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贯琼赣皖鄂四省连环抢劫杀人团伙覆灭记

一、黑色星期天

1999年5月29日星期日，合肥。阳光普照，万里无云。双岗邮政储蓄所的三名营业员心情很好。

此刻,肥西县工商局的青年干部洪向东的心情也很好。他刚刚在省城参加完系统举办的乒乓球比赛,成绩不错,便走进储蓄所准备取点钱回去和朋友们庆贺庆贺。

心情很好的还有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两名刑警刘健和杨援军。作为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和一大队的大队长,平日的工作太紧张了,欠家人欠得太多了,难得一个闲暇的星期天,就高高兴兴地陪着爱人和孩子散散步,陪从外地赶来的父母吃顿饭吧，也让家人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杨援军警官

在双岗储蓄所门里门外,除了几名女营业员和洪向东以及几名顾客，还有两名男青年悠闲地在这儿溜达徘徊。他们既不取款,也不存款。

现在的服务行业,包括银行、储蓄所在内,为顾客们着想的真是越来越周到了。市场经济了,顾客就是上帝!于是,营业厅里,不仅有椅子、桌子,还有报纸、杂志,供顾客们在人多时休息休息和耐心等待。

那两名男青年中的一名坐在一张椅子上,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高高地举在脸前，十分悠闲地看了起来。

此时,洪向东正在填写单子。刚写了第一行字,进来两位女青年。两位女青年挤到他身边问营业员:“请问,在这儿存钱,在深圳可以取吗?”营业员怎么回答的,他没有听清楚,但他感觉到两位小姐在探身问话时,突然间撞了一下他的胳膊,笔尖一滑,“吱一一”在刚写下的一行数字上重重地划了一道斜线。

如果不是心情很好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小小的事端。但洪向东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了一句:瞧这两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嘴唇抹得腥红腥红,眼睛涂得青紧青紫就像两个三陪女,行为举止是这样鲁莽!

无奈,他又取过一张单子,移开身子到一边，准备再填,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低沉的恶喊:“都到一边去!面朝墙站着,快!”他转身一瞅,只见两支乌黑的枪口阴森森地抵了过来,一支指着柜台外的几名顾客，一支指着柜台内的三名营业员。紧接着又是一声低沉的恶吼:“抢劫!快把钱都交出来,快!”一支枪迅速闯进了柜台里面,柜台外面那两个花枝招展的女青年立时吓得双手捂脸鸣呜地哭出声来……

此时是11点45分。确切说是1999年5月29日上午的11时45分两名持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双岗储蓄所21万元巨额储蓄款，做下了合肥市建国以来第一起持枪抢劫金融储蓄所特大恶性案件!

刘健、杨援军赶到现场的时候,其他刑警们也已接到传呼没命地朝现场狂奔。

应该感谢那位叫洪向东的青年,面对歹徒的恶行他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当两名歹徒坐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慌忙逃跑时,他立刻驾着摩托车急追而去。虽然由于忙中出乱,摩托车突然呛油熄火,但他却牢牢地记住了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皖A87xx。洪向东曾经在福州当过几年侦察兵,他十分准确地告诉刑警们两名歹徒作案时所持的手枪均是“五四”式军用手枪,其中一支较新，另一支略旧,枪身上还带有点点锈迹。储蓄所的三名营业员叫黄岚、夏树生和郑诗荣，闯进柜台里面的歹徒用枪抵住郑诗荣腰部的时候,郑诗荣还以为是出去打饭的同事回来了在和自己开玩笑,但扭头一看,才知遭劫了。

这个歹徒皮肤微黑,体态较瘦,长脸,身高1.72米左右,三七分发型,眼睛不是太大,看上去有点三角眼，年龄大约在30岁上下。郑诗荣吓得直喊黄岚、黄岚,这个歹徒便又低声威吓:不要喊,不要动,动就打死你。郑诗荣觉得像是合肥本地口音。再问柜台外的那名歹徒，洪向东思索了一下说,平头,体态中等,皮肤较白，嗨,就和这位向民警长得差不多。探长向先平一个激灵站了起来，洪向东又是一声大叫,嗨,连年龄、个头也都差不多,您今年还不到30岁吧?那家伙顶多也就28岁左右。显然,两人作案时均未戴面罩。也真够胆大包天的了!

二、海口劫案

一场大搜捕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展开刑警、交警、武警、巡警以及派出所民警在全市各大小路口设卡堵截,围追查缉!

但整整一天的堵截查缉却一无所获!狡猾的歹徒不知躲在哪里逃向何处!

专案组由刑警支队的一、二、五三个大队组成,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杜明克任总指挥,刑警支队长罗守中副支队长刘健承担了正副组长的重任。

鉴于案情重大,省厅将此案列为省级挂牌大案重点督办。在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会议室里，省厅刑警总队总队长陈小平与大案科科长李安林并排而坐。崔亚东副厅长对着李安林明确指示:“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

李安林肃然领命!

在叙述刑警们下一步工作之前,先把镜头拉向七年前的1993年，海南省海口市11月的冬日早上，和平街。

此时行人稀少，上班族川流不息的蜂拥高潮尚未到来。两名20余岁的男青年拿了一张地图,前后左右观察了一阵，慢慢地靠近了海南省农业银行白沙分理处的门边。8时整,银行开门,两名青年突然闯了进去掏出手枪将两名女营业员逼到墙角,抢得64万元人民币后迅速逃窜。

两名女营业员向警方叙述了劫案发生的详细经过。

邢丽梅,26岁白沙分理处当班营业员：早上7点多,我和李姐来柜台上班,没一会儿,就有两名男青年来办理200元的取款业务，当时柜台还有三四个顾客，都是李姐办理的。

那两名男青年取过款不到五分钟,李姐的丈夫邓哥来了,李姐打开柜台的铁门,出去和邓哥说话。没一会儿,李姐回来,她打开铁门,走进柜台。突然,刚才取款的那两名男青年中的一位,紧随李姐身后也走了进来,并同时掏出了一支手枪。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准备将柜台里面的一个钱箱锁上时,柜台外的另一名男青年也掏出了枪,指着我，用普通话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你!”进来的这个人则勒令我俩站到一边。当我趁机准备去接柜台上的电话时,被他发现,恶狠狠地抬手就朝里面的墙壁上开了一枪,恐吓我俩:“都不许动!蹲在地上!”然后将电话线拔掉。外面的歹徒也勒令顾客:“不许动!脸朝里!”钱是用黄色的塑料袋装的，然后他们冲出门，乘出租车向和平桥北面方向逃跑。

海口劫案引起了省、市各级领导以及公安部、中央的高度重视，要求不惜代价迅速破案。海南警方经现场勘查与多日调查获悉如下情况:

从10月2日至11月7日,这两名歹徒多次利用周六及周日时间窜至市区各处工行、农行、建行等金融机构分理处,采取先存入小额款项，然后再部分提取或者干脆销户的手段伺机作案；犯罪嫌疑人曾五次填写存取款单，汉字出现有“王剑平”、“贰百元整”及一些阿拉伯数字,文字书写水平一般。

从现场遗留弹头、弹壳鉴定:犯罪嫌疑人所持枪支为发射7.62mm 弹的走私军用手枪。综合分析:此案应为外地流窜犯罪嫌疑人所为，他们可能是被打击处理过的惯犯、累犯。

海南警方为尽快破案,迅速向有关省、市公安机关发了协查通报,以期能获得串并案的线索。但整整七年过去,案子仍是毫无进展。

其实海南警方当时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十分准确的,那两名歹徒的确是外地流窜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也的确十分狡猾并具有丰富的作案经验。两名歹徒作案后并未立即逃离海口，而是就在市区的几家旅馆里蜗居了半月躲过了风头，这才大摇大摆从容不迫地离开海南。

