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绑架天皇外甥、宪兵司令赤本大佐，是真的吗？此事真相如何

包森的抗日史料中，有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媒体上有许多类似“抗日名将包森俘获日军大佐，此人还是天皇表弟”、“八路军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生擒日本宪兵司令赤本三尼大佐”、“八路军游击队绑架日本天皇外甥赤本大佐，日军提出用50挺机枪交换，八路：拿斧子劈了”等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妙笔生花，看后让人热血沸腾，同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那么，这场战斗是否真实存在还是自媒体为骗流量添油加醋？包森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真的俘虏了日本天皇的驸马、二舅、三姨夫等等之类的大佐亲戚吗？

包司令在前线

老百姓爱戴包森，包司令的故事在冀东民间广为流传。这场活捉日本宪兵司令的战斗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老百姓的民间传说？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八路军活捉日本宪兵司令的战斗是真实的。

伏击战前的背景

包森打鬼子，在冀东那是威名赫赫。日本士兵听到附近来了包司令的队伍，会摸着脖子说“死啦死啦的”，而伪军赌咒发誓时则是把“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作为咒语。

1940年，包森率部开辟了盘山根据地，盘山是冀东与晋察冀、平西往来的必经之道。下图为坚持抗战的盘山民兵班（1940年摄）。

有的媒体为了润色，将包森安排为参加了百色起义，是参加了长征的老红军。这是完全错误的。

包森是陕西蒲城人，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上学的包森义愤填膺，与同学们在三原、泾阳等地举行示威游行，带头冲入泾阳县国民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在遭到拒绝后，他一怒之下将县党部牌子砸碎，回到学校发动学生举行罢课，后被学校开除。

1932年冬，党派包森到泾阳苗嘉祥游击队，不久又调他到三原武字区领导游击战争。1933年春，又调他到新宇区开辟工作。1933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党组织又派包森赴西安恢复党的工作。到西安不久，包森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西安事变后方才获释。

1937年，包森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八路军独立一师地方工作队工作。先在涞源、唐县、定县工作，后随军挺进平西开辟平西根据地，以后又担任八路军邓华支队三十三大队总支书记。

1938年6月，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建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7月，著名的冀东大暴动爆发，第四纵队前往冀东与抗联会合，而在此之前，包森奉命率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部队单独活动。

在我党的领导下，冀东暴动组织了十万人的抗联队伍，其中，直接或间接受我党掌握的有七万人。10月，武汉陷落，日军开始将大批日军从南方调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调派军队，对抗联部队两面夹击。

华北与东北、内蒙之间被连绵的燕山隔绝，从华北到东北只有沿渤海湾一线，即秦皇岛——葫芦岛——锦州这一条地势平缓的狭窄通道，锦州和山海关的重要性从下图中就可看出。而从内蒙大草原要进入华北平原，最近的一条路线就是从张家口——北京，否则就要从山西大同绕道山西，所以，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扼守华北平原的军事重镇。

抗战时，战略环境最恶劣的首推东北的抗联，其次是冀东这一块，即冀热辽。东北沦陷后不久，日军侵占热河，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民党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搞了个所谓的冀东自治，长城沿线被日军占领，冀东成了关内最先沦丧的国土。排第三的就要数平津保三角地带，基本就是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战斗的地方。东北和平津保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核心地带，因而坚持抗战非常艰苦。

民兵扛着榆木土炮上山打鬼子

当时，冀东暴动后组建的这些抗联部队号称十万人枪，但是部队成分复杂，很多都未经过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强，而四纵首长又过度估计了形势的困难，遂决定四纵与抗联向平西山区撤退，留下了包森（二支队，此时已发展到200余人）等三个支队500余人坚持原地斗争。

在向西转移的路上，抗联遭遇了日军的打击，除不到2000人跟随四纵撤到山区，其余部分牺牲，绝大部分溃散。包森大力开展了收容工作，收容后编入自己的支队，使第二支队由200多人迅速发展壮大到七八百人。

