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缯国”：考古发现“字证”证据，夏朝果然不是虚构

先秦《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缯（zēng，丝织品的统称）。”中兴夏朝的少康，一共有九个儿子，长子继承王位，次子曲烈被封于缯地，由此建立了“缯国”。

少康封曲烈于缯，原因在于缯国位于南阳方城，此地属于战略要地。江汉平原通过随枣走廊可抵达南阳盆地，因此少康赋予曲烈重任，让他在此设立关卡，左传记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目的应该是防备江汉平原的三苗势力。

《国语》记载“杞、缯则大姒”，即杞国、缯国是姒姓，为夏禹的后裔。因此，从少康封国到被楚灭国，缯国大约传承了1400余年。

我们都知道，西方学者否定夏朝的原因，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还有就是认为夏朝缺少“字证型”证据。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古缯国遗址中，考古发现了“字证”证据，不仅证实中国史书可信度，而且进一步证明夏朝不是虚构。

考古发现古缯国的都城

根据古史记载，缯国与南阳申国比邻，位于南阳方城缯关一带，因此缯国国都必在方城境内。果不其然，在方城县城南八里桥畔，考古发现古缯国都城遗址（八里桥遗址），其中以下两点考古发现极为重要：

首先，八里桥遗址考古中，没有发现夏朝之前的任何遗迹，说明其不是本地演化而来，而是外移文化。经过考证发现，八里桥遗址的起始时间与少康封曲烈的极为吻合，且文化面貌与二里头的相符，显然是二里头文化的分支。

其次，八里桥遗址占地100万平，在当时规模较为庞大，属于当地中心部落聚集区。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与规格之高，比如石钺、玉斧、圆柱形祭祀陶器等等，显然不是一般的势力。结合上一条来看，无疑就是夏朝分封的诸侯。

方城到偃师的高速距离为250公里，两地相距不太远，夏朝在此封建一国，显然是扼守随枣走廊。但反过来说，如此重要之地，夏朝必然要分封重要人物。由此来看，证据都指向了少康分封曲烈的历史。当然，如果有“字证”证据，那么就更完美了。

现代学者发现字证证据

八里桥遗址中，一共发现四件文字材料，分别为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需要注意的是，卜骨刻字现象，说明商代龟甲刻字并非突然出现，而应该是传承于夏朝。

其中，在2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而这个符号两次出现，说明它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二里头陶尊、商代甲骨文与金文上，都曾出现过相似的符号。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蔡运章等考证指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都应当是‘曲’字的初文”。

由于古代陶甑之“甑”本为烝，所谓“烝之使柔”，柔中本有曲之意，因此学者判断曲字可以作为陶甑的象征。同时，用甑烝食物时，必用烈火，因此“烈”、“甑”（或曾）含义相通。学者乔保同指出：“‘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省称。”

或许，这也是缯国之所以叫“缯”的原因所在。当然，起初应该叫“曾”或“甑”或其他，后来此地丝织品发达，故而改为了“缯”。

总之，八里桥遗址中发现“曲”字，不仅表明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也证明了此处正是姒姓曾国始封地。

最后，关于夏朝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西学者认为夏朝应是周人虚构的王朝，目的是为了证明周灭商的合法性。但如果夏朝是周人虚构，那么如何解释杞、缯等这些夏朝后裔的国家？

其次，古缯国遗址的考古发现，再度印证中国史书远比西方的更可信，印证了“少康封曲烈于缯”的历史，同时也证明了夏朝并非虚构。

第三，无论有无“字证”证据，从信史与考古来看，夏朝都是存在的，只是叫不叫“夏”存疑。以西方学者对夏朝“吹毛求疵”的态度，去质疑古希腊等的话，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