于是,七年后,这两名歹徒又一路流窜辗转来到了合肥。

但此刻,安徽的刑警们并不知晓七年前发生在海南的那起大案,也不知道发生在眼前的“5·29”大案正是那两名歹徒所为。专案组的刑警们正围绕着现场调查所获得的种种线索,按照自己的思路紧张地开展侦破工作。根据洪向东提供的线索,刑警们很快将牌号为皖A87xxx的出租车司机找来,该司机提供:两名歹徒上车后说了一句“四中”，但到新龙城大酒店附近时又突然下车然后便不知去向。技术人员对该车进行了仔细勘查,提取了四枚嫌疑指纹，双岗邮政储蓄所的三名营业员说:两名歹徒在作案前曾在储蓄所待了较长一段时间，其中一名歹徒曾坐在储蓄所里假装看报，直到中午快下班方才突然动手。

刑警们在现场看到,双岗邮政储蓄所地处路口,交通便利,离市中心较远。储蓄所内设备简陋,柜台上未设防护栏,门头上也无监控装置，而该储蓄所又是邮政与储蓄合一的机构，仅有的一个柜门没有上锁工作人员随时可以进出。

专案组据此分析:从作案的目标与时间的选择上看,犯罪嫌疑人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从作案过程和逃跑方向来看犯罪嫌疑人配合默契,手法熟练,胆大而又狡猾,极可能是有前科或有劣迹者。

专案组据此确定了面上摸排与专案侦查相结合的侦破思路:

各分、县局迅速组织力量,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对辖区的所有宾馆、旅社、招待所、出租房屋、建筑工地、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进行全面清查与排查,将作案中心现场双岗邮政支局和新龙城大酒店以及四中一带作为重中之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访问；专案组向金融部门负责人通报案情,请金融单位提供可疑线索,并加强防范;同时调取全市金融网点一周内的监控录像资料，请现场目击证人辨认;将四枚嫌疑指纹照片发到全省各地及周边邻近省市进行查档比对。

工作展开,各路线索立时纷至沓来。

6月1日,北国浴池的几名女服务员反映,住在附近的两个人很像民警们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省博物馆的几名群众反映,案发当日下午,看到几名与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者,在博物馆门口的停车场搭乘了一辆“飞燕”快客，往上海方向而去。北国浴池与作案现场隔路而望,而省博物馆则在四中附近，正是排查的重点处所。刑警们立即派人赶赴上海并对北国浴池的线索认真调查。

杨援军特地带了向先平前往上海进行查缉。两名歹徒中不是有一人长得极像向先平吗?杨援军便指着向先平,向上海汽车站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地问;见过吗?两个人昨天下午从合肥来的,其中一人就像他!上海汽车站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驾驶员、售票员检票员，甚至在候车大厅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以及车站内外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一个个都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没见过,这种人长得太一般了,扔大街上就不知谁是谁了,如果是缺条胳膊、贼条腿,或者癞痢头什么的或许还能引起人们的一点注意。

癞痢头

向先平被说得哭笑不得，一脸尴尬，硬着头皮还得陪着杨援军继续操练。

合肥这边,一大队副大队长王希泉很快将北国浴池举报的两个人找到。仔细瞅瞅,其实只有一人与犯罪嫌疑人略有些相像,而另一人则明显相差甚远。或许是两人总在一起的缘故,一个人有些像,人们便觉得另一个人也很像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连带心理而产生的一种错觉。王希泉一看就知道没戏。果然,细一调查，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两人是同事,也是好友。案发那天上午两人在天安保龄球馆“滚”了整整一上午的球,散场后，又到对过的一家小酒馆喝了个一醉方休。

整整两天,侦查员风尘仆仆来回折腾，两处线索很快查否。

6月4日城隍庙个体旅社老板赵发一大早便气喘吁吁地跑到专案组,说是案发前一天晚上,有四人住在他的旅社,闲聊时,其中一个说身上带了枪，此次到合肥来是要干一件大事。城隍庙与四中紧紧挨着,嫌疑人带着枪又有作案意图,这个线索再次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杨援军问赵老板那几个人都是从哪里来的,赵发说我那住宿登记簿上写得清清楚楚哩!四个人都写着家在定远，离咱这儿不远。

傍晚,定远。杨援军带着几名侦查员急匆匆地跨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定远警方听罢省城刑警的来意不由大吃一惊,兵分四路，连夜将四名嫌疑人一一抓获。但经分头讯问与搜查,四人并无枪支,所谓“干大事”之说只是闲极无聊随口吹的一次牛。

杨援军气得七窍生烟,几个无聊的家伙浪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间!

整整七天过去,排查的线索不下几十条结果却终是一无所获。此案十分重大,自然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高层领导频频光顾专案组，其寓意显然是不言而喻:此案必破,而且必须尽快侦破!

三、节外生枝

就在刑警们紧张工作之时,让刑警们始终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这个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刑警们原本沉重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沉重的铅。

事情发生在案发当日的下午。当日下午1时许，合肥市公安局东七派出所民警王焕发正在家里休息。这个大礼拜不该他值班，派出所有值班民警因而即使有事他也完全可以不去。但王焕发无疑是个好民警,他责任感极强，决不愿辱没了神圣的使命。因而他接到教导员的传呼后毫不犹豫立刻便赶到派出所在离所只有几十米的公路上设下了卡点。五月底的骄阳是那样酷烈，两个小时的拦车盘查已是十分疲惫。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急速驶了过来,王焕发和民警们连连摇手，可出租车竟然毫不理会。它连闯两道关卡，险些将欲上前阻拦的派出所教导员撞翻在地然后又继续夺路狂奔而去!

王焕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市局传来的情况通报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两名持枪歹徒抢劫作案后，正是乘了一辆出租车仓皇逃离。这辆车连闯两卡拒不接受盘查这说明什么?甭说是一名警察,任何人都会这样想:这辆车毫无疑问具有重大嫌疑,并且很可能犯罪嫌疑人就在这辆车里。王焕发当即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了几名联防队员直追而去。

离前面的车还有二三十米的距离。王焕发将整个身子探出车外,拼命地连声高喊:“停车!停车!”喊了不下数十声，但前面的出租车仍然是置之不理。眼看距离就要越拉越大,王焕发果断地掏出枪来“砰!砰!”向天鸣枪警告，哪料到前面的车子听到鸣枪反而更加快了速度,并且将车子扭来扭去左弯右拐像“S"形蛇行而进。路边的行人不知就里以为在拍警匪片，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惊险的场面禁不住连声叫好。王焕发此刻是心急如焚,他断定两名歹徒就在前面的那辆车里。此刻荡漾在他脑海里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绝不能让歹徒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走!人民警察的高度责任感让他再也容不得半点犹豫,他再次举起枪朝着前面那辆车的轮胎“砰!砰!砰!”就是三枪连击。

阴差阳错的事情就在此刻发生了，整个事情的结局原本应是一个英雄的壮举却不料酿成了一个无法言说的悲剧。

不仅王焕发，包括所有的民警们都没有料到,出租车里坐的并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两位年过半百的老夫妇；不仅王焕发,包括所有的民警们也都没有料到,出租车司机之所以闯卡是因为他的车是“黑户”没有营运证,他以为民警们拦车是要查他车的“户籍”,因而他甘冒妨害公务的罪名想要侥幸逃脱,却不料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之下误导了追缉逃犯的民警!激烈的动荡之中，子弹很难准确地击中目标,一个颠簸,枪口朝上一扬,子弹未能击中车胎却穿入了车身之中,两位老夫妇当即负伤双双倒在了车内。

