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商人群体，在早期中国是这样兴起的

市场、市井，“买卖所之也”。人们将剩余或紧缺的东西拿到某个有人来往的去处，等待来人置换，交谈、协商，各拿所需。这大概是现代人能想象到的关于最初市场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之中，人、场所、物品或等价物一一俱全。再往后，待“国家”（state）诞生，管理者也成为其中一个部分。自此，诸多因素和参与者以各种方式塑造了市场的形态。若说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在现代社会忽然诞生的，也就去掉了市场的历史。

历史是有意义的。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一基本假设，就会理解市场是有历史的，也是有变化的——暂且不用“演化”，它假定了市场的线性发展。经济史学家龙登高的《市场中国两千年》抛开了有关中国市场这样或那样的纷争，而是进入历史一探究竟，他从早期农村公社市场的兴起和解体讲起，论至职业商人的产生，走过两千年中国史，一路到改革开放及当下。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在古代中国都曾经形成市场，并且在某些方面一度比欧洲更早接近现代市场经济，更具有现代性。

宋人李嵩《货郎图》局部。

在广袤的民间社会，各种中小市场展开，繁荣活跃。在其间，以手工业和商贸为特点的市镇、明清时期的全国统一市场尤其醒目。这与人们过去误以为的，传统中国市场“死气沉沉”，大为不同。龙登高从这漫长的历史中提出的是，“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唯有在特殊时期才中断，近现代如战争、计划经济。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市场中国两千年》一书。内容为部分早期市场商品结构（农产品、盐铁）和职业商人的兴起。

标题为摘编者所加，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龙登高

《市场中国两千年》，龙登高著，东方出版社，2023年8月。

1.农产品市场的多与寡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虽有较大提高，但粮食生产仍很不稳定，因而小农口粮的自给自足，需要以市场调节为补充，视收成的丰歉而出入粮食市场。

当时，不同季节间粮价差明显，丰歉年景间粮价变动更大，而粮价变动越大，意味着小农出入粮食市场可能越频繁。这给粮商的营利带来了优厚的报酬，《史记·货殖列传》中，白圭、任氏、桥姚、师史等就是突出的粮商。也因为粮食市场的波动，官府对此进行控制较多。如《管子·国蓄》中记载，五谷等食粮，是民生的主宰；货币，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明君执掌交易的媒介，来控制民生的主宰。官府以货币流通为手段控制粮食供应。不过粮食在地区间流转则很有限，主要靠政府调拨。民间粮食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故有“千里不贩籴”之谚。

电视剧《孔子》（1991）剧照。

纺织品市场较为广阔，商品生产渐成规模。战国秦汉时的齐鲁、陈留、襄邑、成都等地是著名的丝织品商品生产基地。齐早已号称“冠带衣履天下”，鲁缟至为轻细，故战国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之谚流传于世。襄城的习俗则是织锦，即使是笨拙的农妇也擅长此事。陈留境内纺织染料的专业商品生产颇具规模，农户都以种植蓝草染成绀色为业，蓝草田一望无尽，不种植黍稷这样的粮食。这种专业户，其产品全部是面向市场的。蜀是中国另一有名的纺织品产地，蜀布曾远通西域的大夏，武帝时张骞曾见之，《盐铁论·本议篇》也将“蜀汉之布与齐陶之缣”并提。

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1999）剧照。

畜禽产品有鸡、羊、猪、牛等。传说战国时的猗顿就因大蓄牛羊而成巨富。《汉书·项籍传》师古注云，猗顿“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尤值一提的是，牛耕的推广，使耕牛的买卖日益盛行。牛价，每头值数千钱，《九章算术》有钱1200、1818、3750不等的价格。居延出土的《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中有牛价当粟60石的记载，为钱亦可数千。

战国秦汉时的民生用品市场，总的说来还处于低迷状态，数量有限，品种不多。李根蟠指出，小农占有的土地比后世农民为多，他们首先需要集中力量把地种好；小农的商业性副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不甚稳定，视粮食生产的丰歉为盈缩。可以说，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的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

2.独具特征的盐铁市场

民生用品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商品是盐铁。

此类商品民户一般不能自己制造，天然仰赖于市场。盐铁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盐为人们食用不可缺少，《管子·海王》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其需求弹性极小，无论价格高低，人们都必须买食，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经营盐业起家的名商有刀闲、猗顿等。盐业中心最有名的是齐、晋，《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

