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美国对华的‘去风险化’——中国应主张‘去冷战风险’”，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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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4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美国对华的‘去风险’——中国应主张‘去冷战风险’”，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黄先海、盛斌、吴志成、刘青、高瑞东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从“脱钩”到“去风险”背后的底层逻辑和渊源

二、 “去风险”的做法与政策

三、 “去风险”的影响与应对

报告主要观点的简要总结如下：

一、“去风险”服务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竞争工具之一，表层是经济、科技之争，中层是国家安全之争，底层是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的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从“脱钩”到“去风险”，话语的转变体现了美国国内不同派系以及美欧之间思想理念的博弈、张力，实际政策行为并无实质性转变。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其“去风险”的行为方式与激烈程度。

二、美国“去风险”的核心思路是“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安全）+“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打击），具体措施包括瞄准短期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关税战、实体制裁等，瞄准长期的产业竞争、标准制定、盟友经济圈、建设排华供应链等。

三、“去风险”的影响错综复杂。中美之间贸易、FDI、技术合作的直接关联显著下降，尤其是高科技领域；通过第三国的间接贸易关联有所强化；但需要警惕产业链向第三国逐步转移、间接关联逐步弱化的可能性；微观企业层面受到的负面影响显著。

四、应对“去风险”，总原则是中国应坚定批判美国打造两个平行世界体系的“新冷战”思维，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国的“新冷战”风险，世界“去风险”的核心是“去冷战风险”。区别对待美、欧的“去风险”，二者内涵不一致；扩大高水平开放，巩固我国的产业链枢纽地位；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

一、从“脱钩”到“去风险”背后的底层逻辑和渊源

1、从脱钩到“去风险”

2018年，“脱钩”一词就开始出现在美国一些大学和的智库的讨论中。2019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脱钩”。特朗普时期多采取双边对抗性措施，如制裁、关税战、外资审查等；而拜登时期采取的更多是双边、多边手段，包括出口管制、搭建“印太经济框架”、建设“排华供应链”等。

“脱钩”的说法遭到了美国政界、工商界及学界的普遍反对，也受到了盟友的抵制，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在经济上也不切实际，因而“脱钩”没有获得各界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脱钩”的说辞和做法在理论上、话语上，以及现实中均陷入困境。比如耶伦认为“脱钩”是灾难性的，是在打击美国自身的经济；中国美国商会坚决反对中美彻底“脱钩”，支持扩大对华的关税豁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诸多经济学家认为硬“脱钩”对中美两国而言是非理性的双输局面。美国的盟友圈也普遍持有类似观点。比如法国财长勒梅尔认为中美欧之间不存在“脱钩”的可能性，法国也反对“有些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幻想”。

“去风险”最早是在2023年3月底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本意是与美国的“脱钩”做区分，强调“分散化”。这个说法一经提出，美国便迅速呼应，成为“去风险”的绝对主力。在美国的推动下，“去风险”写进了G7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中，至少在文字上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定位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框架性政策。

从“精准脱钩”到“小院高墙”，从“增加供应链韧性”到“供应链多元化”，从“近岸外包”到“友岸外包”，尽管名目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仍是精准的“选择性脱钩”，美国实际做法并无实质性变化。

美国努力地在表述上区分“去风险”和“脱钩”，但目前看来并不成功，对“去风险”也并未作出正式、明确的概念界定。这反映出美国战略思维的不清晰，以及国内国际战略思维的不同力量间博弈。美国的实际做法没有体现出实质性的不同，这其实是“脱钩论”失败的标志。

从“脱钩”到“去风险”可以从战略竞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哲学理念三个维度来理解其底层逻辑和思想渊源。

2、战略竞争工具：深层动力是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

“去风险”是战略竞争工具，表层是经济科技之争，中层是国家安全之争，底层是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去风险”的表面理由是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增强美国供应链韧性、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背后其实是美国历来“基于科技实力的军事实力”的国家安全理念。二战期间，美国就开始深入研发核武器；冷战期间又大力发展太空和制导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军事科技的碾压性实力实现了战争胜利。可以看出，科技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核心。如今，美国力图通过“去风险”来维持和扩大中美的科技代差优势，追求绝对军事安全。

