清界线。

九十年代初，梁文道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但他对媒体界和知识界的向往，则似乎要比哲学热心得多。

报哲学的初衷，不过是有助于“疏通经络”，理清根本关系，“对写文章有益”。

进入大学之后，梁文道开始将创作精力放在时政评论上，以“思想上的暴力”介入理想。

九零年代，仍是纸媒的黄金时代，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港台两岸流行笔仗。

梁文道不满一些评论家的酸腐文章，给许多报社都写过锐评，以笔代口，骂了不少人，其中还包括声动全港的“四才子”。

初生牛犊不怕虎。凭仗着丰富的阅历和犀利的笔风，二十出头的梁文道在香港媒体界名声渐起。

虽然考试成绩依然很“烂”，但好在梁文道读书不少，博闻强记，各种典籍故事信手拈来，一些细节地方连学院教授都未曾涉耳。

尽管这一时期的梁文道“旧习难改”，经常参加集会活动，校内校外得罪了不少人。 甚至在大学期间，公然在香港街头脱掉裤子与警察对峙，“梁裤子”一脱成名。

但好在学校惜才，最后在一众老师的保举下平安毕业，并顺利进修拿到硕士学位。

九十年代中期，梁文道开始为《亚洲周刊》《南方周末》撰稿。课业之余，又开始为《明报》《财经》等专业报刊撰写评论，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历史、时政等诸多领域。

毕业前夕，梁文道明确了将来要从事的志业——进入传媒界。

不过，他真正想做的，不是衰落迹象明显的纸媒，而是方兴未艾的电视广播媒体。

90年代末，梁文道通过编剧和策划身份，进入香港电台工作，并如愿在商业一台担任台长。

当年，香港电台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整个亚洲和华人圈中堪称顶流。

梁文道不满于当时港台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于是调动人脉资源，请来多位香港本地文化学者，策划出台了《光明顶》《风波里》等清谈节目。

出乎意料的是，这两档节目在口味挑剔的香港观众中反响不错。这更加坚定了梁之后做文化类节目的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郑经翰事件和电台领导的分歧，梁文道被迫辞去了商台的工作。

他邀请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同创立了牛棚书院，自己担任书院院长。写作、演讲、策划展览，依旧活跃在港岛媒体战场上。

1999年，在窦文涛的力邀下，梁文道加盟《锵锵三人行》，继续从事当年在商业一台未竟的志业。

此后十五年，许、梁、马逐渐成为该档节目的“铁三角”。在移动互联网来临之前，《锵锵》也成了电视时代最难以逾越的文化综艺。

新世纪头十年，梁文道扎根于凤凰中文台，在电视、出版两大领域持续深耕。

2008年，凤凰卫视为梁量身打造了一档清谈节目，《文道非常道》出炉，针对两岸三地的文化现象和东西方文化热点事件展开评议。

与此同时，梁文道开始录制《开卷八分钟》，用讲故事的形式为观众每日拆解好书。

截至2015年，开卷已经录制了1800多集，打破读书类节目纪录。8年时间，累计为观众推荐了一千多部好书。

随着《圆桌派》《八分》等人文节目的出圈，梁文道在内地年轻读者群体中收获了又一波热度。

不过，在媒体圈混得风生水起的梁文道，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专业——作家。

2009年，梁文道应出版社邀请，将就近几年的时评文字以《常识》为名，集结成册。

《常识》出版，大有启迪民智的切望。两个月后，《我执》出版，这本书记述了梁文道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 “我执为根，生诸烦恼 ”。佛家倡导“不执”，梁文道偏偏背道而驰，以“我执”为书名，梁文道太看重自己的意见了。

两本书虽内容有所区别，但叙述简介平实，文风清新自然，论述问题既能切中要害，描述过往又能细致动人，因此很受评论家的褒扬。

2010年后，梁文道又陆续策划出版了《我读》系列、《味道》系列，内容基本上同职业兴趣正相关，算是节目之余的点缀。

到了2014年《关键词》出版后，梁文道就此搁笔，不再评议社会“关键现象”。

年底，梁文道从凤凰台离职，接受“理想国”编辑部的邀请，策划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看理想”品牌。

兜兜转转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当初最熟悉的领域。

最近十年来，梁文道很忙。

忙着参加综艺，饭局，各类商业主持，忙着给各地学生们“传道授业”。

上一场还在《奇葩说》，下一场就已现身《圆桌派》录制现场；深夜除了录制《一千零一夜》外，还要操心《八分》的分享内容如何如何。

几年前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言全年有超过三分之二在酒店里度过。几乎每天因为各种事飞来飞去，但他似乎乐此不疲。

大学讲师、客座教授、主持人、资深媒体人、书评人、书院创始人、自由撰稿人、古迹研究专家、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节目策划人.....

几乎单拎出任何一个头衔，都已经能让其他同行难以企及， 而难得的是，梁文道又在上述领域各取有一定的建树。

弗兰克·福里迪曾在《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中断言：“当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大众缴械投降。”

梁文道也做过相似的预言：“在一个物质主义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将消亡在不久的将来。”

福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媒体出身的梁文道，显然更能知悉观众的口味。在港说港话，在陆说国语。任何尖锐刻薄的问题，都能从他这里得到妥帖满意的答案。

与许知远的拧巴、执拗不同，梁文道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拥抱商业， 积极投身商业活动，并善于借助媒介打造人设，放大自己的声量。

传道赚钱两不误。

在如何做好“公知”、经营“人设”这件事上，梁文道是一等一的榜样。

进入二零年代，“道长”似乎有意同从前的部分标签保持距离，并十分忌惮于别人推高自己。

在“公知”不断倒掉的当下，体察民情，针对公共事务“选择性闭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也是即便陷入舆论争议，但其“文化教父”名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好友许子东曾说他是“虚伪的万人迷”。但私以为，这恰是对当事人的褒奖，毕竟在众口难调的受众面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做一个不惹人厌的“万人迷”。

在急剧变化的后疫情时代，梁文道总能恰到好处地找到合适的位置，在自己的地亩上潜心经营，耕种，等待后来开花结果。

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从不将自己放置于危险的处境。

时代浩浩荡荡，观众来来去去。那些激烈的言论和文章，亦随着年龄埋进了记忆深处。

或许，梁文道已经温和的走进了那个良夜。

本期作者：张九七

编辑丨排版：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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