1939年9月，大部分地方干部和一、三支队调赴平西整训，上级决定只留下第二支队和少量游击队在冀东坚持斗争。包森率领的第二支队成为坚持冀东抗战的主力，后来发展为威震敌胆的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冀东军分区）十三团。

收复山海关

活捉日本宪兵司令的奇异伏击战

有了前情提要，就很容易理解后面发生的传奇战斗了。

1939年4月25日晚上（多位亲历者回忆是农历2月25日，对照日历实际应为4月14日，因当时的人把农历改公历时只改了月份而未换算日子，故而，大多数的党史资料都延用了4月25日这个日期），包森支队部的贾振远、五大队队长年焕兴、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警卫员王志民(即夏永江)及另外3名战士共7人组成的小组，奉包森之令，到张家坟(属孟子院村的一个小自然村)执行侦察任务，当夜就隐蔽在村里。

化装活动的冀东八路军

第二天上午，这几名战士一身农民打扮，在一个坝台上帮老乡脱坯。快到晌午了，就见坝台下边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从杜英文家北面山丘上向崔子西家过来三个人 ”（亲历者袁汉文回忆），前边一个人穿粗布便衣，后边不远处跟着两个穿大褂的买卖人。

侦察员马兰田瞧了一眼，吓了一跳：走在前边的人，不就是和他一个班的王振西（锡）吗？两三个月前就被捕了，怎么在这儿突然出现了？他给年焕兴、贾振远使了个眼色，大家都看见了。贾振远小声说：“注意，听我的命令。”于是，几名战士继续给老乡干活，装作啥也没看见。

那三人越走越近，王振西也认出化装成老百姓的这几名战友，经过年焕兴跟前儿时，用胳膊肘子（右手受伤了）碰了一下年焕兴，小声说：“后边是鬼子和翻译。”

很快，两个穿大褂的家伙也走到了坝台下，贾振远、年焕兴和马兰田从坝台上跳下来，拔出手枪，用枪口顶住两个人的腰眼儿，大吼一声：“不许动！”鬼子刚想掏枪，未等掏出来，就被战士们一把拽住了手，撕开他们的大褂，缴了他们的手枪。

王振西从前面跑回来说：“快走，鬼子大队就在大刘庄。”并说：“这两个，一个是鬼子队长，一个是翻译。”大刘庄离张家坟村不过四五里地，于是一行人赶紧押着日军和翻译往北走。

那个日军“叽哩哇啦”地嚷，就是不肯走。年焕兴找来一根猪毛绳，捆住鬼子的双手，连拉带拽地往候家寨撤。

一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这家伙姓孙，遵化平安城人，是在“家礼”（冀东的一种青红帮）的 ，恰好，贾振远也入过“家礼” 。于是，两人就说起了行话，那翻译告诉贾振远，这个日本人是宪兵队长，叫赤本。翻译表示，以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他还挑着大拇指说：“王振西眞行，足智多谋。”

走了十几里，快到侯家寨的时候，后面响起了枪声，而且越来越密，估计是鬼子大队人马发现后追上来了。

赤本听见枪声可来了劲，像条死狗一样，说什么也不走了。几个人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侯家寨北边的长城敌楼里。实在拖不动了，利用喘口气的功夫，就开始审他。赤本叽里哇啦一番，翻译说，赤本说他要和包森见面。

枪声越来越近，得赶紧离开，不然要被包了饺子。贾振远指着翻译问大家：“把他放了吧？”几个人谁也没说话。贾振远便对翻译说：“你走吧。”那翻译赶忙抱拳作了个揖，说：“得嘞，谢谢几位爷！”转身一溜烟跑了。

拖着赤本，大家继续往北撤。过了长城，后面的枪声还在响着。天擦黑时，大家到了只有几户人家的马蹄峪北边的开庄柳树沟子。一行人又渴又饿，就在一户老乡家吃饭。战士们给赤本盛上一碗，没承想，这家伙死活也不肯吃。

