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诗书印集于一体，明代《《文三桥诗稿》》首次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历代文人手札，珍稀者极多，其中即包括在文人篆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文彭（字寿承，号三桥）的诗稿手迹。

继《说笺》《赵之谦尺牍》等之后，止观书局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近日联手，并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上海图书藏名家墨迹——文三桥诗稿》，这一诗稿系首次公开出版，为原貌、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收录不同的文人用印共计十五方，其中有多至三次钤拓者，故印迹共出现二十六次。其中朱文印十二方，白文印三方；收录文彭诗作约一百二十首，诗稿中涉及人物共计五十一位，可考者二十九位。致力于研究这一手稿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认为，这一手稿的出版或为世人揭开文人印篆刻鼻祖印作的真赝之谜。

《文三桥诗稿》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名家墨迹《文三桥诗稿》

是册为研究吴门书派的三代学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蔡春旭共同研究之作。

《诗稿》诗、书、印集于一书；诗句清新静雅；书法笔墨精良，印记钤刻精深，乃文人楷则；是一部研究明代吴门文人诗文创作、书法与篆刻艺术的重要文献。明代吴门文氏素称文献世家，文徵明虽然屡试不第，但在嘉靖二年（一五二三）被举荐为翰林院待诏，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步其后尘，皆在晚年通过贡举踏入仕途。文氏诸人多有诗文集存世，今尚能见到文洪《文涞水诗一卷遗文一卷》、文林《文温州集十二卷》、文森《文中丞诗一卷》、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文彭《文博士诗集二卷》、文嘉《文和州诗一卷》等。由于文徵明父子俱善书法，他们的诗文稿本也备受珍视，今日公私所藏尚有多种。这些稿本虽多是残篇，但文本、书法都颇有价值。王世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曾听吴人说，文徵明每到新年就书写一册旧日诗文，该习惯保持至晚年，其去世后诗文稿分散给诸子，后被徽州人以四十千购去廿册。

文徵明弟子周天球亦云，数见其诗稿被拆成散叶售人。由于后人不能永保，文氏诸人的稿本多有散佚，亟待详加整理。

上海图书馆藏此册文彭《文三桥诗稿》即为遗珠之一。

文彭（一四九七—一五七三），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长子。擅诗书、精鉴赏，尤以篆刻领时代风尚，是明中期嘉靖年间复兴文人篆刻艺术的代表作家。文彭虽在文人篆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无印谱传世，其身后贋作甚伙。据黄惇撰文介绍，上海图书馆所藏有《文三桥诗稿》，册中诗、书、印一体化，皆可补史料之阙，是新发现研究文彭的重要资料，“其中，册上所钤十五方印章，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今大胆推测这些印作之作者归属文彭。”

清 李岳云《文彭像》 南京博物院藏

《文三桥诗稿》 共计三十五页，收录文彭诗作约一百二十首，诗稿中涉及人物共计五十一位，可考者二十九位。蓝绸封套上镶了一块白绸，上有陈经隶书“文三桥真迹”五字，并有晚清赵文麟、陈宗元题跋各一页。

陈经题《文三桥真迹》

赵文麟题跋

陈宗元题跋

据研究者介绍，《文三桥诗稿》不少都是文彭早年的诗作，多为祝寿、送别之类的内容，其中只有十四首见于刻本《文博士诗集》，而且诗集中一半是文彭晚年进京考试、外出做官以来的诗作，诗稿无疑是有价值的补充。这本诗稿的书写时间应在文彭六十岁之后，为其晚年整理诗文创作留下的残稿，但未必是定稿，所以没有一定的次序。

文彭精于各体书法，友人陆师道题其所藏赵孟坚《墨兰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云：“先生父子书各冠一代。”可见时人对其评价之高。诸体中文彭最擅行草与隶书，前者受祝允明影响为多，后者则来自家学熏染。

《文三桥诗稿》局部

明 文彭題仇英《烹茶圖》 方君璧旧藏

诗稿中的明文嘉《致王谷祥函》 上海博物館藏

明 祝允明《行书詩》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

文彭的书法取法相当宽泛，从秦篆汉隶到宋元大家都有涉猎，范围之广博超过了祝允明，然其钻研最深的是唐人孙过庭和怀素的书法，对应着行草书的两种面貌：小行草和大草。他显然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沿晋游唐，守而勿失。”

孙过庭《书谱》在流传过程中曾被分为上下两卷，下卷为文家所藏，文彭具备学习的优势。孙过庭得二王书法的真传，且《书谱》是墨迹，自宋代以来就被认为是学书的重要模板，南宋吴说跋《书谱》云：“自晋迄唐，至于今日，右军行草阙然不嗣，规模祖述，赖有过庭。若评法书，当以锺王为初祖；欲学王法，当以过庭为指南。”文彭对此深表认同，抄录后送给喜好学书的秦柱（一五三六—一五八五）。