老夫妇在医院里被抢救了整整七天，整整七天里医生们使尽浑身解数想尽了种种办法,但终因伤势太重而未能留住两位老人的生命。

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这不仅是两位无辜老人的悲剧,也是民警王焕发的悲剧;这不仅是东七派出所民警王焕发的悲剧,也是合肥市公安局所有民警们的悲剧。

王焕发,1963年1月18日生1984 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即入伍,在青岛某海军基地担任工程师,完成了多项海军立项的科研项目,得以提前晋级,军衔是:少校。1998年11月,由于家庭原因,王焕发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和辉煌的前途,转业回家乡当了一名普通的派出所民警,他第一次执行公务，就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合肥市公安局的所有民警都为王焕发叫屈,合肥市所有的民警都恨死了那个闯卡的出租车司机，如果不是他的恶劣行径,怎么会发生这种不该发生的悲剧!但民警们又知道,法律无情,毕竟是两条生命，因而,检察官们在以妨害公务罪将那个闯卡的出租车司机送入大狱的同时,很难说不会将民警王焕发也推上法庭的被告席。

民警们无语凝噎，如万箭穿心······

悲痛也罢,伤心也罢,愤怒也罢,感叹也罢,案子总还要办。

6月7日一早李安林走进刑警总队大案科的办公室,将内勤何贵琴叫来,把近几年的档案全翻了出来，一份一份地查,一份一份地找,终于找到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

这是江西南昌市公安局1998年传真发到安徽省公安厅的涉枪案件的协查通报，正是这份协查通报，给合肥“5·29”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这一天,是1999年6月9日。

四、南昌血案

1998年9月14日江西南昌，同样是个星期天。

傍晚,临近下班的时刻，三名歹徒持刀持枪突然闯进西城区一家手机店,抢劫了八部手机和几千元钱后,乘出租车迅速逃离该店。

与海口案件和合肥“5.29”案件不同的是,这次歹徒们又多了一个同伙。

歹徒们没有立即离开。他们在市区蜗居了几天后躲过风头,才于9月18 日准备乘火车逃窜。

三名歹徒中有一人先去买票并探探风声。探风者在大厅四周转了几趟觉得一切正常，便向躲在远处的两名同伙招了招手。南昌火车站民警的眼睛像鹰一般锐利，一眼就看出两个戴墨镜拎蛇皮袋的家伙不是什么好鸟。民警们让二人将手中的蛇皮袋与腋下夹着的小包一块儿放到仪器上进行检查，二人犹豫后退之际,民警们便围了上来。两名歹徒立即扔掉蛇皮袋从小包中掏出手枪乱射，一名民警、两名保安员和四名群众被枪弹击中负伤!

七名受伤人员分别被送往解放军九四医院和南昌铁路医院抢救治疗,民警余秋弟同志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日16时24分英勇牺牲。

“9.18”血案震惊了南昌全城,也震惊了江西全省。南昌警方在现场提取了四枚弹壳和两枚弹头,在歹徒扔掉的蛇皮袋里发现了抢来的八部手机和一张装在衬衣口袋里的照片。经技术检验鉴定:这八部手机就是9月14日晚西城区昌建家电城一号电讯专卖店被三名持枪歹徒抢劫的赃物，根据血案现场众多目击者提供,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是:其中一人年约27岁身高 1.70 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脸较尖,外地口音；另一人身高约1.72米,30岁左右,较胖,外地口音。从包内搜出的那张照片正是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之一。

案发当日,南昌警方便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侦破,设卡堵截,全城清查,全省查缉,但终是一无所获。案子久侦未破,南昌警方便通过江西省厅向全国各省、区公安厅局刑警总队发去了协查通报,通报上就附有这张从蛇皮袋里搜到的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李安林让何贵琴从大案科的档案里翻出的就是那张带照片的协查通报。专案组的刑警们立刻拿着它再去请合肥“5.29”案件的目击证人辨认。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印象太深,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储蓄所的三名女营业员只看了一眼,便“呜呜”地哭出声来。

专案组立刻向市局和省厅领导作了汇报,崔亚东副厅长当即指令专案组即刻派人赴南昌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

6月10日省厅刑警总队大案科科长李安林、合肥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健和一大队大队长杨援军连夜驱车南昌。

李安林、刘健和杨援军首先拿到了贴有照片的那张协查通报的原件,然后又对蛇皮袋里的东西进行仔细查看。蛇皮袋里除了手机已经归还商店以外,其他的东西有牙刷、牙缸、牙膏、毛巾、几件衣服,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处处都可以买到,显然从中找不到什么地域性的特征。但这些质量低劣的普通用品却使三位刑警在心中对几名歹徒的身份各自画了一幅像:

牙刷都用卷毛了，仍然舍不得扔掉,红色的塑料牙缸在市场上不过一元钱一个，这说明使用者经济上不是很富足,无固定的职业,属于四处奔波流浪打工者一族,应不会相差太远；但又不是太土，两件鳄鱼牌和梦特娇牌的衬衣与T恤显然是假冒伪劣产品但知道这两种名牌的人，不会是闭塞山里的农村青年；生活不讲究,这当然与修养无关,但说明文化层次较低。

三名刑警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又相视一笑,那笑容充满了自信,显然是“英雄所见略同”。随后,三名刑警拜访了手机店的老板,请他谈谈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衣着考究的手机店老板略略思忖了一下说道,那是下午,都快打烊了,一个男青年还在店里不走,我看他看来看去的就是不买,有点不耐烦，便说你明天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他便突然掏出一把枪,喊道:“抢劫!”紧接着又冲过来两个人,一人手里也拿着枪,另一人手里拿把刀,把我们逼到墙角说：都别动都别动!“”然后抢了东西飞奔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便逃窜而去。

说到这里,老板的弟弟补充,那几个家伙带的是真枪真弹，为了威胁我们不让我们报案，一名歹徒还随手从兜里摸出了一颗子弹狞笑着塞到了我哥哥的上衣口袋里:“看着真家伙,别干傻事······”

三位刑警又让手机店老板看了一下照片,虽然事隔一年,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一眼认出:就是他!

情况已经十分明了。南昌警方与安徽警方经过互相通报案情，一致认为南昌“98·9·14”“98·9·18”两起案件与合肥“99·5·29”案件,无论在作案时间作案目标的选择上,还是在作案手段作案工具以及作案人数和逃跑方式上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尤其又有照片为证,更使两地警方毫不犹豫地达成了共识:三起案件皆为同一团伙的三人和二人共同所为。

五、是巧合更是天意

转眼几个月过去。春节刚过不久，一大队的副大队长王希泉刚过年就带着探长李峰和侦查员梁辉直插古城荆州。

王希泉接到来自荆州的举报电话，说有一名嫌疑人是荆州人！

王希泉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地悄悄走进了荆州市公安局解放路派出所的大门。

他们找出了一张1999年9月份拍摄的户口底卡上的彩色照片,他们将带来的犯罪嫌疑人照片与这张照片略一比对,便不由一阵惊喜。

邓庆富,男,1966年生,初中文化,荆州沙市人。

再作外围调查:邓庆富无正当职业，无固定经济来源,却在几年内买了房子还开了一个长江饮料厂。邓庆富有枪,邓庆富曾对朋友说,干我们这行是提着脑袋在外面闯······

这一切,正同刑警们掌握的情况完全相同。

王希泉、李峰和梁辉三人不由一阵感叹他们想起刚进荆州时,碰到的第一辆公交车恰好是529路。他们还想起刘支队杨援军等人为串并案件二赴南昌,却两次在岔路口拐上了往湖北去的道路。或许,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天意！

3月1日晚8时追捕组从古城合肥出发,向古城荆州挺进。

陈小平总队长早已向湖北省厅的同行通报了案情并请求大力协助,追捕组一到武汉余新民副总队长即命副处级侦查员杨世国陪同向荆州赶去。

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必新原本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听了安徽警方的案情通报不由顿感震惊:没想到自己的治下还隐藏着这样一颗毒瘤!