纪录片《扬州盐商》（2011）画面。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器产品种类增多，需求扩大。《盐铁论》所谓“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尤其是铁农具的普遍推广，使铁器市场迅速扩大。《盐铁论·水旱篇》说：“家人相一，父子勠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善器”就是指铁器，个体劳动者使用铁器增加，商人从事铁器买卖也盛况空前。经营冶炼和铁器而致富者很多，如郭纵、寡妇清、卓氏、曹邴氏、孔氏等，《史记·货殖列传》载之甚详。其产地不少，《周礼·冬官·考工记》所举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宝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巴蜀和南阳则是最为著名的铁冶中心。

电影《战国》（2011）剧照。

南阳，即战国时的宛，是传统的铁冶中心，出产锋利的铁器，《荀子·议兵篇》就有记载，《方言》谓“宛地出钢铁为矛”。远在关中的秦昭王也知道“楚之铁剑利”。《战国策·秦策》载，韩卒剑戟的八个出处，除不确定的冥山和不可考之合伯外，其余都是位于以南阳为中心的地区。可见，战国时期的宛及其附近地区都有铁冶业，宛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铁器铸造中心。其产品很有市场，至少韩国军队的兵器大部分来自这一产区。这一产区位于楚、韩、魏、秦四国交界之地，其产品既然在韩国使用很广，在楚、魏等地当更多。秦统一后，孔氏被秦人从大梁（今开封西北）迁至南阳，《货殖列传》载，孔氏大规模地进行铸造，规划鱼塘，车马成群，交游诸侯，借此获得经商的利润……家中的资产达到了数千金，因此南阳的商人都效仿孔氏做生意时的雍容气度。

巴蜀是铁冶业的后起之秀。据《货殖列传》载，秦破赵国时，卓氏等一批商人被虏逼迁，有人想方设法就近安迁，卓氏听说临邛附近的汶山一带，那里的百姓擅长贸易，做买卖很容易，就主动远迁，夫妻推辇，到了临邛。利用产铁的矿山冶炼金属，运筹帷幄，把产品全卖给了滇蜀的人民，于是发迹，有了上千名僮仆。享受着田池射猎的乐趣，就像君王那样。与卓氏有着类似经历的程郑，是山东来的迁虏，也从事冶炼锻造，把产品卖给椎髻之民，和卓氏一样富裕，都居住在临邛。

纪录片《青铜王朝》（2012）画面。

3.商人群体，亦有起于贫困者

再来论说职业商人群体及其经营。

商品流通经商人的媒介演进为商业，即以商品——货币——商品为特征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发展至以货币——商品——货币为特征的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交换，为卖而买的交换是更高级的市场活动，这是市场进步的重要标志。原始公社的末期就已出现最初的商业活动，农村公社时期贵族商人充当商业的主体，春秋战国之交，职业商人开始活跃于市场。

当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不断扩大时，在供与求矛盾的两极之间，职业商人长袖善舞，不仅为市场的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势力雄厚的职业商人群体，蔚然形成前所未有的气象。

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1996）剧照。

春秋以前的商人，多为具有某种特权的人，战国秦汉贵族商人仍不失为一支活跃的力量。例如，楚王室封君鄂君启，拥有一支庞大的商队，活跃于江淮各地。其船队多时达150艘船只，运量达1800吨，车队有50乘车辆，运量500吨。不过，作为职业商人的主体，则是在农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从齐民中分化出来的工商业者。贫富分化的加剧，使不少村社成员濒临破产。除了沦为佃农、雇农乃至债务奴隶外，他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他们很快就发现通往富裕之路的捷径，正如《货殖列传》所记载，白手起家来致富，务农不如务工，务工不如经商，缝制彩色绣花的衣服不如守着店面。与其说这是最不入流的行业，不如说是贫穷的人发迹的资本。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捷径，不如说是大变动、大发展时代给予他们的机遇。社会需要新型的工商业来创造新的财富，活跃新的市场。于是，百姓们追求利益，就如同水往低处走，哪里都是如此。

电视剧《司马迁》（1997）剧照。

《管子·形势解》精练地概括出了在利润驱动下商人躁动的心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批成功的商人及其业绩之后，感慨不已。他说，在这些显著而突出的事例中，商人都没有爵位、封地、俸禄，他们通过玩弄法律条文、为非作歹而致富，都杀人夺财，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对此他感触至深，不禁一再重复：如今存在没有俸禄、爵位和封地的人，而乐于这样的人，叫作“素封”。可见，战国秦汉的商人群体，既不是享有特权、受爵封邑的世袭贵族，或者大权在握的当朝品官吏僚，又不是作奸犯科的罪犯，而是跟随时势的发展变化，在市场中辗转奔波的平民百姓，也就是原来村社中普普通通的民。商人群体中，既有齐民中的富人，也有起于贫困而致富者。

