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成为正式国歌的？

194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进入倒计时，《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

“决议”共分六项，其中第五项是关于国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此项决议传递出这样的历史信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歌并没有被确定，而《义勇军进行曲》只是代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国际大会上使用

1949年4月20日，新中国尚在紧张的筹建之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按照大会规定，开幕式各国代表团入场时，要同时奏唱本国国歌，这让应邀出席的中国代表团陷入窘境。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郭沫若认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甚合适，新生共和国马上就要成立了，中华民族即将迎来的是灿烂的明天。于是，郭沫若将这一句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代表团回国后，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于是，在纷繁复杂的共和国筹建工作中，又增加制定国歌一项。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专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先生任第六组的组长。

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伯钧、谭平山、李济深等到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室开会，讨论新中国国歌的问题。马叙伦作为第六小组也就是国歌小组作了发言：“国歌虽然收到几百件，但是只能作为普通的革命歌曲，作为国歌是不够的。”

一直到9月25日，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只有5天时间，国歌还没有最终确定。这天夜里8点多，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到中南海丰泽园，讨论国歌问题。马叙伦在会上提议：“我们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还制定不出来，是否我们可以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暂代国歌。”张奚若、梁思成、徐悲鸿等人以及田汉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但郭沫若认为，该歌曲要作为国歌，歌词还是修改一下比较好。周恩来的意见是：“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感情。”毛泽东最后说：“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

最后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暂代国歌。9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和歌词。

10月1日开国大典，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从代国歌到国歌历经半个多世纪

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在54宪法中，国歌并没有被纳入其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遭受迫害，含冤而死。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自然也不能再用，正式场合需要奏唱国歌时，只奏曲、不唱词。1975年修改宪法，国歌仍未被纳入其中。直到1978年3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代表提出修改宪法的同时，应该成立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小组，并由一名作曲家谱曲，配上新的歌词。最终，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署名为“聂耳曲，集体填词”。这一版的歌词为：

前进！各名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中央专案组对田汉的“结论”被推翻，冤案被平反。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对1978年宪法的系统修改工作被提上日程。

1980年至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各个方面对宪法修改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对国歌新歌词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抵抗外侮，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庄严通过新修改的宪法，也就是82宪法，同时会议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国歌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但是，国歌未被列入宪法条款之中。

直到2003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很多人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应该在宪法中进行明文规定。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四章章名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历经55年，几度起伏，几经修改，从代国歌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最能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爱国热情的歌曲，正式被赋予宪法的地位，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