他不由想起了近来荆州市发生的几起涉枪案件,这几起案件中有几名女青年被害，而且有一名民警被歹徒枪杀,这会不会与邓庆富等人有关?

他还想起了发生在荆门的那起抢劫长途客车的案件,那是1998年12月20日当武汉至远安的长途客车驶到荆门十里铺地段时,三名歹徒持枪持刀,蒙面抢劫了全车旅客的所有钱物然后下车打的向荆州北门方向逃去。

这起案件在作案工具作案人数上都与合肥案件、南昌案件有相似之处。那么，这三者之间是否更有串并的可能呢?

当下，他即刻向一把手周志洪局长报告，另派一名副局长前去参加会议,自己留下来指挥协查抓捕行动。

此时已是3月2日下午1时许刑警们简单地吃了一点自助餐,李安林、刘健、杨援军等便去现场查看地形,紧接着便同吴必新副局长、荆州市局刑警支队政委朱振顺、副支队长张振华等紧急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

行动方案整整研究了一个下午。因为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案件,犯罪嫌疑人手中有枪，且另两个同伙的情况刑警们尚一无所知，为确保万无一失又不惊动另两名同伙,最终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最后的方案确定为坚持以守候抓捕的方式为主，同时准备了另外几种方案,以预防任何意外的情况发生。

方案既定,吴必新副局长即刻调集了刑警、巡警、防暴队员等60余名警力到市局待命，一场生死决战就此拉开序幕!

六、初战告捷

沙市区新胜小区一栋是一幢六层四单元的楼房,东西是一条南北向的新河公路,楼后是一个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

一条不长的小巷通向楼房的正面,这是通向此楼的必经之路。

邓庆富的家就住在此栋楼房3单元的最高一层。

此刻,各路人马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指定的位置。

抓捕行动共分四组三道防线。第一组为瞭望哨,主要负责观察邓的动静,及时向楼下抓捕组发送信号。

第二组为抓捕组。这一组由荆州市局刑警支队正科级侦查员朱玉民率领。楼下的巷口处有一个“之”字形的死角,正适于三名抓捕队员隐蔽守候。

第三组为应急组,也是第二道防线,由市局刑警支队大队长朱国好领阵。5名巡警全副武装地把守在小巷外面的街口,以防邓庆富开枪拒捕,及时接应增援。

第四组为第三道防线,即在第二道防线北面50米处再设一道关卡,以确保万无一失，至少是不能让邓庆富逃掉。5名巡警同样是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各路人马分坐三辆临时调来的民用车以确保行动的秘密与隐蔽。

是夜小雨,四周一片漆黑。此时已是人迹稀少,暗夜与静寂更给这大战前的气氛增添了一丝紧张与神秘!

然而,邓庆富家中却也是漆黑一团。作为瞻望哨,沙市分局刑警大队教导员杨杰与沙市派出所所长王沙早在6点半便提前进入了位置。两人一刻不停地轮流观察,却始终看不到邓家有一丝灯光。王沙调管段民警登上楼后未完工的建筑,观察良久,也未见邓家厨房与卧室闪现出星点亮光。

整个屋子静寂幽冥，像一座阴森恐怖的死宅。

邓庆富究竟在不在家?根据调查,邓庆富的确没有外出,昨天晚上还有人在市里的一家舞厅看到他。但如果在家,又为什么不开灯?

杨杰决定试探一下。他拿起了电话拨打起来。当电话铃响到第三遍的时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哪个?”一口的福建方言。是邓庆富的老婆。

“哦,邓哥在吗?”杨杰急忙含糊地咕噜了句。“小邓,小邓,电话……”女人喊道。

在家!邓庆富在家!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究竟为什么不开灯?莫非他感觉到了什么?不能和邓庆富说话,杨杰急忙挂了电话。

市局,指挥部。

吴必新副局长,朱振顺政委,张振华副支队长与李安林刘健杨援军正在运筹帷幄六个人一人燃着一颗烟,烟雾缭绕,将整个会议室重得一片朦胧。

怎么办?现在已是10点左右,看来今晚邓庆富是不会出来活动了。夜长梦多,是不是改变方案?

如果入室抓捕,邓庆富手中有枪,黑暗之中,必然会造成我民警不必要的伤亡;即使邓庆富来不及开枪,根据现场观察,他家窗户未安防护栏,情急之中,跳楼自杀或逃跑,都将给下一步的抓捕工作带来不利。

李安林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他不由想起了两年前发生在合肥的那一场激烈的枪战。1998年元月2号一名刚刚出狱的刑释人员出于报复再又犯下惊天大案:他将一名曾办理过他案件的民警残忍地杀害,然后抢走一支“五四”式手枪、数十发子弹逃之夭夭。六天后,刑警们终于在省城发现了他的踪迹，但当晚的围捕却意外失手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也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寒夜,犯罪嫌疑人也是躲藏在六楼之上,当省、市、县三方刑警组成的围捕队扑向近前的时候,早已被惊动的犯罪嫌疑人突然连发数枪,打伤了四名民警又趁着雨夜再次逃走。虽然仅隔一天便又摸到了确切的线索，刑警们再次连夜出击终于在上海将犯罪嫌疑人擒获，但此前的失误却使这最后的成功减弱了几许耀眼的辉煌，李安林当时是那次行动的主力队员。那一次的经验与教训将使他永远铭记于这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绝不能在荆州重演!李安林捺灭烟蒂,以目光与刘健、杨援军一番交流,然后沉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既然目标是一网打尽，就必须活捉邓庆富。

按照一般的犯罪心理,案子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一直平安无事,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已经平静下来。而据王希泉等人与荆州警方的外围调查,邓庆富近来一直在做股票生意他白天炒股,晚上则到舞厅等娱乐场所消遣生活已经基本正常化与规律化。

因而，坚持现在的方案,待他出来时出其不意将他秘密抓捕,仍是上策。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吴必新副局长双目炯炯,凝神静听，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两地警方的指挥员再次达成共识。吴必新拿起电话,拨通了各路“诸侯”的手机:坚持守候!坚持就是胜利!

凌晨3时,王希泉、李强、向先平、梁辉袁伍田等进入阵地,换下了五名荆州巡警。雨渐渐大了起来。寒风带雨,3月的凌晨冷如寒冬。刑警们冻得一个个直打颤，就这样,咬着牙,一直坚持着到天明!吴必新副局长不愧为一个经验极为丰富、虑事十分周密的指挥官。为了保密,行动之前,他将所有参战刑警车辆的聘用驾驶员全部换下,而此刻,他考虑到安徽警方人地生疏,行动不便容易暴露目标,遂又将王希泉等人撤下,将几名荆州刑警顶了上去。

早晨8时。邓家的大门终于打开。杨杰发现邓庆富的老婆带着5岁的儿子准备下楼去。9点40分。“吱呀”、“咣当”,开门、关门、锁门。

邓庆富终于出洞!

“黑西服、绛紫色的毛衣、黑皮鞋……”杨杰急忙向楼下发出信息。

“黑西服”走到了小巷的死角处,迎面走来了两个男青年,他们与“黑西服”擦肩而过，猛然一个转身,紧紧地卡住“黑西服”的脖子与双臂,众刑警一拥而上,将他按了个嘴啃泥!

邓庆富束手就擒!

