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利：一代君王视角下的泰山信仰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皇帝启銮东巡，“祭阙里秩岱宗”。途中，乾隆皇帝“得诗八韵”，但见得威仪天下——“千官纷祖饯，万骑拥旌旗。”

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这是乾隆皇帝首次登临泰山。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一日，乾隆皇帝连续三日诣碧霞宫拈香祈福。就此番东巡的缘起，颁于乾隆十二年丁卯六月初一的上谕中已然备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当是一大来由。

“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岳之宗。”在《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中，乾隆对这座神山极尽尊崇之意，且“愿揭其虔于元君”。作为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最长岁月的一代帝王，在泰山以及泰山女神面前是怎样异乎寻常的一种谦卑！

何以泰山？“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清代大儒阮元，在《泰山志》序中慨叹道，“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今人蔡尚思先生也曾讲过：“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文化之山、信仰之山，华夏民族精神与文明本源的象征。

“人间灵应无双境，天下巍峨第一山”。惟其“灵应”，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绵延至今。碧霞元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女神之一，无怪乎张岱所言：“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而乾隆皇帝淡化了民间奉事碧霞元君与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之间的边界，可视为对民间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种认同。

乾隆与泰山的不解之缘可以上溯至其即位之年。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诏曰：“朕思小民进香祈祷，应听其意，不必收取税银，嗣后将香税一项永行蠲除。”遂于次年六月，下旨革除泰山香税。似在不经意间，乾隆皇帝留下了泰山信仰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乾隆五十五年，二十七岁的才子阮元得授翰林院编修，“三朝阁老”此时刚走上仕途未久。同一年，乾隆皇帝已“八旬万寿”。据前述乾隆朝实录，是年春三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东巡至泰安府谒岱庙，次日登岱“命诸皇子随诣碧霞宫瞻礼”。这是乾隆皇帝最后一次登临泰山。与此前祀神遵循祖制行二跪六叩礼不同，乃行三跪九叩之礼。其《谒岱庙瞻礼》诗云：“九叩申虔谢，八旬实罕逢。”虔敬如斯，可见一斑。

史学家戴逸曾言，乾隆皇帝“是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第一名多产诗人”，录入《御制诗集》者凡四万一千八百首，自称“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乾隆十至泰安六登岱顶，据称留诗一百七十余首，另留碑碣一百三十余块，并于所经庙宇、亭阁、行宫遍题匾额。

在王子正史编著的《泰山名匾》中，收录乾隆皇帝御题匾额三十六块（或含集字匾额）。乾隆匾额数量为本书之最，并未出人意表。可以想见的还有，文治武功经国济世的大清国皇帝，其时以最为谦恭的姿态为毕生仰望的大山挥毫命楮——

“独尊宇宙”“上摩苍昊”“震维灵岳”“神威巨镇”“造化神秀”，诸如此类，是为乾隆皇帝眼中的灵岳泰山；“资生普润”“权舆造化”“紫垣凝命”“灵府慈光”“赞化东皇”，凡此种种，是为乾隆皇帝心中的泰山诸神。

泰山红门阁东为弥勒院，北侧大殿所奉即是弥勒佛，殿内悬有匾额，上书“有容乃大”，亦为乾隆皇帝御笔。泰山之博大，亦在兼容并蓄。作为道教名山，泰山并不缺少佛家古刹。比如传为肇造于六朝的普照寺，比如始建于东晋的灵岩寺，又比如创建于南北朝的玉泉寺。乾隆皇帝所题匾额，“普门圆应”“性因妙果”“现因果法”“灵岩胜境”“卓锡名蓝”自是关乎佛教。

窃以为，匾额研究当置于泰山宏大而厚重的历史人文背景之下，而以泰山信仰切入也无非是予以多维度解读之一端。诚然，当下的泰山信仰绝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层面；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望，对民族精神灵魂的敬畏，或是泰山信仰的真正内核。

范正利，文化学者、财经作家；本文为方志出版社所出版《泰山名匾》序言，原载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