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深层终极目的是国际政治竞争以及大国的战略竞争。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政经版图变迁的大背景下，美国为了应对正在到来的国际秩序的重构，希望能够削弱中国在此进程中的话语权。《美国国家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上有这一能力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在为国际秩序的重构做准备，另一个方面，美国也在试图在中国做好准备前主导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自小布什时代以来，美国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思想根深蒂固。“去风险”之所以被用作战略工具，本质是美国试图利用当前的领先地位和先发优势，其关键机制是阻止技术的扩散效应和学习效应。经济学研究表明，技术的扩散效应和学习效应是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完整的产业链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是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来源，美国通过“去风险”直接针对这一优势。

3、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美国竞争行为的方式与激烈程度

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就明确宣布“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竞争政策的推行被“9.11”事件打断；奥巴马上台初期应对金融危机，在他第二个任期内经济好转后，马上宣布“重返亚太”战略，构建TPP，仍然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此期间，受限于自身的战略和经济状况，中美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特朗普上台后火力全开，发起各种贸易战，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工具化，其重要基础是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失业率达到了五十年来最低点3.5%左右；拜登政府也明确定位“战略竞争”，强调要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中美竞争全方位升级。2021年美国GDP增速为5.9%，2022年为2.1%，2023年上半年为2.3%，经济状况非常好，这是其不惜牺牲经济来和中国竞争的重要基础。意愿和能力决定了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和与程度，在其处境好、承受能力强的时候更有可能进行激烈的挑战。

4、话术变化背后的哲学理念博弈

2020年，哈里斯和沙利文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题为《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外交政策专家可以帮忙》的文章，强调美国经济思维转变的重要性，经济哲学需要外交政策专家帮忙。文章认为，在管理全球化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很大程度上服从于“一小圈国际经济事务专家”。他们敦促国家安全专家站出来，建议对公共投资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并主张对贸易开放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国家安全派和市场派（包括工商业）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但当前国家安全派主导了美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去风险”和“脱钩”不是简单的用词转换，也不是实际的政策转变，而是彰显了美国国关派和市场派理念之间的博弈，也代表了美国和其盟友（欧盟）之间理念上的博弈或者张力。

“脱钩”一词更多是描述了一个目标或结果，明显不符合经济理性，甚至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但“去风险”一词则更多是描述原因，似乎是经济权衡考量，似乎符合经济理性，说服效果更好，是更优的话术。对美国而言，从“脱钩”到“去风险”更多是当前在政策制定中处于占优地位的国安派的策略性术语变化。

二、“去风险”的做法与政策

美国并未明确界定“去风险”的具体措施，大概率会延续以往“脱钩”的各种手段，但方式上更显规范，范围也从原来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到现在更加精准的“小院高墙”。核心政策导向是“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加“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短期和长期手段各有四个。

1、短期手段

1）出口管制

比如将中国列入各种实体清单。截止到今年9月，美国BIS实施清单里共有2556家实体，其中796家是中国实体，数量仅次于俄罗斯。在目前的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有70%以上的实体或个人是2017年后被列入的，广泛涉及中国各个高科技领域。此外，美国出口管制集中在半导体领域，且有联欧趋势。

2）投资限制

比如加大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力度。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出现了负值；美国对中国投资也大幅度下降，并且波动很大。此外，美国在今年8月9日正式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在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风险投资。

3）关税战

目前，仍有66.4%的中国输美商品被加征关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国被加征关税产品、没有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出口商品的贸易增长趋势明显分化，说明关税的影响很大。

4）实体制裁

包括：1）直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五年间，美国共计制裁了超过1300家中国背景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2）打击美方对华合作企业。比如美国商务部对美资企业希捷科技处以3亿美元罚款，处罚理由是其对华为出售硬盘；3）对中国高校等实体进行制裁。到目前为止，已有19所中国高校被美列入制裁清单，正常科研合作、人文交流包括赴美留学都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