七、奇怪的踢脚线

讯问在市局进行。

指挥部决定,安徽警方先上。于是王希泉、向先平坐在了讯问桌前。

王希泉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有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很复杂、很独特,却又有些说不清楚。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东西往外释放,很清晰,却又很难把握,很难用语言来进行描述。

对了,那就叫气质。

罪犯也有气质?当然有,至少我是这么想。王希泉在心里琢磨，或许目前这么表达还不太准确,我们还只能称他为犯罪嫌疑人。那就姑且称为犯罪气质吧,是泛指,也是特指，总之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就认准了他:就是他了!瞧他那眼神，阴冷而又有股杀气,但他那神态和表情,却又很平静,非常地平静，当然也很冷漠,甚至,还有些不以为然。那是一种早就有了思想准备的表现，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于是,他事先便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虽然现在还住在一起,但在法律上,他们已经不是夫妻了。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

认账,却又不说，至少不能轻易开口，这就是他现在的心态。

搜查在同时进行。

为了尽快撬开邓庆富的口,为了尽快把他的两名同伙抓到,证据现在已是至关重要。在邓庆富的身上没有搜到枪。

希望自然就放在对他家的搜查之中了。

杨援军、李强、梁辉和荆州刑警杨杰、朱玉民等分批进入,尽量不引起外人注意,以免走漏风声。

里屋、外屋、床上、床下、沙发、衣柜，都翻了个遍，没有。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嵌进墙壁里的保险箱。邓庆富对此毫不避讳,立刻就说出了保险柜的号码。但保险柜里仍然没有枪。

那么，这枪藏到哪里去了呢?

梁辉走到了大衣柜的跟前。梁辉今年还不到24岁1997年才从省警校毕业,因而他的刑警生涯满打满算也不过才刚刚三年。他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他却很善于观察,或者说,他很善于发现。

他喜欢摄影。摄影艺术里最常用也最普通的理论就是对称美。他把目光紧紧地盯在大衣柜旁边的那几块瓷砖上,那瓷砖歪歪扭扭，显得很不对称。他感到很别扭。似乎还有些不可思议。有大衣柜挡着,脚根本踢不到这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踢脚线?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大衣柜挪到了一边。果然,不只是不对称,简直就是反常了。踢脚线或者说瓷砖也就在靠门边和离门边很近的大衣柜后面有那么一溜,旁边其它任何地方,便再也没有了。

梁辉用一把小刀往瓷砖上敲了敲,有一块发出了“空空”的声音。

他看看杨大队,杨援军说撬!肯定有问题。于是他找来了一根撬棍,将这块瓷砖捣碎。再捣开后面的水泥,里面嵌了一块钢板。再把钢板撬开一条缝,他伸手朝里一探，“刷!”他犹如触电一般,立时站了起来:枪!就在里面!

讯问仍在进行。

邓庆富仍未开口。

枪重重地摔在了讯问桌上！

“你不是要证据吗?证据就摆在你的面前！”邓庆富微微一愣,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能给我看看你的枪吗?不是这把，而是你的那把……”

为什么?你还有什么条件可讲吗?

我就是喜欢枪······其实，我很羡慕你们真的,我从小就想当兵,想当警察······

你也配?

当然,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人之初,性本善”么,但你却踏入了兽道,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好吧,那就满足一下你那畸形的好奇心吧!看吧,崭新的，一尘不染,烤蓝发出熠熠的光芒！

但你看好了，这仅仅是枪吗?仅仅只是一种武器吗?或许在你的眼里,它只是用来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一种工具,是可以用来替你们劫取不义之财、肆意淫荡挥霍的手段;但在我们手里,在人民警察手里,它却代表了正义,代表了法律,代表了安宁,代表了打击邪恶保护人民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这些，你懂吗？

邓庆富低下了头。

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吗?王希泉收起了枪。

沙市专案班子的吧!

”啪”一下，一把枪重重地摔在了讯问桌上。

睁大眼睛,你再看看?朱玉民点了一句。从搜查现场回来,他便根据吴局长的指示参加了讯问。

合肥,有印象吗?朱玉民单刀直入。时间紧迫,已容不得细火慢烹。

沉默。

合肥是个好地方。

去过吗?

去过。

去过哪里?

双岗······

八、双管齐下

唉,从哪说起呢?

海口,南昌,合肥,还有一一荆门……荆门。纪南镇十里铺境内。

一辆武汉至远安的长途客车缓缓地驶了过来。

元旦将至,出差的、探友的、进城购物的农民以及想在年前再发个利市到汉正街批发服装的个体户,将所有的座位塞个爆满。

突然,旅客中站起了三个人,黑色的面罩上只露出一双邪恶与凶悍的眼睛,再看看手上,两支乌黑的“五四”式军用手枪，狰狞恐怖。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吐露着凶光。

一把枪抵着司机，威胁道:全速，不准停车;一支枪对着乘客:抢劫!都不许动!为了让乘客们明白他们手中的枪不是假货，一名歹徒有意按动机关,将弹匣子掉下再捡起:都看到了吧，不要作无谓的反抗,老老实实地把钱交出来,快!话音未落,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便开始从后往前移动,刀尖指向了每一名乘客的胸口,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乘客们的腰包里都是满满的,据刑警们事后调查得知,全车乘客被抢现金达七万七千三百五十四元!当然,还有各种首饰:金耳环、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以及手机、传呼机等均被洗劫一空。

说到荆门,邓庆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家门口的事情……我的媳妇和孩子……

他怕连累他们!

所以你们才蒙了面,所以你才离了婚?

我知道,我恶贯满盈……

掩泣。

其实,本不想在南昌做的。我们从福州、杭州、南京、上海一路转过来,城市太繁华,街头到处都是警察,车辆又多……

后来我们到了徐州。在徐州博物馆,我们看中了一件文物,据介绍,那是镇馆之宝。

然后呢?然后我们动了心。我们买了地图,观察好了地形,但准备动手那天,博物馆维修进不去。

于是，我们便去了南昌。

枪是在越南买的,从一位越籍华人手里，二千元一支，他要三千元,我们跟他还价……什么时候到合肥来的?那是5月中吧?本来也不打算在合肥做了。

我们观察了好几家银行、储蓄所,发现防范都很严,下不了手。

我们就准备离开了,但却在双岗发现了机会……

从海口回来,我分了34万,买了房子,然后又与人合伙开了个厂。但我们不是经商的料，厂子不久就倒闭了。

我们文化太低,都是初中而我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还亏了不少。于是,我们就又想干。我们觉得这样来钱快。

11点45分，邓庆富终于开口了，但他仍然留了一手,拒不交代两名同伙的姓名。

在搜查邓庆富家的那个保险柜时，里面除了房产证和一些与股票有关的东西外,还有一本邓庆富使用过的通讯录。通讯录上记载着十几个人的名字。这些,显然应该是他的好友。指挥部认为,至少也是经常与他有往来的人。或许他的同伙也在这些名单之中。

这时是上午10点钟左右。这时邓庆富的妻子也被找来了。刑警们反复向她阐明政策,介绍了简要的案情,让她认清形势,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刑警们问她哪些人与她丈夫关系最为密切,她踌躇半天,终于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指挥部决定，立即将这几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但这些名字的后面,包括通讯录上所有人名的后面,都只有电话号码或有价证券号码或其它一些符号,没有具体的单位和住址。而邓庆富的妻子也是一无所知。指挥部再下命令,动员各派出所的力量，立即展开调查。考虑到邓妻提供的几人，并不一定就是或就有邓的同伙,因而对通讯录上的所有人都应逐一调查，一个都不能漏掉。各派出所立即开始行动。

九、一网打尽

民警们跑电信局,跑证券所,翻户口卡采用种种手段,很快查清了一些人的情况。

又据邓妻提供，其与邓庆富1990年在海南打工时,还认识两位老乡,一个叫曹波，一个叫张斌。其中张斌曾在海南蹲过大狱，不过这两人平时并未同邓家有过什么联系。但对蹲过大狱的张斌显然不能掉以轻心!

