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倭国的大和风姿

刘刚/文

好一个“日落天子”

被圣德太子称作“日落天子”的是隋炀帝。

这位隋炀帝，在中国的皇帝中，可以说是最倒霉的一位，他在历史上，除了被政敌构陷，还被他的人民误解。昏君，暴君，还有其他的罪名……总之，恶谥一个又一个，只要能想到的，都可以加在他的头上，可怜了，也可惜了，他那颗大好的头颅，竟然被各种各样的恶谥挂满了。

但他其实是个实在人，比如西巡张掖，他就身临其境，跋山涉水，顶风冒雪，忍饥耐寒，此举不但秦汉没有，而且唐宋未见，历史上也只有传说中的周穆王像他那样做过，他还作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一出手，就开了盛唐边塞诗的先河。

这一次，倭国遣使来华，以“日出天子”自居，来跟“日落天子”打招呼，这就大大地冒犯了他，但他并不十分在意，未像后来的乾隆皇帝那样训斥英国来使，拒绝其要求，而是秉持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派出中国使者，随同来访的日本使者一道回访日本，由此可见，他并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如果清朝的乾隆皇帝也能像他那样，派个使者去回访一下英国，后来的鸦片战争是否就有可能避免呢？当然有可能。但历史不承认可能，而是相信已然，已然的是，战争已经发生，我们不可能穿越到那个历史时期去改变那一次历史事件，但是，我们却不妨问一问，那“已然”之事因何发生？告诉未来怎样避免？

派个使者难吗？不难。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里就提到《周礼》有“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那“小行人”就是外交官，周王派他们作为使者行走四方，到各国去了解情况。他们每到一国，便“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编成二书，然后，以之“反命于王”，交由“春官之外史氏”来掌管，周王以此“掌四方之志”。

然秦汉以降，中国废封建，改郡县，归于一统，一统之下，没有国际。国际无存，何来外交？故无邦交之礼，汉对匈奴，唐对回纥，没有正常外交，也是“国有大事”才遣使。

宋时，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日本之于中国亦如是，日本士夫，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于日本则无知，本来一衣带水，能朝发夕至，竟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到了近代，自道咸以来，清末海禁大开，行泰西通例，至光绪年间，遂有遣使列国，以固邦交而通国政之举。

其时，清设驻日公使，遵宪为参赞，称“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如此说来，便说到《周礼》，以为“泰西通例”根柢于《周礼》，当以“礼失求诸野”行之。但他却没有提到隋炀帝时的那一次出使，以及隋炀帝派出的那位使者，那可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一次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日本，民间往来的唐化早已开始，可国家正式出场此为开始。

尽管《汉书·地理志》里，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可汉家天子接见过日本来使吗？没见过，故无记载。武帝时，设乐浪郡，治理朝鲜，顺便照看一下日本，所以，来中国的日本人，多半在朝鲜半岛上就被打发了。

中日之间，第一次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是在东汉时期，这一次，日本使者的脚步，没有被限制在朝鲜半岛，而是任其放开脚步，来到中原，求见皇帝，当时的光武帝刘秀有没有接见他们？显然没有，要不，历史上会有记载。但他们还是不虚此行，光武帝赐予他们“汉委奴国王”金印，正式将其纳入册封体制中。

在中国史书中，第一个有名称的日本人，是倭国王帅升，他在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进贡了“生口百六十人”。

这真是乐浪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有了汉家金印，倭人之于朝鲜半岛就具备了正当性，不但可以进入，而且可以立足，以此为契机，日本就已开始出现了早期国家联合体。到了三国时期，一个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王国联合体便君临日本九州岛。

《三国志》里的日本女王

晋人陈寿撰《三国志》，《魏志》中有《倭人传》一篇，提到了一个“邪马台国”，位于日本国的九州岛东北部，下属30多个小国，君主为女王，称“卑弥呼”，遣使难升米等来中国，要向天子朝贡，这一回，接待他们的不是乐浪，而是带方。