2、长期策略

1）产业竞争

美国以产业政策、巨额补贴、强化创新等方式重点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行业对华开展产业竞争。《芯片与科学法案》、《无尽前沿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等均瞄准了重点产业，全面加强竞争。

2）制定标准

2023年5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关键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积极寻求8个新兴技术领域和7个技术外延应用的国际标准制定权。这种标准制定的直接作用是建立并巩固更广泛标准的联盟，这是有明确排外性的。目前，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不强，未来需进一步提高，并且要防范在标准制定领域美国对华的“去风险”措施。

3）盟友经济圈

比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直指亚太，七国集团达成“去风险”共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力推多边出口管制，芯片四方联盟全面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等。美国的策略是针对不同目的搭建不同的朋友圈，并不追求一个统一的联盟来应对所有的问题。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说：“美国可以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激烈竞争，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从而推进美方愿景的实现。”

4）排华供应链

包括：1）在岸生产。成立“供应链中断特别工作组”，推动供应链本土化，通过国会立法补贴减税来鼓励供应链回流；2）近岸外包。先后提出《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美洲机会法案》、《美洲能源安全法案》等，增强美国在近岸国家影响力，减少对华依赖；3）友岸外包。一是建立双边关系，如美日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系、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等。二是发展小多边关系，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体系关系、“五眼联盟”、“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将关键成果囿于盟友阵营。

三、“去风险”的影响与应对

1、对贸易的影响

1）总体情况

总体来看，美国进口中中国的份额和中国出口中美国的份额都有非常明显下滑，达到十几年以来的最低位。

2）贸易转移

美国减少的对华进口主要被加拿大、墨西哥和东盟所承接。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东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出口份额大幅上升。中国大陆的出口主要转向东盟和非洲，对欧盟、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份额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2020年以前，主要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呈上升趋势，2020年之后除东盟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份额都开始回落。加拿大和墨西哥总进口中，来自中国进口的份额也在下降，这与中国对加、墨出口额的上升是不同的概念。

3）重要行业对美出口

美国对华主要产品进口份额自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出现显著下滑，并且没有改善的趋势。在“脱钩”、“去风险”提出后，下滑幅度更大。包括机械设备、工业制成品、化学品等在内的主要行业对美出口占比均有下滑。关税战导致贸易转移，五年以来，没有被征关税的行业无论是中国对美出口，还是美国的总体进口或者世界对美国的总出口都保持了增长。从受到关税影响的产品来看，2017-2022年中国对美的出口份额下降，而其他国家对美的出口实现增长，这意味着发生了贸易转移。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金额相比2021年下降了34.4%，占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口的比重为22.6%，相较2021年的31.2%出现大幅度下滑。

4）重要行业从美进口

2022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金额下降了25.7%，占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11.6%，相较2021年的14.2%也有下滑。我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进口额自2021年以来逐渐下降，但是今年以来出现了大幅攀升，这可能是出口限制生效前的应激反应。

5）间接关联

主要经济体电子器件产品从中国的进口额与对美国的出口额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近期Alfaro和Chor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越南和墨西哥对美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也加强了对越南、墨西哥的出口。尽管从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被越南和墨西哥承接了，但越南和墨西哥仍需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这意味着贸易额只是被重新分配到了第三方的越南和墨西哥，中美之间的间接供应链依然是完好的，甚至有所加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2年7月的报告《“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也有类似的发现。不过这个现象仍值得警惕，因为虽然会有一些时滞，但最终生产环节的转移必然导致上游产业链的跟随。此外，虽然中国对加、墨的出口额出现增加，但加、墨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份额是下降的。长此以往，向第三国转移的间接关联可能会被弱化。

2、对FDI的影响

1）总体情况

总体来看，“脱钩”、“去风险”并未撼动中国的吸收外资大国地位，我国FDI流量占世界份额上升趋势明显，而由于加强审查，美国吸收的外资流量出现巨大波动。今年1-8月，中国吸引外资流量达到8471.7亿元，同比下降5.1%，这与去年的高基数有很大关系，并且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表现亮眼，今年1-8月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9.7%。从数据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情况还不错。在中美外资相互依赖度上，中国明显更依赖于美国的资本，但2019年以来这种依赖程度大幅下降，表明中国外资来源更加多元化。