吃完了饭叫赤本走，只见他跪在地上，撕开大襟，胸前露出一个系在脖子上的小铜佛，嘴里不停地叨叨咕咕，像是在祷告。一个小个子战士从身后往起拽他，不料赤本腾地站起来，侧身一踹，把那个战士踹出去老远。

天擦黑时，到了马蹄峪北边的柳树沟子。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一行人又渴又饿，就到一个老乡家里找了点饭吃，也给赤本盛上一碗，这家伙怎么也不肯吃。吃完了饭叫赤本走，只见他跪在地上，撕开大襟，胸前露出一个系在脖子上的小铜佛，嘴里不停地叨叨咕咕，像是在念佛。一个小个子战士从身后往起拽他，不料赤本腾地站起来，侧身一踹，把那个战士踹出去老远。这下把大家气坏了，上前按住他。赤本一边嚷，一边重新跪在地上。

贾振远和年焕兴商量几句，对大家说：“后边的鬼子肯定会紧追不舍，干脆把他就地处决算了。”于是，王振西跑到老乡家，拿来一把旧斧子，照着赤本的脑袋连砍三斧，边砍边解气地说：“叫你不走！叫你不走！”

三斧子过后，就见赤本瘫在地上，立马没气了。大家又七手八脚把尸体拉到房子北边的河沟里，刨坑把这家伙埋了，然后在上面插上一根柳枝做记号。埋完赤本，年焕兴对贾振远说：“咱们分头撤吧。”

俘虏赤本路线图

于是，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往东，年焕兴他们往北，分别活动了。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三人在马蹄峪北边山里藏好后，王振西才得空儿把骗出赤本的经过讲给大家。

王振锡（西）1902年生于遵化苏家洼镇罗秀庄，家庭贫困，他性格灵活，也有一腔热血，但时代造成了他的一些坏毛病、坏习惯。他曾为了赏钱到土匪那里交换被绑的地主人质，后因为地主没有兑现赏钱，就杀了地主家的人，被抓坐牢，后来又当过土匪，并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

1938年7月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王振锡任一总队特务二中队长，队伍西撤失利后队伍溃散，他集合了几十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不久队伍再次溃散。他抗日的意志没有消沉，终于找到了在兴隆、遵化一带活动的八路军二支队，加入了警卫排。

冀东八路军

王振锡经历复杂，人聪明并且处事圆滑，又能打仗，包森很喜欢这个人。当王振锡犯了烟瘾时，包森破例允许他在部队吸大烟。

1939年，王振锡得病，不能跟随部队行动，被安排到堡垒户家养伤。但王振锡并没有去，而是回家探望老婆孩子，结果被人告密，遵化日军立即把他抓了起来。

他在入狱时一度以为要献身革命了，让二伯母抱着女儿见“最后一面”。之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唱革命歌曲，痛骂日本侵略者。狱卒很受感动，给他指点了一番。

赤本得知王振锡是包森警卫员，并且有毒瘾，认为王振锡容易突破，于是提出给抽大烟等条件，让王振锡说出包森的藏身地。

王振西心里合计：“何不借此机会到监狱外边转转，万一碰到游击队，自己兴许就能逃出大狱！”于是恭顺地说：“我是他的警卫兵，还不知道经常住在哪儿！”赤本便说：“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王振西满口答应。

1939年4月15日那天，赤本带了四五十个警备队押着王振西去找包森。王振西说：”这样不行，游击队见到太君的大队人马，早跑了。”赤本一听有理，就让人找来两件大褂和翻译穿上，装扮成做生意的老板，让伙计王振西前边带来，鬼子大队在后面远远跟着。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有人会说赤本很傻很天真，这事听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理解了。