文彭青年时的书迹中已显露出来自《书谱》的影响，如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行书诗卷》后一五二六年的题跋，此后其中等大小的行草一直延续这条路子，乃其本色面目。他四十岁时的行草书已显露个人气质，一五三六年仲夏为陈淳《仿米芾山水卷》作跋用笔轻快，字形饱满，气质温润，部分字形可以在《书谱》中找到出处。而且，流美的点画和偏拙的字形也有近似赵孟頫之处，祝允明和文徵明皆研习赵字，文彭有这样的底子不足为奇。

明 文彭《草书七古诗轴》上海博物馆藏

一五四八年所书《草书七古诗轴》（图五）则是相当成熟的作品，技巧精湛，格调雅正。其晚年书法技法愈加精熟，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并且保持着良好的书写状态。隆庆辛未（一五七一）春日，文彭完成了一件杂书册（图六）。内容是抄写晋人兰亭诗，里面有多段行草书，演绎了前人的多种风格，显露出书法创作上的雄心。所录王徽之、桓伟、谢安诗作皆有孙过庭的影子，但文彭个人的节奏与特点亦相当显著，强调点画轻重的对比和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关系，而孙过庭的草书点画粗细对比没有这般强烈，并且多为字字独立。

明 文彭《書晋人诗册》（局部）北京荣宝斋藏

《文三桥诗稿》为文彭晚年所书，包含了两份不同性质的稿本。前面的誊清稿写得相对工稳，由于字形小，下笔从容，点画的起落、使转都相当精到，无有懈怠之处。后面的草稿部分和前面书写方式一致，有些地方因为有涂乙、添改，字迹大小相杂，间有用剩墨所书者，墨迹偏淡，因而显得荒率。比较特殊的是，《挽顾海涯》一首以仿黄庭坚的行书写就，估计是一时兴起而为之。

《文三桥诗稿》中，可以看到古人撰写、整理诗文的过程，尤其是那些篇名未定、内容未尽的诗作，值得研究者予以注意。张凤翼序《文博士诗集》云：“（文彭）顾不习为苦吟，不多易稿，或对客立就，或散步率成，任兴挥洒，好事者珍其片只，争相持去，存者仅仅十之二三耳。”

对于《文三桥诗稿》上的用印，黄惇认为，印迹，印泥色彩大体一致。从印文内容看，有姓名印、别号印、斋号印、仕履身份印、闲印、鉴藏印等，应属于多位文人所有。不同的印章共计十五方，其中有多至三次钤拓者，故印迹共出现二十六次。印迹的钤印方式，无序而分散，不仅见于各页诗稿的空白处，许多还出现在诗稿的中间部位。或一两方或数方，有时同一方印出现二次、三次却不一定在同一页上。这显然不符合古代书画作品上钤印的常规。由于这些印迹印泥色彩大体一致，故非历代递藏者所为；印章风格统一，故非历代不同印人所作。这是因为，如是历代递藏者所为，则印泥色彩不可能大体一致；如为不同时代印人所作，则不可能印风统一。故《文三桥诗稿》上的印章与上述书画家、鉴藏家钤印方式没有共同点，钤印的动机完全不同。

上海图书馆藏《文三桥诗稿》上文彭的十五方印迹

文彭之印

十五方印章中既有文彭自己的姓名印“文彭之印”，也有其父文徵明的连珠印“徵明”（著录于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和收藏印“东吴文献衡山世家”，还有与文彭青年时代就有着深厚友谊的王守的两方姓名印“吴门王守”“王履约印”，（二印著录于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及王守所用仕履身份印“吏科都给事中”。

“换一个视角，只有这些印章曾不断在书写者——文彭手中经过，才有可能钤于其诗稿上。故而钤印的目的，只能推断为“试印”和“留印稿”。”研究者认为，

所谓“试印”即篆刻家创作印章过程中，将已刻出的印章蘸印泥后，试着钤打在纸上，察其细节，如满意，不再钤打，如有细节需调整，经用刀修整后，再行试印。所谓“留印稿”即篆刻家将自己完成的印章作品，钤打下来留观，以备今后创作类似印章时以参考。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篆刻作者作多次钤拓。

与造物游

先看试印的细节。以“与造物游”为例，施印者钤后注意到印章边框与印文的关系，便顺手在印旁画了个边框。我们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印面不平，未能打出所有清晰的边框：二是可能作者初设计时就考虑到不要完整的边框，这反映在因“与”字笔划少而留下右上角的一个直角边框，由于钤印后仍继续思考边框的去留，于是在印迹的旁边顺手用两笔勾勒出了边框。可以说毛笔画出的边框，正反映了作者钤印过程中的思考。重要的是，此墨迹边框与所钤印迹必是一人所为，而这个人，只能是诗稿墨迹的作者——文彭。

（注：此文资料由止观书局提供，据黄惇、蔡春旭、薛龙春相关文章调整并整理）

《文三桥诗稿》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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