2）关键行业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国投向美国ICT行业的流量于2016年达到高点，2018年以后基本为0。能源行业、生命健康、生物技术等行业也有类似趋势。受美国大幅收紧外资审查的影响，ICT、能源等敏感领域的中国对美投资近乎消失，这对中国在美获取先进技术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对华投资也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3）半导体和AI

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额在2018-2021年出现明显下滑，2023年上半年激增，其中，罗杰斯和美光的在华直接投资做出了主要贡献。在AI与机器学习行业，美国风险资本对华投资骤降，美元基金退出明显。

3、对企业的影响

1）总体情况

总体来看，中国在美跨国公司的就业人数、支付的劳动报酬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利润也急速下滑，近年来均为负值。有些企业被迫进行市场分割，比如红杉资本。因此，企业受到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2）半导体企业

头部半导体企业基本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这主要是由于“去风险”或者人为导致供应链重组转移，使得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投资和生产计划被扰乱，市场偏离了最优的竞争均衡。

3）教育与技术

中美教育、科研合作明显受阻。2021年，中美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同比下降5%，这是三十年来的首次下降。美国教育协会发布的2022年《门户开放报告》表明，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创8年来新低。全球技术创新与合作受累，科技研发呈现碎片化。北京大学在《关于技术领域中美竞争分析与态势》中分析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这三大领域的技术现状和“脱钩”状态，发现“脱钩”对中国信息产业影响巨大，全球出现双轨化趋势，对美国影响尚不明显。当时，中美企业和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交流没有中断，但现在这一状态可能已经有所改变。在航天和军用航空领域，由于中国自主性较强，因此受到的影响不大，而在民用航空领域，中国依赖美国的核心部件。“脱钩”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为中国初创技术提供了市场空间，例如华为手机芯片、国产飞机、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等。

5、政策建议

1）“去冷战风险”

“去风险”的直观含义是通过供应链分散化，降低经济风险依赖。但美国的实际做法远超于此，无论是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还是构建盟友圈等，都远超正常的商业竞争。事实上，美国在打造两个平行的经济和技术体系，这是“新冷战”的一种模式。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在2020年5月28日的报告《因时制宜vs.刻舟求剑：直面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提出，冷战是美国唯一的、经过验证的战胜大国的成功经验，人类都会学习过往成功经验，美国很可能会重演剧本。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揭批、反对、遏制美国的“新冷战”风险。在此背景下，世界“去风险”的核心应该是“去冷战风险”，更明确地说是“去美国新冷战风险”。

中国坚定地“去新冷战风险”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美国国内有深刻的思想分歧，比如国安派和市场派，这种分歧不可能完全弥合，因为二者世界观不同，一方只会周期性地占优另一方。雷蒙多认为，中美之间99%的贸易与国家安全无关。这99%的贸易是否正常化、自由化，是衡量这一思想分歧占优情况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美欧之间也存在分歧。冯德莱恩指出，欧方完全不赞同进行“脱钩断链”；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指出，欧洲对美版的“去风险”存在深刻的质疑；英国外交大臣表示，宣布一场“新冷战”是错误的，这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是对现代世界的蓄意误解。此外，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深刻的立场、思想上的分歧，各国拒绝选边站队其实已经表明了立场。新加坡的副总理、IMF首席经济学家等都在反对世界分裂，G20的口号也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同一个未来”，各国对于“新冷战”普遍持抵触态度。

与美苏竞争的历史状况不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供应了全球约35%的中间品、资本品贸易，因此“新冷战”会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最后，面对全球的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AI规则、贫困等，各国也需要合作应对。