带方太守刘夏派人送贡品往魏都，其年12月，诏书报倭女王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

此二“假”也，非“真假”之谓，乃“假借”而言，有“给予”之意，还有“做大”和“提升”的意思，而且“提升”的不止女王，还有“汝来使难升米、牛利”等，以其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另赐“好物”若干。还指示难升米等人“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卑弥呼本次朝贡，时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这一年，刚好司马懿灭了辽东公孙渊，她才能遣使中国，向天子贡献，从倭王帅升到倭女王卑弥呼，期间，与汉家断贡约百余年。

其时，汉家天子式微，三国鼎立，公孙度割据辽东，曹操北征乌桓，曾与之缔约，以允其对东北以及对九夷的治权，使其不再参与中原纷争，但在名义上，则须表示效忠曹魏政权。

得此允诺，公孙康放开手脚，经略东北及九夷之地，“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兴兵伐韩、濊”，“是后，倭、韩遂属带方”，史称“右折燕齐，左振扶桑，凌轹沙漠，南面称王”，其中“左振扶桑”就是扶持卑弥呼女王政权。

卑弥呼，能以一女子统一邪马台国，她除了继承中国方士“神道设教”的传统，还因其极力争取中国本土势力对她的政治支持，看来那三十多国的国君，并非全然因为信仰而信任她，更多的考虑也许是她背后的中国实力，公孙模兴兵扶桑，是引而不发，遥相呼应，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渡海而至，战而胜之？这样的问题，今已无考，但我们从她死后发生的事变中，亦可见其当初之端倪。让我们回到那一次朝贡，看一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过了两年，也就是正始元年（240年），带方郡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回访倭国，倭女王卑弥呼遣使上表谢恩。其时，日本国体初立，公孙家亡后，仍由带方郡统属，故与日本往来，中国方面，还是让带方郡太守派遣使者。

到了第四年，倭王又遣使来贡，第六年，回访诏赐……第八年，太守王颀到官，一上任，倭女王卑弥呼就遣使来诉，说遭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攻击，遂遣塞曹掾史张政等使倭。

从带方至倭国，循海岸航行，历韩国向东南，至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使至，卑弥呼已死，其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国不大而墓大，人口不多而殉葬者多，加以男王复辟——“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

邪马台国的国王，不宜于男性，有男必争，如水土使然。在女王卑弥呼之前，曾经有过男王，但男王上位，立马开打，如同中国神话中女娲传奇，男神打架，把天都打破了，打得“天柱折，地维绝”，天翻地覆，让女娲来补天，来安顿大地山川。

卑弥呼之于邪马台国，也有那么点女娲的味道，男人把国家打烂了，她来收拾，她凭什么来安顿三十多国男人？

男人打来打去，行的是帝道，她无为而无不为，行的是皇道，她无为而治，就如同当年中国方士向秦始皇帝建议的那样，自隐无名，与人隔离，专门跟鬼神打交道，跟她联系的，只有一个男人，是她弟弟，帮她治理国家，以皇道和帝道分而治之，难怪有人把她当作天照大神的原型来看，天照大神也有个弟弟。

这当然是往大里说往神化上说，把她说成了神——“大而化之之谓神”，但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就会往政治上看去，那时，你就会看到，在实际政治中，这显然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而是由权术运作的潜规则，其背后的操作者，有可能来自中国，或为公孙家族的割据势力，或为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地方势力。所以，当邪马台的三十国男人为争夺王位，而打得不可开交时，带方郡使者到来，就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按既定方针，再立女王，于是“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神奇了，又不是母系社会，在一个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何以非要女人来做一国之王？这显然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某个政治目标。

而确立目标的那只手，则来自中国，来自辽东坐陆望海的带方太守，他望向“东南大海之中”，望向那个“依山岛为国邑”的草创国度，终于出手了！他派出使者“以檄告喻壹与”。此正所谓传檄以定王位，立了个13岁的无知少女来做女王，如果说卑弥呼凭着神道设教的方术，还能搞个神化的包装，而那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孩再怎么神化，能化成啥样？可带方需要她，她就成了女王，这一点不奇怪，曹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方当然也就可以挟女王以令倭国。

