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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中，苏作家具常被奉为代表，甚至常被视为明式家具的发源。
苏作家具的诞生与发展得益于江南这块福地的丰厚资源与文化底蕴，它拥有简练大方的造型、婉约流畅的线条、简素清秀的装饰，细微之处的线脚更是凝聚了数代工匠的心血，才成就了与众不同的出彩神韵与出尘气质。
既如诗，又如玉，才能深得文人雅士之心。
当然，完美的艺术绝非一日之功，若是以时间尺度衡量，苏作家具起源也颇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
北宋 王居正《调婴图》 波士顿美术馆藏
宋元以前，江南地区广泛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漆木家具。而宋元时期，硬度更高的木材被引入家具制作领域开始绽放光彩，为明式家具的用材迭代奠定基础。
有学者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冶金工艺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焦炭炼铁，大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南宋时更是发明了“冶银吹灰法”等冶炼新法，为工具进步提供技术支持——有了工具，才能加工硬度较高的木材。
另一方面，据古代典籍记载与绘画来看，宋元时期的家具造型艺术已经初露端倪。
家具部件多用纤材，整器形状规矩方正，尺度谨严，在保证框架稳定的前提下，线条也更为明晰简洁。
可以说，宋代与明代的苏作家具，在艺术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
宋 赵佶《听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宋 《春宴图》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明代，以苏州、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常常承担着最重的赋税。坚实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明代的苏作家具才能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勇攀高峰。
明初的江南地区，还存在三种家具并存的局面：前代的漆木家具、文人雅士推崇的硬木家具、民间百姓使用的杂木家具。
从用材开始，硬木家具使用的黄花梨、紫檀、铁力木等等名贵木材已经奠定了其生而不凡的命运。在辅助装饰材料上，工匠也毫不吝惜地用上了象牙、螺钿、玉石等等材料。
当然，这一时期的冶金工艺发展也使得木工工具能够更精细更具效率地处理木材。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盛行的造园之风为木工提供了广阔的工作平台，也对木工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
因为木料昂贵，工匠在制作时也格外小心、尤为节省，真正做到了“惜木如金”，还在大件家具中多使用包镶工艺，即杂木为骨，佳木为皮，在无损外观和功用的情况下将节省做到了极致。
甚至有人笑言，苏作家具的下脚料连做牙签的都没有，可见其工之精。
比起以前，明代的文人士大夫更爱探寻个人的生活美学，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常提到的“雅”，就是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环境。因此，文人雅士们积极地参与到家具制作中，深刻影响了苏作家具的艺术风格。
苏州博物馆内景“书斋长物”
明 黄花梨罗锅枨长方凳 苏州博物馆藏
朝代更迭，随着清代统治者皇权的逐步巩固，家具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江南地区虽不是皇城根下，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宫廷家具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影响。
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仍兴有造园之风，据记载，仅清代苏州就兴建了几百处园林，这些园林拥有的家具因为是为文人所用，仍然还保有着文人挚爱的明式风格。
也有人认为，家具艺术风格反映的实际上是文人以汉为尊、不认同满清统治的文化心理。
清 黄花梨螭龙纹十二扇围屏 苏州博物馆藏
清代中晚期 红木嵌大理石七巧桌 留园藏
到了清代晚期，深受列强威胁的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西洋文化因此广泛进入江南地区，甚至成为了流行。
而上海地理位置的提升也使它成为了江南地区新的家具制作中心，苏州的大批家具匠人到上海开办红木作坊谋生，又将东西方家具文化孕育出的新家具风格——“海派家具”带回苏州等地。
“海派苏作家具”在用材上仍然倾向于使用传统红木，而非西洋家具常用的核桃木、柚木。在制作工艺上更是保持本色，坚持使用中国家具的榫卯结构和雕刻等工艺，仅在纹饰、造型等上融入西洋家具风味，可谓是别具一格。
孙中山上海香山路故居书房
民国 柚木软包洛可可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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