4.从经济资本到社会地位

请再看司马迁笔下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商贾骄子们的形象：陶朱公，起初在齐国苦心勠力，耕于海畔。后迁至居天下之中的陶。于是经营产业，聚集财货，把握时机，而不欠别人的财物。很快便三致千金。后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吕不韦，阳翟大贾，在邯郸、长安、濮阳等地间“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当时的商人尤其是盐铁大商人，其资本之巨、财产之丰都令人惊叹。司马迁极尽华丽辞藻，铺张扬厉地加以形容，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商人群体的崛起及其力量。强大的经济势力，虽然仍难以给他们带来贵族、官僚所拥有的种种特权，但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不小。如果说当朝的大小品官凭借其政治权力统治着臣民，世袭的贵族依仗其特权食封受邑、奴役部属，那么可以说，新兴的商人依靠自身的财力与智巧，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并获得社会地位：千金之家堪比一座城市的统领者，家财万贯的人竟与王侯一同游乐。

新兴的富商大贾及其经济势力使统治者刮目相看。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富商大贾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影响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春秋战国时期，大富商在诸侯面前“分庭抗礼”。即使“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未怠慢。他让乌氏巨商倮享有贵族与品官的双重地位，又为巴蜀大贾寡妇清“筑女怀台”。

司马迁感慨万千：倮不过是个边境的牧场主，清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和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吗？汉高祖迫于统一之初的经济凋敝而困辱商人，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但到孝惠、高后时，因为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所以又放开了对商人的约束。因为不仅市场需要商人，汉王朝也离不开商人资本的经济辅助。汉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时，就从商人和高利贷者那里获得了巨额借款，无盐氏便是其中之一。

5.一个商人一部创业史

上述商人绝大多数靠正当经营起家。每一个成功商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史。卓氏被秦人从赵国掠至咸阳，又夫妻推辇，远迁成都西南的临邛，在那里即山鼓铸，奔走于滇蜀不毛之间。

程郑的经历与卓氏几乎一模一样。师史，在各郡国间贩运粮食，无所不至。他的家在天下之中洛阳，史氏经常要往返其中，却“数过邑门而不入”，无怪乎司马迁称赞说，正是凭借这等精神，史氏才能积累起千万的财富啊！桥姚，则是在开辟边塞的艰难条件下获得了一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几万钟的粮食。岂止这几位呢，哪个成功的商人没有“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的艰难经历？

电视剧《司马迁》（1997）剧照。

《管子·禁藏》描绘了商人奋勇趋利、无所畏惧的画面：“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人跑商，一天走两天的路程，晚上连着白天，即使是千里也不嫌远，因为利益就在前方……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也没有不敢上去的；即使是深渊之下，也没有不敢进去的。

初期商人资本的积累还离不开节俭。如白圭粗茶淡饭，清心寡欲，衣着简朴，和劳作的僮仆同甘共苦。曹邴氏，虽然家至巨万，然而，家里从父亲哥哥到儿子孙子都很节俭，低头抬头都要有所收获。宣曲任氏，降低自己的身份，十分节俭，亲自耕田，喂养牲畜。田地和牲畜一般人都争着购买低价的，而任氏却只买贵的。任家数代都很富裕，但任氏的家规却要求，不是自家土地和牲畜所出产，都不要穿戴和食用，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允许喝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很富有，皇上也器重他。

6.“无市则民乏”

上述商人的成功更离不开市场与经济环境。盐铁巨商的成就，得益于盐铁的广阔市场与日益扩大的需求。时势造英雄，社会的变革、市场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各显神通的天地。战国时，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商人的作用。商人到来必然会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带来收益。《管子·侈靡》说，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庸碌无为的人。他们不挑剔居住的地方，不挑剔所侍奉的国君。卖出货物是为了牟利，买进货物也不是为了收藏。国家的山林，他们拿来就能以此赢利。市场所到之处，就会倍增国家的税收。

管子认识到，商人可以创造财富，带来繁荣。他们不分地区，不分国君，唯利是图。因此统治者应该为商人提供较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商人前往。另外，“无市则民乏”，没有商人的运输贩运，市场商品就会匮乏，人民生活无着。因此，齐国注重市场培育，吸引商人。《管子·轻重乙》载：“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创造物流条件，为商人及其车马货物提供便利的食宿等各方面的服务。《吕氏春秋·仲秋纪》也主张开放关市，招揽商旅，收购货物，来方便民生，使“四方来杂，远乡皆至”，与《管子》的主张如出一辙。即使力主重农抑末的韩非，也主张加强市场联系，他在《韩非子·难二》中写道，使商市、关口、桥梁便于通行，使人们可以用自己有的东西来换取没有的东西。于是客商纷纷来到这里，外来的货物就留了下来。财政收入就会增加，他主张严格税制管理，杜绝重税与刁难商人。《管子·问》主张对各地来的商人一视同仁，避免关税与工农业税的重复征收，空车不征税，步行商贩不税。甚至关口不收过路费，市场和仓库也不收赋税。秦汉的统一，更为商人创造了更有利的市场、交通条件和经济环境。