接下来，便是壹与女王遣使来贡，可不久中国又发生了变化，先是三国归晋，接着又发生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此时，中国自顾不暇，已无力顾及海外，邪马台国后来国运如何？自然也就没有下文了。但在日本方面，对其认识，则自大和国兴，刚好民族意识觉醒之时，便照见了《三国志·倭人传》这面镜子，这才知道，上古时代，俺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将卑弥呼载入《日本书纪》，给她一个“神功皇后”定位。

这样的定位，是按照“神道设教”的需要安排的，同历史的本来样子差别很大，《日本书纪》如此“乱点鸳鸯谱”，反映了日本神话与历史的交错，但即便以神人二重性的标准来看，这样两副面孔也很难捏合，很难使之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样式。

不过，从文明开化的立场上来看，则是一大进步，原来的“神道设教”是以方术操弄的，至此则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使日本成为了神道国家，升华了弥生时代的政治遗产。

大和国里有“周公”

卑弥呼死后，造了一个大冢，《倭人传》提出，是何用意？如果我们晓得接踵而来的时代就是古坟时代，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它就起到了提示作用——或为古坟时代的先驱？

在古坟时代，墓的大小及其建制，彰显一国综合实力。大墓多且规格高，此乃大国地位标志，何以如此道来？盖因水田开垦，带来土石，以之造坟，坟越多墓越大，以示田广。田广则米多，米多则兵众，兵众则国强，故国之大小，要看坟有多少，可以说卑弥呼为古坟时代开了个坟头。

古坟的分布，以奈良、大阪为主，为巨穴式土堆，四周围沟，形制“前方后圆”，多钥匙孔形，周遭环立筒状土制人偶——“埴轮”。受了中国墓制影响，倭亦厚葬，今所见者，有坟71座，最大的一座在大阪，号“大山冢”，又名“仁德天皇陵”，称“世界第一”，然其较之秦始皇陵如何？小巫见大巫也。

可以说，古坟时代是中国厚葬文化在日本的又一个“本地垂迹”，“垂迹”，仍由卑弥呼开头，她躺在带有殷商气息的人殉大墓里，哪里知道就这么一躺，竟然躺出了一个新时代。

在奈良县樱井市，发现“箸墓”一座，据检测，其筑造年代在公元240-260年之间，同卑弥呼死时吻合。

传说中，墓主为上古皇族女子，用箸自刺而死，故名之。坟丘全长280米，后部为圆形，前部略呈长方形，属于“前方后圆坟”，但其中有无“人殉”，一如《三国志·倭人传》所言，则不得而知，因被视为皇族坟墓，由宫内厅管理，不得发掘。然据坟丘形状及其周边散见土器样式，并取其表面附着物进行检测，确认它是开启日本古坟时代的一座古坟。

就大体而言，古坟时代的墓葬，较之卑弥呼初创时期的蒙昧状况，又别有其文明的曙光，一是“人殉”不再，代之以“埴轮”，二是墓葬与农业生产方式结合，开显其国富与兵强。

我们以此来看大和国，便可见其由邪马台国发展而来，两国译名——“邪马台”与“大和”，看似不同，发音却相同，郑张尚芳认为，“邪马台”就是Yamato日语“大和”的音译。此二国名，同样的发音，却被译成不同的名称，从汉字形意来看，褒贬之意显然，一音译，一意译，一低俗，一高雅，一为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一为日本人自称，而为中国人首肯，于此，我们亦可见古坟时代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方面取得了进展。

如果我们将其进展放到思想史上来展览，那最耀眼的一点，就表现为从方术到儒术、从神化到圣化的理性主义的快闪，在古坟时代，日本有可能发生了殷周之际那样的文化质的转变，若以徐福在日本的“本地垂迹”开启了方术与儒术两方面，那方术方面就以卑弥呼为代表，而儒术方面则以圣德太子为代表。

圣德太子，可以说是大和国里的周公，他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也搞了一点“修正主义”，在其国家观念里，他以神道教的“万世一系”，取代了以汤、武为标志的“圣人革命”。其根源，在于秦末新儒学，被徐福移植到日本后，不但在日本成活，还在那一方有如星坠而碎的东洋浪屿中，生成了一枝流丽的文明开化的新蕾，产生了一个光昌的天命幸运儿。