冀东大起义，除了受我党领导的三个总队外，还有军统天津站（那会还叫蓝衣社）副站长朱铁军(即陈恭澍)等一些国民党人在宝坻、宁河、蓟县等县发动起义，建立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在当时，冀东成立了六十多个总队、路军，小股武装更是不计其数，名目繁多。跟着四纵西撤的抗联被打散后，有些人跑回了家，也有些人拉起了队伍。而留在冀东当地的那些武装，也很快被日军打散。

日军档案中冀东八路军武装，看来日军的情报工作还是可以的。

当时的冀东大地，除了西撤不成返回的李运昌部和八路军预先留下的三个支队，还有很多打着抗日旗号但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武装，这里面鱼龙混杂，有的是真心抗日，也有的就是占地为王。由于这些人都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纪律涣散，觉悟不高，日军一来，有的放两枪就跑散了，有的就被招安当了伪军。

日军招安地方武装是有先例的，也正因为此，让赤本放松了警惕。

赤本的脑子里，那会还未领悟到八路军的武装与其他民间武装的区别，认为八路都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包森一个人东躲西藏，何苦来哉。这家伙突发奇想，想找包森面谈，劝他投降。如果不降，就设法捉了包森，自己也算是为皇军的治安立下一件大功。

结果，押着俘虏王振西找包森，反而被游击队俘虏了。被捉了后还不老老实实当俘虏，最后挨了三斧头，至今尸骨无存。

赤本怎么就成了大佐，川岛芳子还成了他老婆，还跟天皇攀上了亲？

三四天后，在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大家见到了包森。贾振远惋惜地说：“可惜，赤本叫我们处死了，没能把活的带来。”包森一听，笑着说：“你们给人民除了一大害，处死也有功嘛！”这时炊事员叫开饭，包森风趣地说：“你们立了功应该吃肉，可这是和尚庙，只能吃素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抗战胜利之后，有不少参与俘虏赤本的八路军提供了那次伏击战的回忆录，最著名的就是马兰田的《生擒日本宪兵队长赤本》。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叶剑英在延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1939年4月26日我冀东游击队（包森支队）在遵化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从六人。”

赤本的官衔真的是大佐？他真的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他的真名也不叫赤本。

一开始，部队向上报告的时候，提到的也是活捉并处死了日本的宪兵队长赤本，并未提到他的军衔，更未提到他的亲属关系。问题就出在事后日军的过度反应上。

第一、先来搞清楚赤本是谁？

根据日军的档案资料，盘山革命纪念馆收录展出的编号B02032001500的日军档案

也就是说，赤本的真名叫做池本信次郎，职务是日军驻遵化的宪兵队长，军衔为曹长。“赤本”应为“池本”翻译口语上的同音不同字。

日本的“全国宪友会”所著的《日本宪兵正史》中，则称池本为池上，军衔为军曹。该书为根据日本侵华老兵回忆所著，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习惯，把池本称为池上君。至于是军曹还是曹长，看下一条。

日军档案记载俘虏并杀死池本队长的为八路军鲍森的部下年汉卿，很明显也是翻译的问题，就是指的包森和年焕兴。

第二、池本的军衔——曹长相当于什么官？

旧日本陆军军衔分为将宫、佐官、尉官、准士官、下士官和兵，计6等16级（海军计6等18级）。依次为：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16级之上还有元帅府，为最高的军事咨询机关，日本天皇从陆海军大将中选任，颁赐元帅封号，从明治维新至日本投降，日本共授了31个元帅。元帅府之上还有个大元帅，由天皇担任。

军衔次序及对应的职务大致为：陆军大臣——元帅、大将； 陆军参谋长——元帅、大将； 总军司令官——元帅、大将， 总军参谋长——大将、中将； 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官——大将， 方面军参谋长——中将； 军（集团军）司令官——中将， 军参谋长——少将； 师团长（师长）——中将， 师团参谋长——少将、大佐； 旅团长（旅长）——少将、大佐， 旅团参谋长——大佐、中佐； 联队长（团长）——大佐、中佐， 副联队长（副团长）——中佐、少佐； 大队长（营长）——少佐、大尉； 中队长（连长）——大尉、中尉； 小队长（排长）——中尉、少尉； 司务长——准尉、曹长； 小队副（副排长）——曹长、军曹； 分队长（班长）——军曹、伍长； 组长——伍长、上等兵。

