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长年统治，吉尔吉斯坦四面楚歌——吉尔吉斯人求存之路

引言

俄国对吉尔吉斯坦的统治长达一百四十多，且19世纪的沙统治直延续至苏联时期。当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人民回供的充治与刚刚过去的苏联统治时，常常会充满矛盾的心理。在这个国家苏维埃历史中，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既有强制游牧民定居化、与身罗斯化相伴的苏维埃化以及去伊斯兰化，也有在教育、妇女解放、住房与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显著进步－它们对吉尔吉斯斯坦都形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尽管苏联意识形态本身是短命的，并且最终被证明是与该国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的。

俄罗斯殖民统治之下的吉尔吉斯（1850~1917年）对吉尔吉斯各部落殖民统治的确立19世纪中期，绝大多数被浩罕汗国征服的吉尔吉斯部落，只是偶尔会彼此联合，并组织反抗浩罕汗王及其税吏的起义。除了与他们的主要敌人一西部地区的浩罕汗国统治者和东部地区的中国之外，吉尔吉斯部落也经常相互争战。部落之间的世代仇杀使外部势力坐收渔利，但彼此敌对的部落又会联合起来共同与外敌战斗，不论是浩罕、中国还是俄国。

由于浩罕汗国、中国及邻近部落的威胁，部分吉尔吉斯首领决定寻求俄国的保护。1855年1月，伊塞克湖地区拥有一万帐牧民的吉尔吉斯“布谷”（Bugu，“鹿”）部落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1863年，俄国在伊塞克湖地区未款驻军，以保护吉尔吉斯人不再遭受浩罕汗国征税军队的侵袭。楚河流域青尔吉斯部落举行的反沿罕起义，对做网行队吉尔吉斯斯坦北部264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仅仅在1862年第一对代国征服，就夺取了要塞的皮什佩克，并抹去了他们曾经存在巴格什（Sarybagysh，“黄麋鹿”，分布于伊塞克湖南岸及西岸）、切热克（Cherik，散居于浩罕周边－译者注）及萨亚克（Sayak）-加入了俄国，以逃避浩罕统治者的控制。

但是，其他的许多部落仍激烈地抗击着俄罗斯人的征服活动。为夺取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的统治权，浩罕与俄国都极力拉拢各个吉尔吉斯部落。两国都向吉尔吉斯首领们授予了各种尊贵的头衔。由普拉特汗（Pulat Khan）所领导的联合了吉尔吉斯人和钦察人同浩罕统治者胡达雅尔汗（1873~1876年在位）战斗的反浩罕战争，为俄国征服浩罕汗国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对1875年逃亡到塔什干的浩罕汗王，沙皇政府给予了支持。由此普拉特汗宣布对非穆斯林，在这里即指俄罗斯人，发动圣战（gazavat）。在反叛者被俄罗斯人击败之后，浩罕汗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入俄罗斯突厥斯坦，并改名为费尔干纳省。由阿赖“女王”库尔曼江·达特喀（Kurmanjan Datkha，1811~1907年）所统领的帕米尔和阿赖山脉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早期曾为捍卫自己的领地而与沙皇军队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1862年她的丈夫、浩罕汗国的首席大臣阿勒木伯克·达特喀（Alymbek Datkha）去世之后，库尔曼江成功地对阿赖山区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其他地区实行了统治。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库尔曼江与浩罕和沙俄两方首脑都进行了老练的谈判与周旋。1876年，随着阿赖地区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俄国对吉尔吉斯土地的征服活动亦告结束。

沙皇政府建立了一个完全无视部落组织传统和吉尔吉斯人政治经济利益的行政管理机构。总督区统治的现代吉尔吉斯斯坦领土，由俄罗斯突厥斯坦的三个省组成，即七河省、费尔干纳省和锡尔省。根据俄国对非基督教徒的法律，市镇自治理事会内穆斯林代表的数量，与他们占城市人口中的比例相比微不足道。在最大的城市奥什，有3.42万居民，其中一半人口（1.77万人）以农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最初，七河省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是托克木克，后来在1878年，地区行政中心又迁至靠近浩罕要塞的皮什佩克，并将区名更改为皮什佩克（俄语音译为比什凯克）。在N.M.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zheval'skiy）去世后（1888年），另一座城市卡拉科尔（Karakol）被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名俄罗斯地理学家及陆军少将，曾对在此推行殖民化的可能性进行过考察。

被当地人称为“半个沙皇”（jarym padsha）的总督，拥有着近乎无限的力。沙皇政府宣布，所有牧民的土地都属于国家财产，从而为没收土著民的地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完成对吉尔吉斯的征服之后，俄国政府立即动员俄罗斯农民和军人，即哥萨克人，迁往吉尔吉斯斯坦，并为他们提供邻近主要道路与河流的最肥沃的土地。通过没收吉尔吉斯人在河谷地区的土地，沙皇政府强迫游牧部落民改变其传统的季节性迁移的惯例。

俄罗斯农民利用新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扩大了小麦、棉花、烟草和蔬菜的种植。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移民的数量因俄罗斯地区的饥荒而有很大的增长。到1916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县（伊塞克湖地区），仅占总人口24%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66人，却拥有全部可耕地的67%以上。皮什佩克区的情况也差不多。除俄罗斯人外，1877年至1888年间，有数千名穆斯林（东干人和维吾尔人）由于举行反清起义遭到镇压而从中国逃亡到吉尔吉斯。

19世纪80年代，还有少量的萨特－卡尔梅克人（Sart-Kalmuks，即穆斯林卫拉特人Muslim Oirats）迁至伊塞克湖地区（巴里－巴什村和切尔佩克村）。1898年安集延起义与1916年暴动，对于民族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纳格什班迪教团的依禅马达里·杜科奇（Madali Dukchi，1858~1898年）领导下，安集延起义聚集了大批对沙皇在费尔干纳盆地军事化统治不满的群众，并联合了多个社会与民族集团。数千名起义者宣布对俄国进行圣战。根据索克尔（Sokol）的记载：1897年和1898年，由于世界棉花价格暴跌，费尔干纳也遭遇危机。

在这种经济状态的刺激之下，起义就成为因棉花危机而陷入贫困的人们一种绝望的手段。连年的危机极大地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并将他们推到了起义者一边。沙皇军政府逮捕了777人，处决了所有的积极参与者，并将数百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16年夏季，沙皇政府要求动员当地男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后勤服务的命令，引发了吉尔吉斯人的暴动。这场吉尔吉斯人自发的反抗殖民剥削以及对其土地没收的暴动，开始于对俄罗斯士兵、官员和农民的刺杀。

1916年暴动遍及俄罗斯突厥斯坦，最激烈的抵抗与接踵而至的镇压发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地区。装备精良的俄军击败了暴动者，并屠杀了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平民。大批吉尔吉斯人在冬季逃亡中国，无数人死于翻越高山的路途之中。由于暴动，约有20万名吉尔吉斯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人口锐减了41.4%，并损失了60%的牲畜。到1917年1月1日，皮什佩克县吉尔吉斯家庭的数量减少了43%；在伊塞克湖地区，普尔热瓦尔斯克县有70%的吉尔吉斯家庭消失。

结语

当沙俄统治崩溃、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那些逃亡中国的曾遭受巨大损失并且困顿不堪的吉尔吉斯难民燃起了重返故土的新希望。1918年初，大多数吉尔吉斯难民开始返回家园。俄共当局设立了专门的援助委员会和组织机构为他们提供食品，但并没有归还他们被没收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