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大咖谈资本寒冬启示：创新药“回暖”三要素——政策、创新、合作

医药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寒冬。医药魔方MedAlpha数据库显示，2017-2021年是中国创新药融资的持续上升期。

2018-2019年港股18A和上交所科创板落地、2020年新冠暴发，使资本对医药行业的狂热追逐于2020-2021年达到巅峰。

但2022年开始，生物医药行业一、二级市场持续降温，火热势头不复存在。

2022年，创新药融资金额相较上年近乎“腰斩”；2023年，前三季度的融资金额仅为2022年全年金额的一半，“IPO收紧”成为biotech创始人和投资人共同的焦虑。

中国创新药投资趋势（截至2023-09-27；金额单位：亿美元）

“近几年生物医药确实正处于寒冬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生物医药创新方面发展迅速。30年前我回国时，国内的抗肿瘤药物基本是从零做起，近15-20年间，我们急追猛赶，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first in class，大家越来越注重创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院长丁健表达了他对寒冬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信心。

而对于如何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百济神州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吴晓滨认为，国家的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比钱还重要。

“同样的公司，3年前估值是美国的3-5倍，现在只是回归到真实的价值了”，这是先声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晋生对资本寒冬的评价。同时，他也坚定地认为，在寒冬当中，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唯一的路，是持续的投入创新、拥抱合作。其中合作这一点，与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的战略不谋而合。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对我们来说，现在所谓的‘最坏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和更多初创企业谈更早期的合作。”

在9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一场以“炉边谈话：寒冬之下话未来”为主题的圆桌就此展开，五位嘉宾讨论了在寒冬之下，我们距离符合中国走向国际市场的医药创新生态还有多远……

圆桌讨论嘉宾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院长 丁健先生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王磊先生

百济神州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吴晓滨先生

中国药促会2020-2021年度会长、先声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任晋生先生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 宋瑞霖先生（主持人）

本场对话经医药魔方Pro编辑整理如下：

宋瑞霖：第一个问题问给四位嘉宾，我们是否处在寒冬之下？与“真创新”相匹配的政策环境是怎样的？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的引导资本和我们的市场资本，如何发挥优势，共同支持产业发展？

丁健：我认为近几年生物医药确实正处于寒冬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生物医药创新方面发展迅速。以我个人经历来讲，30年前我回国时，国内的抗肿瘤药物基本是从零做起，近15-20年间，我们急追猛赶，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first in class，大家越来越注重创新了。

我个人对中国生物医药的未来还是很看好的，因为医药是刚性需求。而且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里面就有一个“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王磊：对阿斯利康这样的跨国药企来讲，现在所谓的“最坏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和更多初创企业谈更早期的合作。

现在可能是产业资本和大药厂去看早期项目的最好时机。我们今年签了很多项目，如ADC、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资本寒冬难过肯定是难过的，但是好的科学还是会卖很好的价钱。

吴晓滨：我个人一直认为，在生物制药产业里，国家的政策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比钱还重要。具体来说，资本市场上，一、二级市场融的钱，比国家从十一五到十四五以来投的总和还多得多，出现如此利好的景象，源于2015年大幅度的政策改革，推动了医药春天的到来。

而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药品开始“出国”了，我认为，管理思路也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我们都在讲，中国人口基数大，在中国的药价都要全球最低价，当我们进口药的时候，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现在中国作为原创国出海了，这个逻辑是否还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永远是价格的洼地，是没有办法走上国际的。

任晋生：我认为“寒冬”是相对于资本市场估值来说的。但对整个生物医药产业来说，企业还是这个企业，只是过去几年我们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同样的公司，3年前估值是美国的3-5倍，现在只是回归到真实的价值了。

当前环境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虽然弥漫着悲观的情绪，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选择乐观，必须看到希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思考如何把握机会。我特别赞同王磊总提出来的观点，现在是一个涌现合作机会的时期。另外，这也是升级公司管理的机会，公司内部还要苦练内功，立足长远。

政策方面，过去几年我们的药品审评审批有了显著的进步，对医药产业、医疗器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另一方面，在降低药品价格、创新药医保谈判方面，我希望能对创新药手下留情一点，这样有助于中长期的产业发展。

