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的三次迁都为王朝开辟盛世奠定了基础

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迁都为王朝开辟盛世奠定了基础——首都是一个王朝或国家某一阶段历史的缩影。近代以来，伊朗首都作为象征王朝主权的城市，既是王朝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物化载体，也是洞察伊朗历史发展战略的风向标。

萨法维王朝（1501年——1736年）是伊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建立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萨法维王朝结束了伊朗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动荡和外敌入侵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继萨珊王朝（224年——651年）之后第三个统一的波斯帝国，进入了伊朗多民族国家形态，开启了伊朗近代史的序幕。

值得关注的是，萨法维王朝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曾先后经历了三次迁都的历史，分别在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活跃于阿尔达比勒（Ardabil），随后一迁至大不里士（Tabriz），二迁至加兹温（Qazvin）以及三迁至萨法维王朝最后的都城伊斯法罕（Isfahan）。

三次迁都是王朝政权统治的需要，也一步步为王朝开辟盛世奠定了基础，不仅为伊朗近代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对伊朗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法维王朝的摇篮——阿尔达比勒

1501年，伊斯玛仪在首都大不里士加冕为王，宣告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但是相较于大不里士，阿尔达比勒这座曾经的“首都”也值得关注，它并非是王朝成立之后的都城，但却是孕育萨法维王朝历史的摇篮，书写伊斯兰帝国历史的前沿，是更具有政治功能性的“首都”。

阿尔达比勒是位于伊朗阿塞拜疆省东北部的一座历史古城，是萨法维王朝建立前萨法维家族及其教团主要活动的城市，也曾短暂地担任着王朝“首都”的角色。阿尔达比勒城平均海拔不到5000英尺，除了东北方向有一处通向里海沿岸城市阿斯特拉（Astara）的陡峭道路外，西临海拔约14000英尺的萨瓦兰山（Savalan），南部地区与发源于加雷赫河谷（Qareh Sū）的巴里克-鲁柴河（Baliq-lu-chai）交织在一起。

阿尔达比勒相对较高的海拔和所处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和湿润的气候特点，因此为部分农产品，如谷物、苹果和梨提供了适宜生长和发育的环境条件。同时，其西部及西北部较偏远地区还培育出优质的草原牧场，历史上有名的突厥部落沙赫塞文（the Shah-Sevantribe）还曾在此度过放牧的生活。

阿尔达比勒的历史悠久。若要追溯其建立的时间，历史记载实际上难以给予其精确性的数据和信息。相传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年——前330年），伊朗最古老的文献《阿维斯塔》（Avesta）中有所提及——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曾出生于阿尔达比勒的阿拉斯河（Aras）附近，并生活在萨瓦兰山。

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ausi）也在其著作《列王纪》（Shah-Nameh）中融入了一则与阿尔达比勒相关的传说，相传伊朗历史上的卡亚尼亚国王凯·考斯（Kai Kaus）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曾提出“率先占领阿尔达比勒的萨瓦兰高地便可以继承王位”。

随后国王的两个儿子法里比尔兹（Faribirz）和凯·科斯罗（Kai Khusrau）踏上了前往萨瓦兰高地的征途，但是佩戴长矛和盔甲的士兵难以忍受萨瓦兰高地的高温，最终经验丰富的凯·科斯罗大败其兄弟法里比尔兹，获得了王位继承权，并在阿尔达比勒进一步巩固政权。还有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萨珊王国的国王卑路斯一世（约459年——484年在位）为阿尔达比勒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卑路斯一世

由于阿尔达比勒靠近高加索地区，因此在早期经常受到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攻击，而卑路斯一世对此进行修复和巩固建设，并将其作为马尔兹班（Marzbān）的驻地，加强其军事要塞的防御力量。“阿尔达比勒”（Ardabil）这座城市名字的来源与这座城市建城的时间一样，具有一定历史性和不确定性。

有当地人认为，传说这座平原城市曾被湖水覆盖，而当时的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命令“阿德”（Ard）和“比尔”（Bil）两位鬼神抽干了阿尔达比勒附近山脉通向里海海岸的水源，从而使得这座在此处干涸湖泊的河床上得以兴建，最终以两位鬼神的名字命名为“Ard-u-Bil”。此外，据亚美尼亚作家的记载，这座城市还曾被称作“Artavet”，后又改为“Artavel”。

在此之后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米诺斯基教授（Professor Minorsky）对“阿尔达比勒”名字的由来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述，他认为这个名字可能源于阿维斯陀语“arta-vet”，意为“神圣法则的柳枝”。阿尔达比勒城市的悠久历史不仅体现在其存在的时间长，也反映在其漫长且曲折的城市建设当中。

