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高敬亭案【5】:肃反专家？游击英雄？高敬亭功过两相宜。

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的战绩是傲人的。

他在红军主力长征、与中央失去联系，内无有别动队肆虐，外有正规军进剿的情况下，以千余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45个县，组建起百余个便衣队，历经数百次大小战斗，典型战例数十个，总计歼敌数万人，牵制国民常正规军十余万人，气的蒋介石将“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撤职，使红二十八军成为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中，唯一一支保留着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

在彼时极尽残酷的环境里拥有这样的战绩，冠之以“军事家”之名或许过誉了，但“游击名将”却是实质名归。

虽然说后来的项英时时以“游击战专家”自诩，洋洋洒洒总结出了数万字的经验，并在延安作了《三年游击战争报告》。但客观来说，如果以战绩为标准来评价游击战争的专业性，包括项英在内，当时无人可出其右。

但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仍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牺牲了上千名优秀的指战员。

只不过，他们不是牺牲在反围剿的战斗中，而是高敬亭手中名为“肃反”的刀下。

肃反，全称为“肃清反革命运动”，源于1917年12月列宁成立的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中文译名“契卡”。

1927年中国发生的四一二事变，也引发了苏联党内的斗争，最终以托洛茨基等人被开除党籍而告终。基于此，共产国际在1928年召开六大之后，对中共中央做出了反右倾斗争的部署。

之后，于1929年2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判断“工农革命已经走向新的高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再次强调 “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

于是，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发动了在赣西南地区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所谓“AB团”，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江西建立了党组织，因此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有优势。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员“把持党务”。于是便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AB团，与共产党争夺江西省国民党的领导权。

“AB团”据称是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但之后随着时任第三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于1927年奉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之命，在南昌发动“四·二事件”，改组国民党省党部之后，AB团便垮台了。

谁到没想到，三年之后，AB团竟然被宣称已经混入了革命队伍，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AB团”运动。

在运动中，有四千余名干部和群众被处决，其中一千多人被指认为AB团——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连AB团是什么都不知道。

1930年12月，肃反运动扩大到军队里，因此酿成了“富田事件”，进一步掀起了捕杀AB团的高潮。

这场肃反运动一直到1931年1月，本来已经有了要结束的迹象。但与此同时，王明在苏联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更为严酷的反右斗争。

他从未到过苏区，却断言“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

于是，这次肃反在4月份又进入了第二阶段。

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的陈毅由于没有积极执行肃反政策，也被划为AB团首分子，他当时的妻子萧菊英以为被叫去开会的陈毅已经被处决，毅然投井自尽。

“反AB团”运动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认为这个行动有所不妥，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意见。此后，一直到1932年5月份，这场运动才逐渐彻底结束。

但在中央苏区已经快要结束的肃反运动，随着1931年5月张国焘被调到鄂豫皖苏区组建中央分局，又在鄂豫皖苏区蔓延开来。

张国焘作为四中全会后中央派遣的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之后，便开始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整套路线，全盘否定了鄂豫皖特委过去的所有成绩，提出按照四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对根据地的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进行“改造”，对抵制推行“王明路线”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红军应该采取不停顿地、坚决进攻的军事策略，这一主张遭到红四军政委曾中生、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政委余笃三等红四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尤其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对于红四军行动方针的战略分歧，双方都不断地向中央拿出报告，陈述理由。但王明反而给红四军领导人罗列了一连串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错误”等；还给鄂豫皖分局连连发来指示信，强调必须坚决地进行肃反，清肃红军中的“改组派”。

王明的指示，与张国焘“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徐向前语）的动机，适时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一场遍及鄂豫皖苏区的浩大劫难开始了。

张国焘很快在鄂豫皖苏区层层设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原特区政府政治保卫局升格为政治保卫总局，以中央分局委员周纯全为总局长，配备了3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连配备了精良的武器。

保卫总局在名义上属于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但中央分局规定：苏维埃政府对政治保卫局只能问它的政策，而不能管理它的一切，它由中央分局直接节制。

这就给了保卫总局生杀予夺的特权，使其成为专职肃反机构。

肃反刚一开始，便在红军总医院发生了收治的被俘国民党伤兵投毒未遂案，不知道保卫总局是如何审理的，竟然牵连出来医院药库司药员、红四军第10师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陈桂兰。

陈桂兰面对着桐油交背的酷刑，违心招认“红四军有一个改组派，改组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9人为委员，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处主任许荣桂为主席。密谋把红军控制到长江边，于9月15日举行反叛，投向国民党。”

之后没几天，许继慎又接到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劝降信，许继慎随后将劝降信交给师政委庞永俊，并将送信的特务押送至军部处理。

本来这个事情很明显是敌人的离间计，但张国焘却立刻向正在洗马畈作战的红四军发出电令，要求部队接令后立刻火速退出战斗，撤到皖西麻埠进行整顿。

之后，迅速逮捕了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等，包括军级、师级、团级和地方部队干部数百人，然后展开了大规模处决行动，错杀包括许继慎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

这场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红一方面军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才逐渐结束。因肃反开始前就被撤销红四军政委之职而幸免于难的曾中生，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写信给中共中央举报张国焘，结果信件被截获，曾中生被勒死。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之后，根据地又在高敬亭的领导下，“肃反运动”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变本加厉，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如丢失一颗子弹、宣传标语写错一个字、开会没准时到，都可能被当成“反革命”，致使一大批党组织和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杀害。

1934年12月，赤南第一路游击师师长周世觉在霍山县长山冲遭遇国民党十一路军和地方民团的伏击，不幸牺牲，政委高克文身负重伤，突围之后向高敬亭汇报了周世觉牺牲的经过。高敬亭含泪听完之后，却大喊一声“高克文，你作战不力”，随即将其逮捕并枪毙。

246团政委徐成基曾在光山、罗山、新集交界一带，破袭并全歼“九里十八寨”地主武装，名震大别山。但他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工作时，高敬亭却从他嘴里听出了“敌情”，将他作为肃反对象，撤销他的警卫员，下了他的配枪，要他交待问题。徐成基寻机出逃，结果在途中被民团包围并被杀害。

1936年初，高敬亭发现有人在他饭碗里投毒，不分青红皂白，要把炊事班战士全部处决。红82师师长方永乐连忙制止，但高敬亭不但不听，还把方永乐打成“反革命”分子，逼他写自供书。

方永乐当时年仅19岁，但在红二十八军中已经有着极高的威望，地位仅次于高敬亭。

就在此时，国民党103师在叛徒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红二十八军军部。方永乐主动向高敬亭请缨，要求突围后再对他进行审查，那怕枪毙，也等突围后再说。

在战斗中，方永乐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敬亭突围，而他故意站起来抱着机关枪向敌人扫射，结果身中数十弹牺牲。

后来陈毅得知方永乐牺牲的经过后，评价道：“士可杀不可辱啊！”

高敬亭虽然因方永乐的牺牲有所愧疚，但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实施“肃反运动”。

由于高敬亭无休止的“肃反”，而每次“肃反”又都是先“肃”干部和党员，所以在红二十八军中长期流行一种“怕当官、怕入党”的心理，高敬亭因而也被称之为“肃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