建议区别对待美、欧的“去风险”，二者内涵有所不同，将欧洲卸下美国战车。同时，欧洲自身也要避免被美国在概念和话语权上绑架。

2）扩大高水平开放

中国应该坚定扩大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包容性，构造生态化发展。具体来说，包括：1）支持WTO等多边机构、加强国际合作，遏制美国破坏国际经贸规则的行为；2）顺应国际经济活动区域化的趋势，加强区域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稳固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中心地位；3）充分利用RECP红利，完善区域价值链；4）提高开放水平，积极申请加入DEPA和CPTPP；5）有攻有守，积极寻求与“美国盟友圈”成员的针对性合作，特别是加强同欧盟的技术合作，发挥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对话机制的作用，适时推动重启中欧投资协定；6）深化与IPEF成员国之间的现有贸易、投资、人员、基建等合作基础。

同时，在对美开放上要保持理性，争取在“99%”的贸易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加强博弈地位，维护和探索新的双边沟通机制，比如落实商业问题工作组、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机制，用好经济领域工作组。

3）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是人才：1）应该瞄准“小院高墙”、“卡脖子”领域，放弃幻想，通过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推动技术突破；2）在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上，要打破科技创新活动中行政主导的桎梏，倡导科学至上；3）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和教育改革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人才培养是马拉松长跑的最终关键；4）要采取更大力度的优惠、便利政策，吸引全世界优秀科学家、创新团队等人才来华发展。

此外，要大力培育对美竞争优势产业，深刻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学特征，提高市场制度质量，助力高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强化对美优势，形成“卡对方脖子”的可信威慑力、进攻力，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的市场均衡。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如何认识美国对华‘去风险’、美国对华‘去风险’的新动向及新举措，美国对华‘去风险’产生的影响及我们的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美国开启了一场“新冷战”，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去风险化”。实际上，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两党能够一致通过的决议基本都是关于中国的。

当前，我国与美国面临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对立，“新冷战”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能否将盟国变为对付中国的工具。在应对措施方面，我们要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国际合作，有质量地扩大朋友圈。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指出，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出现了新形势，拓展到了微观企业层面。美国采取各种举措逼迫和裹挟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且这种趋势正在演进过程中，值得高度关注。

美国胁迫下中国产业链的跨国转移体现出三大问题：1）中美战略博弈出现微观化趋势；2）美国“去风险”呈现泛化和滥用趋势；3）美国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转向，主要体现为安全优于效率和隐形产业政策让位于显性产业政策两方面。

政策建议：1）对应美国胁迫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建立适当的支持和服务体系；2）进一步积极主动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3）强化产业创新政策，推进产业政策协调，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指出，“去风险”的本质是打造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是更精细化的“脱钩”，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从“脱钩”到“去风险”策略的改变表明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务实、巧妙、隐蔽的做法，但其战略目的没有改变。

美西方提出的“去风险化”拉拢盟友、打造排除和遏制中国的美西方体系，其实质是去中国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冷战思维的回潮泛起，是美国霸权下的全球治理，是过时的中国威胁论的新翻版。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脱钩”转变为“去风险”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的态度软化，而是以退为进，更好地凝聚欧洲各方共识，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美国推动“去风险”的重灾区在贸易领域，加征关税对于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击和“脱钩”效应非常明显。

政策建议：1）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做全球化的捍卫者；2）着力打造更加强韧的供应链体系；3）着力扩大总需求，使经济增速保证在一定的符合潜在产出的水平上，从而推动外商对华资本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持续。

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认为，由于西方国家的变化，中国也正在急速调整政策基调定位，强调斗争精神，为“脱钩”做准备。一方面，促内需，提技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构建“一带一路”等方式扩展多元化市场。

“脱钩”的直接影响显著，体现在贸易流、投资流、物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但从中国通过第三国对美国进行的出口来看，“脱钩”在间接关系上的作用并不明显。中美双方都面临“脱钩”带来的寻找替代品的风险和挑战，以及从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体系转向平行供应链体系的风险。总体来说，中国要认清形势，做最坏的打算。要增加自主谈判能力，坚持并加快自主性的新型开放体系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国内市场、资源和技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国内外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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