萨珊帝国统治时期——阿尔达比勒的变动

萨珊帝国统治时期，伊朗高原经历了罗马人、阿拉伯人、?哒人（Hephthalite）、突厥人等的侵略和威胁，位于帝国东北部的阿尔达比勒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常年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阿尔达比勒被称作是“阿塞拜疆的大门”，控制着地区的商贸路线。它掌握着一条通往伊朗高原腹地的道路——由此进入伊朗高原经过吉兰省（Gilan）再到达伊朗重要的十字路口赞詹（Zanjān），这样既可以北上前往到达阿拉斯河（Araxes），也可南下继续深入伊朗，这条道路后来也成为阿兰人（Alans）和匈奴人（Huns）的主要入侵路线。

5世纪的萨珊王朝暂时平定了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纷争，但同时也面临着帝国此时最大的威胁——东北部游牧民族?哒人的入侵。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卑路斯一世在东部和北部边境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包括巩固阿塞拜疆地区的阿尔达比勒。

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与突厥人可萨人（Khazars）入侵阿塞拜疆，占领阿尔达比勒。7到9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萨珊帝国并将其版图纳入阿拉伯帝国，大约在835年阿尔达比勒又遭受了以巴巴克（Babak）为首的土匪团体的可怕进攻。13世纪蒙古人席卷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人三攻阿尔达比勒，最终粉碎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洗劫并摧毁了城镇和村庄，屠杀了当地的居民。

自10世纪起，阿尔达比勒在伊朗高原的政治地位开始凸显出来。10世纪初，阿塞拜疆的统治者萨吉德·尤瑟夫·伊本·迪瓦达（Sajid Yusuf ibn Divdad）将其驻地从马拉盖（Maragheh）迁到了阿尔达比勒。

11世纪，阿尔达比勒取代大不里士成为阿塞拜疆地区的主要城市。至此，史学界对阿尔达比勒被蒙古人破坏以后的历史记载还是相对较少的，直到13世纪，以古代波斯贵族为代表的萨法维家族重新崛起，并以阿尔达比勒为起点，逐步推进统一伊朗高原、建立波斯第三帝国萨法维王朝的伟大征程。

阿尔达比勒孕育了伊朗高原上新的宗教团体——萨法维教团，壮大了萨法维家族的统治基础，推动了萨法维教团征服统一运动，可以说是萨法维王朝的摇篮。

13世纪中期，著名的苏菲派圣人谢赫萨非·丁（Shaikh Safi ad-Din）诞生于阿尔达比勒，相传他是伊玛目穆萨·卡齐姆（Imam Musa al-Kazim）的第二十代后裔，不仅拥有先知穆罕默德（the Prophet Muhammad）的血统，而且身体里还流淌着阿里的血液。萨非·丁是苏菲派长老谢赫·扎希德·吉拉尼（Shaykh Zāhid-i Gīlānī）忠实的追随者。

苏菲派道堂迁移的原因

在前往吉兰省学习与修行之后，萨非·丁最终决定将苏菲派道堂迁移到阿尔达比勒，并创立萨法维教团。谢赫萨非·丁之所以重归阿尔达比勒建立宗教教团的原因有二：首先，阿尔达比勒相对隐蔽的地理位置成为孕育和滋养宗教团体的沃土。阿尔达比勒时也强调了其四面环山、地势崎岖的地理环境，而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前，伊朗高原一直受到来自游牧部落的攻击，如此一来阿尔达比勒特殊的自然环境便为宗教团体的壮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条件，为后续宗教运动的发展创造机会。

其次，阿尔达比勒所处的阿塞拜疆地区是萨法维家族的发家之地，而谢赫萨非出生于阿尔达比勒，对其意义重大。尽管阿尔达比勒并不是革命运动最佳的枢纽地带，但熟知这座城市的谢赫萨非及其家族也正是利用其偏僻和低调的劣势，将其转换为优势，作为传播新宗教的避风港。萨法维教团成立后，阿尔达比勒成为维系信徒与萨法维家族之间关系的纽带，也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与萨法维王朝的历史紧密相连。

总的来说，在谢赫萨非的广泛宣传下，阿尔达比勒城聚集了来自伊朗各地的信徒，也吸引了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地区的信徒，更有慕名而来的信众专程从马拉盖和大不里士两地前往阿尔达比勒拜见谢赫萨非，这其中也包括最终协助萨法维教团征服运动取得胜利的精英力量——土库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