宋瑞霖：接下来想问每位嘉宾一个问题。首先是丁院士，您是做抗肿瘤药物的，现在CDE申报的一半都是抗肿瘤药，所以其实肿瘤药面临着很大的“内卷”状态。在此背景下，关于“如何做出真正的创新的、有临床价值的、满足临床需求的抗肿瘤药物”，您有哪些建议？

丁健：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虽然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文章，很多研究都有一个potential target，但什么是真正的target？怎样转化？这些都需要时间、资金和实践，基础研究衔接不够，就导致了“内卷”。

像PD-1、ADC、减肥药目前都处于“内卷”状态，但好在CDE出了一个“以临床的需求为导向”的规定，以至于我们现在开始立项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未来的市场如何、临床有没有这个需求等，如果卷了，就尽快停止。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急追猛赶的方向的。肿瘤病人情况复杂，比如食道癌，在西方主要是腺癌，中国是鳞癌，还有其他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这是我们的突破点。

除此之外，我想说，创新药研发是要集大家之力，做到真正的协作。创新要有精神、有自信，这与创新土壤密切相关。好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把火，争取把医药行业做好、做大、做强，使我们将来成为一个医药强国。

宋瑞霖：接下来的问题给王磊先生，阿斯利康和国内企业的合作非常多，也非常深。这是阿斯利康的战略思考吗？或者说，你们下一步在与国内制药企业合作方面有什么更长远的计划？

王磊：阿斯利康的战略蛮简单的，就是中西合璧。

阿斯利康和国内外的基础研究PI联系非常紧密，举个例子，我们在剑桥每年有40个联合培养的PhD，国内的话，我们和药物所李佳所长、丁健院士也有很多年合作历史。现在我们特别看重处于早期研究的、大学院校的合作，另外还有中早期的me-first项目。

总体来说，我觉得，哪里科学好，哪里就能出新药，我们就得往哪里走。中西合璧的结果，一定是造福全世界的患者，中国的药造福全世界患者，很有希望。

宋瑞霖：下面我想问问吴晓滨总裁，从百济的经验来说，中国的药品要走向世界，出海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更加有益处？

吴晓滨：中国的创新药出海是必须的事情，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国的医药市场虽然大，但是全球的市场肯定更大；其次，做药的研发成本很高，我们都说“科学无国界，疾病无国界”，那做药为什么要有国界呢？中国的好药到国外去造福于国外的患者，也是非常好的。

百济未来出海的话，有两点要注意：首先，在临床布局方面，一定要做全球的临床试验，这是对金钱和能力的考验；其次是商业化，其实我们走出去了以后，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用什么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用当地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医药行业里面经历了几十年了，社交网络都在那里，交流起来没有任何壁垒，也没有任何重新认知的过程。

宋瑞霖：先声是从传统企业成功转型到了创新型企业，目前的产品销售额中，71%来自于创新药。任董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有哪些考验？在未来布局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先声有哪些设想？您对未来的先声有什么样的期许？

任晋生：我认为先声从传统向创新的转型，关键还是人才队伍的转型。我们销售收入的比例，上半年71%来自于创新药，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持续增加，仿制药的比重会越来越弱。另外，我们还需要和外部进行合作。我赞同刚才王磊总说的，中国还是有很多和biotech、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这是未来几年我们的头等大事。

经验教训方面，我认为，我们对创新药的重视醒悟得还是比较晚，投入的强度还不够大胆，思想还不够解放，这方面我们要向百济学习。百济每年持续地投入百亿级以上的研发强度，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未来，我们会坚定不移的推动外部合作，拥抱外面的世界。在寒冬当中，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中，唯一的路，是持续的投入创新、拥抱合作。

宋瑞霖：接下来我对圆桌讨论环节做个总结，第一，中国现在不缺产业政策，缺的是市场政策；第二，要解放思想、要合作，企业一定不能孤芳自赏，要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最后我想说，如果说现在正处于医药行业的“寒冬”，那中国作为一个四季分明的国家，没有一个寒冬不曾度过，也没有一个春天未曾到来，未来的中国医药创新一定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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