日军到中后期，除了师团长要求是中将外，后面已经比较乱了。比如大队长，有大佐大队长，也有大尉大队长。

具体到池本，按照日军档案记载是宪兵曹长，职级就是副排长（小队副）。

日军的领章、肩章的衔级表达方式一致：将官满金底，从大将到少将为三至一颗樱星；佐官是金边二杠，尉官金边一杠，三至一颗星；士官生金边，无杠无星（非军衔)；准士官（准尉）金边一杠无星；下士官一杠无金边，曹长三颗樱星、军曹二颗星、伍长一颗星；兵无金边无杠，上等兵三颗星，一等兵二颗、二等兵一颗，新兵（不是军衔）是啥都没有。边、杠用金属丝或丝线刺绣，樱星用铜制。

注意看下面，坐着的那位是上等兵，站着的比他官大，跟池本的军衔差不多。

当时参与抓捕的亲历者多只注意抓捕的过程，并未注意池本是什么军衔，只记得翻译说池本是宪兵队长。而与池本相识的任伪职的人，据他们回忆，“池本当时的肩章上无花边，光板一个杠三个花，领子边上还有一个记号。后来接替他的是个少尉阶级，肩章上有花边，中间一道杠一个花，他叫婴井原吾。”至于池本是几颗花，有说两颗的，也有说三颗的。

日军有一个习惯，战死后一般都给晋升一级。因而，池本被俘前有可能是军曹，所以，日军在他死后不久的档案里将其记载为曹长。而根据侵华日军人员回忆写就的《日本宪兵正史》，则记录其为军曹。

第三、池本的大佐、天皇的表亲，这些是怎么来的？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两个特务系统很活跃。一个是在各地建立的特务机关，由机关长领导，实行所谓的政务指导。这些特务机关通过各级联系员（当时称省顾问，道顾问，市顾问和县顾问均非正式职称）对各下属道，市，县“伪公署”进行所谓“指导”，实际控制了各级“伪政府”。

日军另一个特务系统就是宪兵队，这原本是日本仿照法国的宪兵制度而设置的一套系统，初期是用于监督军队，维持军纪。宪兵的职权很大，可以往上管三级，工资也比普通的日本士兵高得多，可以说日本的宪兵是日军的所谓精英。

日本侵占东北后，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把日本宪兵队的职责定位为剿灭抗日武装、侦办抗日团体、维持治安。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下设特高课，这个名称跟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臭名昭著。日本的宪兵队没有司法权，但是有处置权，因而，可以随意抓捕抗日军民，随意杀害百姓。

与庞大的日军相比，日本宪兵队仅仅是一小部分，但是，二战后被处死的一千多名乙、丙级战犯中，就有三百名是日本宪兵，可见日本宪兵之恶。

日本侵华后，宪兵司令部总部设在上海，并设立了北支和中支宪兵司令部。北支宪兵司令部的日本宪兵队（辖特高课），该部分布于沦陷区各市县，各港口和各主要火车站。在各省会均设立宪兵队，队长均为佐级军官；在主要市镇设立宪兵分队，队长则是尉级军官；在一般县镇，港口和火车站设立宪兵分遣队或宪兵派遣队，分遣队长是上士或中士，派遣队长是下士。北支宪兵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宪兵队，共有军官93名，宪兵1892名。

池本应该是日军派驻遵化的宪兵分遣队的指挥官，他的上级是驻唐山的宪兵分队长加藤清一大尉。据《日本宪兵正史》记载，池本失踪后，加藤大尉逐级上报给天津宪兵队长村野直弘中佐， 同时向华北派遣军北支宪兵司令部报告。司令官佐佐木到一中将对此事很重视，严令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池上。