时势造英雄，而英雄则要适应时势，施展过人的才智，方能脱颖而出。

陶朱公，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陶朱公从计然的治国七策中借鉴、总结出经商之道：其一，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此万物之理。要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就必须熟悉各类商品为人需求的时令，提前做好市场营运的准备。其二，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势必下跌，贱到极点，必定回升。商人要判断价格的涨跌趋势，准确把握买卖时机。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把昂贵的东西视如粪土而不惜；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决然乘时买入，把低贱的东西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其三，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能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其四，货币流通好比江河，海纳百川，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是一样，如果对资金积滞不用，资金只会变成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流不息，它才能不断生成利润，日益增多。

这些思想，即使今日看来，仍然闪烁着不朽的光华。例如，其中的货币流通理论，以往人们以为在中国直到宋代的沈括才对此加以阐述，西方思想界又比沈括晚了几个世纪，这样看来，对此必须重新审视，至少要将它的出现上溯1500年。

7.白圭，治生之祖

白圭则总结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场真谛，这成为千年古训而为历代商人恪守不渝。其实白圭的办法在今日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丰收季节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蚕茧吐丝时则买进帛絮，卖出谷物。这不是最简单的经商常识吗？如果是在市场发育已经成熟的条件下，这确实是不足为贵的，但当时的市场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白圭，战国时期中原（洛阳）人，名丹，字圭。

当时正值农村公社刚刚瓦解之时，农户把自己的生产物与需求从原来依托村社共同体来解决，转而向市场寻求实现的途径，这样，在农村公社废墟上产生了新兴的市场，这成为商人群体产生的前提。但人们对新兴市场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还没有产生人数与财力足够的商人从事农产品的买卖，大多数已有的商人则还热衷于以往的奢侈品与盐铁等商品的买卖。

另外，新兴的市场风险大，发育不成熟，作为这一市场的商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个体小农家庭本身的经营方式还处于幼弱且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处于极大的偶发性状态。

纪录片《稻米之路》（2019）画面。

也就是说，谷物市场与纺织品市场都变幻莫测，捉摸不定，而如何把谷物与纺织品两种商品结合起来做买卖，并有机地把握它们与农民的商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季节性差异，凭借以往的商业知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市场行情，那么稍有不慎商人便会破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下，商人必须更新观念，市场需要新型的职业商人。白圭就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他总结出了在这一新兴市场中经商致富的门道，并投身于新兴市场的经营之中，于是成为治生之祖。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法则，关键在于实际发挥与决断。白圭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勇敢投身于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的新兴市场中经商作贾，而且在于他自有一套经营哲学。一方面，他能“乐观时变”，准确预测新兴市场的行情变化，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把握住刚刚露出苗头的价格规律与市场动态。另一方面，白圭具有一个开拓性的、成功的商人所必备的机谋与决断，能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而这正是常人所缺少的。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夸耀，他能够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中得心应手，就如同伊尹、吕尚的谋略，孙武、吴起的兵法，商鞅的改革一般。白圭曾说：智谋不足以因时因事灵活变通，勇武不足以拿定主意，仁义不能拿取和给予，刚强不能有所守成，即使有人想学“我”的经商的方法，“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经商治生犹如治国用兵，白圭自比于伊尹、吕尚、孙武、吴起及商鞅，在那个社会变动不居、传统市场初兴的时代，大概并不为过吧。唯其如此，白圭才能成为治生之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场名言，也被后世的商人奉为圭臬，并引申运用，推广弘扬。例如，宣曲任氏就是“人弃我取”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在秦王朝覆亡之际，豪杰都争着夺取黄金玉石，只有任氏暗自贮藏粮食。楚国和汉国在荥阳对峙，百姓无法耕种，一石粮食的价格高达上万，因此豪杰们的金玉全归任氏所有，任氏凭此而富裕。

由于初兴的市场波动不定，经商致富变动不居，所谓的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财货也不会一直被某个人所占有。有能力的人，财富就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没有能力的人，财富就像瓦片一样破碎消散。商人处境艰难，时代的局限性在其身上也有强烈体现，占卜等手段也为商人运用于经营之中。云梦秦简《日书》载，开市的吉日在戊寅、戊辰、戊申，戊戌适合开业，大吉；赚钱的吉日在甲申、乙巳，申日不可出货，午日不可进货，出货进货之后一定会断绝财源；“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

原文作者｜龙登高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卢茜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