吴必新副局长指示，进一步查清以上诸人的详细情况,尤其对张斌应重点进行调查。

邓庆富家。

几名刑警仍在这里秘密守候。下午两点一个自称姓王的人给邓家打了个电话。这个姓王的人是谁?他为什么急着要找邓庆富?

信息立即反馈到指挥部,指挥部此前已经获悉,在邓庆富被抓捕之后,曾连续接到过两个传呼,传呼上后缀的仍是一个姓王的人。

讯问仍在艰难地进行。朱玉民、王希泉、向先平三人使尽浑身解数,步步为营,步步紧逼,只问同伙,不问案情。时间不等人啊!如果时间拖延太久，万一走漏风声,还有两名歹徒没有落网,还有一支手枪握在他们手中,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情况紧急，几名刑警轮番轰炸,邓庆富终于招架不住。

“哎!”一声长叹，他顽固的防线终于崩溃!

我不太喜欢张斌。他说。(果然有张斌,刑警们的直觉显然不错。)之所以拉着他,是因为他在号子里呆过，有些经验。但没想到,坏就坏在他的手里。(说着,无奈地摇了摇头,有后悔,更有一种怨恨。)

在南昌火车站,明明有警察严密检查,他却没有察觉,否则……

还有,我曾反复告诫过他,不要将任何证件或带照片的东西放在衣服口袋里，他就是不听,结果……

(长长地一阵唏嘘，真正是后悔莫及!事已至此，且不管他后悔的是不是地方，也只好随他去了!想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他未必就真的不懂。)

(须臾,脸上又露出一丝鄙夷与不屑。)张斌不会用枪,笨。所以每次做，都是给他刀。

他还喜欢显摆,爱说梦话,不安全。

(好了,打住。你那黑色的忏悔留待以后再说。现在，你必须尽快老实交代:还有一个同伙究竟是谁?是不是姓王?叫王什么?)

是的，是姓王。我知道,到了这个分上了，不说也过不去了。但请先给我一颗烟可以吗?我已经五个小时没抽烟了。

(点着烟，贪婪地深深地猛吸几口，然后又缓缓地吐出来,长长的烟烬扭曲成像被蛇缠绕痛苦不堪的拉奥孔,手略略地有些抖。)

关于王立峰,我原不想多说。

让我招张斌可以,但我不想招王立峰为什么?因为王立峰是我带出来的,我和他兄弟几个都是朋友，如他的哥哥王立平和他的弟弟王劲松等。

我曾说过,我上可以负父母，下可以负妻儿,但我不能负他。

但现在……

现在他在哪里?

现在我们天天在一起炒股。

此时是下午3点10分刑警们以掌击额：嗨!股市是上午9点开盘，下午3 点收盘。就晚了那么10分钟。

好在这两人已经在刑警们的掌握之中：王立峰,男,1968年生,在沙市西区马王庙有私房,但常住紫云小区其父母家中,现在沙市,未外出;

张斌,男,1968年生,有前科,住荆州区东城东风机床厂宿舍,现在家,未外出······两个抓捕组迅速出发!

抓获张、王,同样也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其经过与抓捕邓庆富大致相同因而这里便不再一一详述。抓捕王立峰的时候，他正蒙着头躺在父母家中的床上睡大觉。管段民警梅国岭与王立峰的哥哥比较熟，问:立平呢?王母答:出去了,不在家。床上是谁?那是老二,立峰。

王立峰几乎是在懵懵懂懂之中被“请”到居委会的,又是在谈笑风生中被“请”到派出所的,直到被押上警车,他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在王立峰的家中搜出了另一把枪·····

当然,说起来似乎很轻松,而实际上,抓捕组为精心设计此次行动,可谓费尽心机。梅国岭同王立峰的谈话可谓十分机智、滴水不漏。“你的户口好像不在这里吧?”梅国岭问“是的,我的户口在沙市。”“那你得跟我到居委会去一趟,说说情况,然后登个记。”

户口不在这儿而又在这儿住,这就是暂住人口了,暂住人口要登记,这一点王立峰懂,这是常识,也是例行公事。王立峰丝毫没有怀疑。

但在梅国岭带王立峰去居委会的路上，前后左右始终跟着四名便衣民警,而在居委会里,沙市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几名刑警,早已在这里荷枪实弹地严阵以待。此时是3月3日晚6时30分20分钟以后,张斌同样在自家的家门口被张振华率领的抓捕组候个正着!

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不伤一人，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两把“五四”式手枪,79发子弹,三把握刀,还有两颗微型手榴弹全部查获!

十、关于邓庆富

2000年5月22日合肥警方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预审工作基本结束,再过几天,就要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起诉了。趁此机会,记者以提审的方式在看守所采访了这三个人。

邓庆富三人在法庭上受审，从左至右：张斌、王立峰、邓庆富

邓庆富在三人中年龄最大，所有的案子都是由他主谋,因而他自然而然地便成了这个犯罪团伙的龙头老大。

邓庆富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物,或者说他是个十分危险的罪犯。这不仅仅因为由他指使并“身先士卒”做下了这一系列惊天大案更重要的是,这些案子的发生——无论抢劫也罢,杀人也罢都远非他的最目的。

对邓庆富的问话是从他儿子的名字开始的。我问他为什么给儿子起名为邓尼茨?他说这纯属偶然。他说他在看《希特勒传》的时候看到希特勒内定的接班人海军上将叫邓尼茨，于是自然而然地便把这三个字移到了自己儿子的身上。由此,他在漫不经意中让我们知道了他所崇拜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希特勒、隆美尔、林彪甚至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等。

不是法西斯，就是阴谋家，甚至是残暴的日本战犯。这样一些恶魔的灵魂聚合在一起会滋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毒瘤与怪胎,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属于那种既不内向也不外向、善于冒险的人。假如在战争年代,我可能是一个很勇敢的士兵,或者很有头脑的人一一比如将军，在和平年代我没有这种感觉,找不到这种感觉。我一直想当兵。我曾写了三次申请,但一直没有当成。我那时还是很纯的,还有很崇高的理想。

我在荆州机械厂做了三年临时工。我家在郊区，父母都是农民。我从小不愿干农活。我那时问父亲要五分钱买铅笔都要不到,感到城乡之间相差的距离太大了。我那时十几岁就想,这一生的命运前途决不能放在农村,如果这辈子就在农村了,那么第一我要选择自杀,第二是有机会就要抗争。不管以前还是现在,农民都很苦，这促使我一定要走出这种困境。我的理想是在政治舞台，比如组织个政党,能在主观上(意识形态上)对国家产生影响。这种理想在24岁以后才逐渐坚定起来。一开始到城市来,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因为毕竟脱离了那种痛苦的生活。后来看到工商局的人赶撵小贩,我都看愣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再加上厂里效益不好,干部们还贪污,这又让我很失望。一失望肯定就不求上进。

我这时就在想另一条出路。离开工厂后我就到海南去了,那是1993年初。我到海南没有打工，直接就想去买枪。当时就是想，买支枪，然后再搞点钱,组织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必须是秘密的。