问题就出在佐佐木司令官的严令上。

据我方资料，日军此后从天津、唐山来了很多宪兵到遵化，集结了一万多日伪军连续讨伐围剿了一个多月，派飞机对遵化、兴隆、丰润等地低空侦察，散发传单，威胁交出赤本。此后，日军又在冀东张贴布告，一个是《致八路军包司令官》，要求释放赤本。另一个是《告冀东人民》，晓谕三事：第一，有赤本在何地相告者，赏洋五千元；第二，见过赤本一面或代交手书者，赏洋二千五百元；第三，带有赤本口信者赏洋一千元。

同时，日军加强了情报搜集工作，有十五个村子，当中十六个送情报的村干部被扣押到县城，要求每天都要送关于赤本的情报，没有情报保长就得签字画押，打证取保，一直折腾了六个月。

除此之外，相传日本还派了著名特务川岛芳子前来搭救，到处演讲，说：“谁都有妻儿老小，讲点人道主义。”这大概就是池本的老婆是川岛芳子的由来。

另一方面，日军想方设法企图跟包森沟通，强行派遵化城里的商人往山里送信，让村民带着信件往山里送了数十封“面呈包司令长官”的信件，信中提及愿以五十挺机枪和数十箱弹药换回赤本或赤本的尸体。

据说包森最后的确收到送来的信件，他看完后笑着说：“侵略者还给我封官了，告诉他们，讲条件嘛，两条：一是让他们滚出中国去，二是让他们投降。”

而根据《日本宪兵正史》记载的是：

宪兵绑架事件引起了何等的事态，为掩人耳目，作出彻底弹压的架势的同时进行交涉的努力。各村临时检查，山中巡捕，搜查游击队的踪迹，最后依赖步兵部队进行搜索，怎奈何根本没发现游击队的蛛丝马迹，同时也通过村民来试图联系对方。

过了十几天，游击队派来村民作为来使转达了池上军曹的交换条件。此条件为火炮10门，以及数量庞大的机枪步枪，厚颜无耻完全无法满足。司令部因是第一次接收此类要求，并没有接受其的意愿，即使缩小这个要求，也没有先例，而后必然导致宪兵成为此类绑架的特殊目标，那就不好办了。

关于池田失踪后的动态，中日双方的资料都差不多，可以相互印证。区别有两点：

一是川岛芳子的事，二是那50挺机枪的事情。

个人感觉川岛芳子的事像是后来的自媒体给添加上去的，毕竟现在影视作品里面加上点露啊脱啊什么的有人喜欢看。

至于50挺机枪，倾向于日方资料。既然是要来搞价赎个人，一般情况下也要先联系上，等对方出价，然后再砍价，日军方面没理由先把自己底牌先亮给八路。中方的资料，估计是过去为了突出一下主角，显得更高大上。换做是我，日本人这么急，肯定会认为池田是个奇货可居的大家伙，何不来个狮子大开口，让池田的尸体来个废物利用，岂不美哉！只是，十门火炮，这要是步兵炮的话，与日军一个步兵联队装备得差不多（12门），这要是野炮的话，日军一个师团配属的野战炮兵联队也只十二门75mm野炮。这胃口确实有点儿大，让日军都不好意思还价了。

佐佐木司令官这么一下令，下面的日军这么一忙活，池田这事就搞大了，弄得人尽皆知，而又一知半解。于是，坊间的各种八卦自然就出来了。

池本虽然只是军曹（或曹长），但是宪兵见官大三级，还是很有权力的，遵化周边的日伪警备队、伪政府等等资源他都可以调动。老百姓是区分不出分遣队队长和司令官有啥区别，一般都会把很有权势的人称为司令。