别小看了那从马厩里出生的人，第一号人物，就是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出生的那位圣子，他是耶稣，而第二号人物，则是这位圣德太子，他也在马厩里出生，人称“厩户王子”，他出生时的情景，让我们联想起芭蕉的俳句：“枕畔又闻马尿声。”

在文明史的标尺上，他的标高，虽不及伯利恒马槽里的那位圣诞者，但他的品位，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属于顶流，最起码在西方，在地理位置与日本相似的英国，那时还在野蛮生长，未能养成后来才有的作为文明标尺的绅士风度来媲美他的风雅，放目瀛海，举头天外，环顾东西方，他一时风头无两，芭蕉俳云“闪电在手，黑暗中当烛光”，这一句，适合放在他头上。

他是开启者，也是终结者，他终结了日本的史前时代，从弥生时代的舶来，到古坟时代的草创，经了两个时代的磨合，终于修成一个文明的正果——他开始了日本历史的自觉。

其时，能与之相媲美的有一位，那就是中国皇帝，一个由唐朝定罪被历史误解上千年的倒霉皇帝——隋炀帝。

那隋炀帝，堪与秦帝相比，观其功业，煌煌然，也可谓“千古一帝”。秦帝并六国，他统一南北朝；秦以郡县制立国，他则创立科举制；秦筑长城，他开运河；连倒霉也相似，秦以二世而亡，他也是。但秦称“千古一帝”，开出了恶之花的美丽，而他却无此殊荣，在历史上，他本来应该享有比秦帝更高的待遇。

秦帝“略输文采”，他却诗兴大发，从《春江花月夜》到《饮马长城窟》，他不光是皇帝中的皇帝，还是诗人中的诗人，从东南到西北，他以诗意的感发，联通了中国的历史运势，抒发了太史公那千古一叹的天命沉郁，堪称诗林翘楚，唐诗先驱。

难怪圣德太子一眼就看中了他，代表大和王朝的推古女王向他发出问候，一句“日出天子”致意“日落天子”，就打开了一个历史的新局面——请求中国赐封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日本，虽然都是中国的附庸，争取中国的赐封，但不同的时代情形有所不同。弥生时代，一个带方郡就能控制日本一国，到了古坟时代就行不通。倭五王时期，中国形成南北朝，日本人以南朝为正统，不断遣使南朝，请求赐封，对于北朝，则以夷狄视之，从未来朝，可见大和国风。

进入飞鸟时代，日本真的起飞了，那一飞冲天的，便是圣德太子，他以个体升华其国体，以人格高扬其国格。因此，他本人所达到的高度，必须成为国家的新高度，他以其独立人格为国家作担保，保的是大和国的独立。

他要向中国学习，但不成为中国附庸，更不要求中国赐封，他以佛教的平等心和独立心，看空了中国的帝制，代表大和国的“日出天子”向中国的“日落天子”发出官宣式问候，有人受不了，以为“倭奴”的尾巴翘起来了，翘得比中国还高。

中日对弈，被圣德太子抢了先手，放出大招，他要设一个“东天皇”与“西皇帝”相对的棋局，来试隋炀帝的应手，观其弹南朝的曲，还是唱北朝的调，毕竟是一统中国的皇帝，其表现，超越了南北朝，派出正式的国家使者，开展正常外交。这样的外交，此前从未有过，此后再也未有，此举一出，令圣德太子信服，堂堂中华，果然是文明的灯塔！

隋使者裴世清一行，拜见了圣德太子和推古女王，这在今人看来，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但在古代，在天朝上国的制度安排里，除了朝贡，没有外交，故其可贵，也就显而易见了。

从此，日本在文化上，虽然摆脱了对中国的依附，却又开始了新的文化认同。后来，日本遣唐使随着季风和洋流，一波又一波到来，这在隋炀帝和圣德太子之间，早就准备好了，可瓜熟蒂落的时刻已到了唐朝，文明的果实，被唐朝收割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