到海南,我是和王立峰一块儿去的。王当时是荆机装配车间的正式工人,已一年多没上班了。我们先去找张斌,哦,张斌原先也在荆机工作,我们三个人在荆机时就是朋友。

我想特区肯定有枪卖，让张斌留意一下。我告诉他买枪就是抢银行,但我的长远目标他不知道。我要组成政党,决不会拉他入伙。搞间谍、搞特务这一套,他不是这块料。

在海口没有买到枪,张斌说,越南好买。于是,我和王立峰又经广西进入了越南境内。买枪后,1993年八九月份我们回到海口，海口本地人比较黑,我也比较黑。我每天准备一个塑料袋，筛选了一二十天,分析对方。我想我枪一掏出来,对方一受惊吓,脑中通常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人们在惊吓过度时对作案者的相貌是无法准确描述的,所以,我们不戴面罩，除了在家门口的那一次。从海口回家后，手中有了几十万,很长时间就没再干,直到1998年又去了南昌……!这时我的心肠已越来越硬,我妻子问我到南昌干什么去了，我怎么能对她说呢?另外，我对女人管得很严,假如我是一个总统呢?我是一个皇帝呢?你经常干涉我的内政，就会把国家搞乱。我经常对她讲,如果我这时要杀人,你做妻子的就要赶紧给我磨刀,对外面的一切事情都不要过问。哪怕我杀一万个人,只要我对你好,就行了。什么远大的理想，严格的纪律都不需要。

我那时已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后来叫我妻子碰见了,她说离婚,我就答应了。我不喜欢具有反叛性格的女人。

那时我已没有多少钱了,失败已成定局了。好像敌人已经快攻进城了,司令官还在喝酒，这是暂时的一种回光返照，已经麻木……

我认为我在海口做得很干净,没什么隐患。因为我在海口的很多朋友看了通缉令后，都没有认出我,我想只要以后不再干,就不会有事情。但这时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从南昌回来,就有一种忧虑，因为张斌参与了。对王立峰我是放心的;张斌每天要喝酒,喝起酒来就吹牛皮。比如有人看不起他，他就会说，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么?什么事情不敢做?他就说这样的话!

邓庆富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整整说了几个小时。看来他的确是“病入膏肓”了,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毫无忏悔之意,他惟一后悔的就是让张斌参加了进来,坏了他的大事再也无法完成他的“伟大事业”。

在邓庆富的家中还搜出了自制的希特勒的纳粹党旗日本的太阳旗以及一本所谓的“民自党章程”等。他准备以纳粹党旗、日本的太阳旗等作参考,来设计他的“民自党”的党旗;他在“民自党章程”中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方案,比如要建立军事学院，比如如何招生,资金来源如何筹集等,而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则是要推翻现政权由他们的所谓“民自党”来掌握国家大权。由此可见,这的确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虽然他那荒唐可笑的幻想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心中的闹剧,但这颗毒瘤若非及时除掉,谁能保证他不会在社会中散发出更多的毒菌呢?也真让人捏一把汗!

从看守所回来,接到了李安林的电话,他说晚上去看看王焕发,问我去不去。我当然去。

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前往。同去的还有刘健和杨援军,另外,还有李安林的弟弟。李安林的弟弟和王焕发是战友，又一同转业来到合肥,老乡加战友,感情自然是非同一般王焕发的事情在去年的九月份就已落定,虽然律师在辩护中百般陈情,有理有据,却仍是无济于事。律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地证明王焕发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优秀民警,正因为他有着这样的高度的责任感,才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奋不顾身地勇敢追击，因而,后来发生的结果只能算是工作失误;而且,闯卡人一一那名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毫无疑问已构成了妨碍公务罪,并且业已承担了相应的罪名与刑罚,那就更加说明了民警王焕发的行为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的公务行为,并且由于闯卡人的误导使他根本无法判断出租车里究竟坐的是什么人——事实上,由于闯卡人的误导,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认定出租车里坐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因此,王焕发的行为既不是过失,更不是故意，故不应在刑事责任上予以追究。

遗憾的是,尽管律师的辩护无懈可击,但法庭最终还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处了王焕发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刑罚。

刑警们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将一腔悲愤放到案子上去，现在案子终于破了，应该让王焕发也高兴高兴,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了!

十一、王立峰和张斌

王立峰在三人中处于老二的位置,但他的违法行为既不像邓庆富那样蓄谋已久也不像后来的张斌那样颇多曲折。他的头脑简单，犯罪动机也是极其简单,他的目的就是要搞点钱(这一点倒是与张斌相似)。我在翻阅他们几人案卷的时候,也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王立峰在被邓庆富拉下水之前尚无任何犯罪记录,甚至连一次小偷小摸都没有过，怎么会突然一下便敢于和邓庆富做下了那起抢劫64万元的惊天大案呢?原来,除了邓庆富的精心策划之外,还预先进行了“实战演练”。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干了两次小的，目的是锻炼一下胆量……第一次是在广西南宁那是1993年的8月，邓庆富带我到南宁宾馆抢了几名旅客的密码箱。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月以后，我们回到海口,在中山路附近的一家旅社抢了三名旅客的一千多元钱，然后顺利退走……

这两次行动虽然没有多大收获——在南宁抢的那个密码箱是空的，在两名旅客身上只搜出了200元钱,但重要的是,我们成功了，邓庆富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过程,这就是“战前演练”。

看来,每次作大案之前都要先进行一番演练,每次对刚入伙的新手都要进行“锻炼胆量”般的培训,这显然已是老谋深算的邓庆富的一贯作风了。对王立峰如此,对张斌也是这样。据张斌交代,在“南昌案件”之前,邓庆富曾单独带他到福州去转了一趟。然后，又到南昌去抢江西宾馆。张斌清楚地记得那是1998年的8月邓庆富先让他到主楼去看看他便去了,一楼一楼地上,直上到八楼,发觉每层楼两头都安有摄像机,邓庆富说太危险，绝不能傻干,便退回来上了后面的附楼。正值中午,客人们正在午休,正好有一间客房的门是虚掩着的,邓庆富掏出枪,带着张斌一下子闯进去,轻而易举地便抢得两名浙江旅客的2000元钱一白金指。一切都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非常迅捷利索张斌说。成功了一次,邓庆富便迫不及待地要带张斌去干储蓄所,但张斌还是有些畏畏缩缩。邓庆富觉得这样哪能干大事呢?便着张斌自个儿去“搞一票”张斌既然已经上了贼船，“老大”的话哪敢不听?他说他和王立峰都怕“大哥”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的阴冷与杀气既让他们十分佩服又让他们无比畏惧。

张斌果然自个儿去“搞了一票”。他同样在正午时分溜进了一家医院悄悄地进入病房,趁病人熟睡之机,拎走了一个女式坤包，包里除了几百元现金外,还有一个两万元的存折。

张斌就这样“锻炼”出来了。

那么,毋庸置疑，那两次“演练”也同样锻炼了王立峰的胆量,而且使他对邓庆富的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无畏惧地跟着邓庆富去做一次“惊天动地”的“买卖”。

王立峰从海口回来,手中有了几十万,除了买房和同邓庆富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饮料厂,其他的钱很快就吃喝玩乐、赌博狎妓挥霍一空。邓庆富说;“再出去转转!”他就跟着“再出去转转”,他成了邓庆富的忠实门徒与马仔。

王立峰几乎没有思想，邓庆富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但他其实又并不知道邓庆富的内心深处到底想的是什么。他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他的眼中只有钱,因而只要能搞到钱邓庆富叫他向西他决不向东。

他几乎整天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即使到了他身陷囹圄的最后关头，仍然是一脸木然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一团迷的光。这是一个标准的“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外界的影响力对它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阻止这样的灵魂重蹈覆辙呢?一、利用各种力量将“墨”铲除;二仍然是利用各种力量,将它拉近“朱”而远离“墨”。这显然正是“综合治理”正在做的工作，但这种工作远非那么简单。

与王立峰的谈话没有进行多久,与他的对话极为艰难,他的脑中一片空白。临到最后，记者问他你现在想见是?他嘴张了半天,终于说道,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他的女朋友。但他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了!他刚刚收到了姨妈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原以为你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没想到你开厂买房子的钱都是用犯罪的手段取来的，你欺骗了你的父母,欺骗了你的哥哥姐姐也欺骗了我……我悔不该将那么好的姑娘介绍给你,你将人家姑娘可坑苦了……