日军的军衔，以及肩章上带不带金边、有几道杠、有几颗星，这些分别代表了什么，就算放到现在，对于那些对军衔没什么研究或者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区别不出个所以然。除了大帅、将军之外，老百姓（甚至我们的普通八路军战士）一般也都是把日本比较牛逼的军官称为大佐军官，谁让日军的大佐这个军衔在二战中这么特别呢。很多中方各地的抗战资料，经常会有“击毙日军XX大佐”，其实，就算让战士们去翻看打死的日本军官的肩章，他们也区分不出是少尉呢还是中佐还是上士。

据刊登过活捉赤本消息的《老百姓》（抗战时地下刊物）云光所说，他在一家饭馆吃饭时，从日伪军人彼此交流中亲自听到赤本是裕仁天皇表弟。可见不仅是根据地老百姓，连伪军也传起来了，可见这件事影响力之大。

于是，池本就从一个宪兵分遣队的军曹（曹长）分队长，传来传去变成了司令官，变成了大佐，变成了川岛芳子的老公，变成了天皇的外甥、表叔之类的亲戚。

1948年3月，贾振远牺牲。

1945年7月，因叛徒出卖，年焕兴被伪警察抓去。年焕兴在狱中坚持斗争，组织越狱，未成，被判处死刑，还未执行，日本投降了。之后于58年重新入党，在兰旗营任治保委员。

活捉池本后，王振西（锡）在口外养伤，不知怎么被王老太太知道。老太太只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因生活贫困早早死去，这个老大则已经三次被关进过大狱。于是，老太太用小脚走了五十多里找到了包森，死活不让儿子干八路了，要让儿子回家吃糠咽菜相依为命。

王振西说：”妈，我大半辈子黑里来夜里去，蜷着身子过日子，只有当了八路军，我才直腰做人，要让全中国人都挺起腰板，妈你还是让我走吧！”老太太最终同意了。

1941年12月26日，八路军第13团在包森团长的率领下，以攻坚战、阵地战的方法，强攻由伪军严密防守、工事完备的东双城。在战斗之前，王振锡是通讯排长，本不是这次战斗的直接参与者，但他主动请缨，担任起潜入据点，夺下炮楼的重任。

何海、何亮两位同志男扮女装，打扮俊秀，成功吸引了岗哨的目光，在二人的配合下，他顺利潜入，第一个闯入禁区，占据有利地形，和战友们一起夺下炮楼。战斗中他勇往直前，不幸被手榴弹炸伤右后脚跟。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一天，到晚上才下火线，转移到长城下的南城子村。由于缺乏药物，只能用盐水冲、毛巾敷。这些土方法没有缓解，王振西感染了破伤风，于八天后的1941年1月2日病重牺牲，享年39岁。

八路军组织冲锋

1939年6月，包森任冀察热辽军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1月，二支队整编为13团，兼任团长。包司令坚决抗日，带领部下打了很多胜仗，威名赫赫。

包森骑着在盘山白草洼全歼关东军武岛骑兵队战斗中缴获的战马，此战开创了我军在冀东整建制歼灭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

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十三团一营、三营及特务连于遵化县野瓠山同伪满军交战，包森前线观察，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包森自知伤重，为稳定军心，他镇定地说：“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谁知这竟成最后一言。当警卫员背着他行至战场东侧小山时，这位威震敌胆的抗日民族英雄，已经停止呼吸，年仅31岁。

野瓠山包森牺牲地

包森牺牲后，为防止敌人趁机反扑，消息被严密封锁，就连他的战马和警卫员也被安排在一个偏远山洞四十天，造成包森正在执行其它任务的假象。包森的遗体也在秘密安排下悄悄掩埋。

包森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冀东党政军民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日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一反常态，在所有报纸的宣传报导上，都去掉了污蔑攻击之词，作了“包森司令长官战死”的郑重报导，反映了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敌人心目中的地位。

发展壮大的全日械冀察热辽八路军

包森的遗体解放后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移至石家庄烈士陵园。除石家庄烈士陵园之外，在遵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玉田县烈士陵园、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盘山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里还都修有包森的陵园或悬挂着包森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