王立峰与女朋友的关系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他们已经办了登记手续就等着择日举行结婚典礼，为了这，王立峰的姨妈备受姑娘家人责难，火急火燎地给犯了滔天大罪的外甥写信,要他立即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别把人家姑娘的清白给玷污了。

惟说到此，王立峰的眼中才流出了几滴忏悔的眼泪。

乍见张斌，似乎很难将他与罪犯一词连接起来。他不像邓庆富那样凶相毕露，也不像王立峰那样木讷呆板。他宽宽的脑门,高高的发际,再加上一副高达五百多度的近视眼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书生的感觉。

正是他的这种特有的形象,每次作案前后，邓庆富总是让他去打探风声登记住宿购买车票等等,邓庆富觉得他的形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

这也正是邓庆富拉他人伙的原因之一。

张斌像邓庆富一样嗜烟如命,也像邓庆富一样很愿意交谈。

或许,他自觉他的案情不像邓庆富和王立峰那么严重:他没有命案;他的案子都集中在1998年，也没有他们两人作案那么多所以在心理上似乎更为放松，也就更加愿意配合。平心而论,张斌还是有一定才华的,他一开始也还是挺有理想,挺有抱负,想凭着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甚至在他第一次误人歧途,犯罪入狱后,他也是后悔莫及,愿意积极改造,想要重新做人的;但回到荆州后，又让邓庆富和王立峰给盯上了。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历经坎坷，一事无成,反而落得如此境地,他已再也没有信心了,他开始羡慕邓、王二人,于是,便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去走“捷径”。

或许,在张斌身上更能反映出人性的弱点,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人性是一片令人恐怖的荒漠,没有花朵,没有流水与鸟语,只长着一颗颗如毒瘤般的怪菌,那是一种很难灭绝的东西······往往是,美好的花朵却在荒漠的死寂中随风凋谢,没有正义与仁爱的养分它就很难常开不败……”张斌之路,正此之谓也。

海南。是的，一开始到的是海南。张斌声音低沉。三个人中,惟有他,在回顾自己黑色的人生时,带有一种深切的痛苦与忏悔。

我在海南的中鹿财务服务公司打工。我从最基层的文秘人员做起，一步步做到总经理助理的位置，应该说,公司老板对我还是挺器重。当时中鹿公司正与海南的一家公司合作搞一个包机业务,也就是包一条航线，由我们出业务经理,省航出正式经理。我们公司便派我出任业务经理一职,负责高级业务。

这时候和邓庆富、王立峰接触就比较多了。他们来找我,也想到这个公司来打工,我便安排他们在外围跑跑票务、收收票款等等。因为我是业务经理,这些资金大多都从我手中经过，当时邓、王就劝我，辛辛苦苦搞这么多年,还不如搞一笔钱回家算了。我听了吓了一跳，连忙把他们打发走了。

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灾星。现在想想，我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他们的影响与诱惑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也不是说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如果我立场坚定,不受影响与诱惑的话,便决不会与犯罪行为有任何联系。但事实是我自己的主观上也的确存在着问题。在中鹿公司时,我虽然未敢像邓庆富和王立峰说的那样去干,但他们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他们走后，我也的确动过那个念头，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未敢实施。

但这却为我的第一次犯罪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犯罪不是在包机公司。两个月后,由于航线的调整,我们老总决

定不包下去了,撤回来。结算一下,亏损票款12万。但老板没怪我，因为这是他决策上的失误。

我又回到了原公司办公室工作。那时国家正在搞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控制资金流向,因而,各个大公司都很紧张，因为很多公司的钱都是银行的钱。我们公司欠银行三千万。公司老板见势不妙,卷款而逃,整个公司一下子便濒临倒闭了。

当时一些副总和其他管理人员都在忙着捞一点，只有那些下层员工嗷嗷待哺地在那里等待着领点遣返费。当时形势可说是非常严峻。银行已经把老板的房子给卖掉了,车子也开走了,并开始变卖一些公司的财物。我当时看到大势已去,也就动了邪念,心想能捞就捞一点吧,遂也变卖一些办公用品、汽车配件等,卖了一万多块钱,但就这一下,把我自己给折腾到大墙里去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犯罪。

检察官说我犯的是盗窃罪。因为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因而我侵犯的是私人的财产;如果变卖的是国家或集体的财物，那么,我的罪名就是贪污或者挪用。

我当时心里很难受。我想我为公司也出了不少力,就是补偿也该给我这么个数;何况这些钱并非我一人独吞了,其中一部分替公司交了房租、水电,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些员工做遣返费,真正落在我手里的，只有3800元，就为这点钱,却落到这样的地步。好在这些情节在法官们进行判决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因而最后给我定的刑期是两年零六个月,这应该说是从轻发落了。在看守所,度过了我刑期的最初六个月之后,我便被送到了海南省劳改农场服刑,是在一座山上,后来知道,这属于五指山地区。

平心而论,张斌在监狱里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他是劳改积极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之一,分管宣传。监狱里也有文艺队,也办墙报,也有文化室、娱乐室等,这些都归他管。另外监狱里也搞扫盲教育,他还兼任犯人教员。他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尤其是着重读了一些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书;他在劳改局举办的有监狱、女教所、少管所等七个单位参加的文化大比武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一切,他都符合减刑的条件,但按法律规定,他的刑期太短又无法再给予减刑,于是,便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给予补偿——让他的妻子来探望他,并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下,给他们一周的团聚时间。

如果出狱后,他仍然能坚持着朝积极方向去努力的话,他还是可以重整旗鼓，重写自己的人生之路的;但他却始终摆脱不了撒旦的诱惑,邓庆富、王立峰像两个魔影又缠上了他。

我是1996年11月25日出狱的,回到荆州不久，邓庆富和王立峰便找到了我，我看他们不仅买了房子开了厂,一天到晚吃喝玩乐赌博、炒股、玩女人,而且赌博输了,炒股亏了,厂子效益不好,他们全不在乎,照样出手阔绰,就在心里嘀咕:凭他们那种做生意的能力,不可能一夜暴富。在一块儿时间长了，他们也就流露出来一点端倪，“要想富,走邪路”，“富贵险中求”等等。又过了一段时间,邓庆富干脆就跟我直说了,说他们是提着身家性命搞来的钱,他说你被政府调教过，这永远是人生的污点,你只有和我们合作才有出路。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又想想自己的经历,也的确如此,出外闯荡近十年,仍然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我倒真的很羡慕他们了,我自己也产生了这种思想,想找一种捷径，一夜暴富,因而邓庆富一说合作的事,当然是一拍即合。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现在都时兴找情人,我们三人便每人都有一个情人。我们的情人都是舞厅里的坐台小姐。小姐们都是烟花场中混饭吃的主儿,原本也就极易沟通。我们在一块儿吃喝玩乐,她们之间也悄悄地对各自的相好做一番评论和比较。另两名小姐说,瞧我们邓哥、王哥,每次出手都是那么大方,真正是宠着我们呢,可你那位……

这就让我那位感到很没有面子，便在我的耳前吹枕边风，说张哥你不能向邓哥他们学学吗，他们那活得才叫潇洒呢……

连她也有些看不起我了。也难怪,这样的女人原本就是冲着男人的钱来的。记得有一次我不慎开了一次“碰头会”,噢,就是我正和情人在一起的时候,让我的妻子撞上了,我妻子说,张斌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迟早要被这个女人拉下水!没想到，还真应验了……

就这样,张斌成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老三，再一次陷入犯罪的深渊,永远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