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南越国！我们准备了这场专访丨新知

文博时空 作者 黄君度、苏皖皖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便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但《史记·南越列传》等正史记载不过两千余字，南越王国的历史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小小的秦朝县令赵佗，如何逆袭成为统治岭南数十年的南越武帝？作为一个“从秦始皇活到汉武帝”的历史人物，我们如何对他做出正确评价？南越文帝金印透露出哪些重要信息？南越居民的衣食住行有多精彩？

得益于考古学家近年来的工作，岭南地区出土大量南越国的遗址、文物，为重新发现南越王国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近日，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全洪研究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全洪曾任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现为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从事广州地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多年。他丰富的考古经验与深邃的历史认识，将带领大家读懂神秘的南越王国。

原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

南越国的历史

问：南越建立之前，生活在岭南地区的有哪些族群？他们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请您结合考古发现谈一谈。

全洪：当时的中原人对南方地区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历史文献对南方各族群的划分不是那么细，统称为“百越”，实际上有很多支系。大概就是江浙一带包括安徽南部有瓯越、扬越，福建这边就是闽越，我们岭南地区是南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有骆越。越国就是在这个吴越，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发达一点。其他地方连文字都没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族称，中原人便称呼他们为百越。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社会组织比较落后，很可能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按照文献的记载，“各有种姓”，就是一些部落、酋邦。他们跟中原的关系，主要还是通过长江中下游，间接地通过湖南、江西一带接受到中原的文化，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湖南南部的一部分越人。

具有南越特色的鸮形五联罐

从考古学证据来讲，像这种浙江、福建、江西、广东这种几何纹的硬陶，在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我们从现在考古发掘的文物看，岭南地区跟江浙一带的吴越在陶器上面相似性很高，表明他们的往来比较多。但是这边毕竟还是相对落后，出土的铜器、玉器这些代表中原先进文化的礼制器物，在先秦时在岭南能找到一些踪迹（比如珠江流域发现的牙璋），但是可能对整个社会还没有构成很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越国灭吴，楚又灭越，成为南方霸主。主要是楚文化对这边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对整个社会不像秦统一之后的那种颠覆性的、产生很大变化的影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是文化因素层面的，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交流。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讲，在先秦时期岭南还是处于一个“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状态。有很多原始部族，而且他们的风俗好相攻击，各族群之间可能经常爆发战争，因此出土的矛、戈、箭头、斧钺这类兵器特别多，礼器相对较少。

问：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这里建国，他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请您讲讲南越国的历史。

全洪：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前，秦始皇就已经统一岭南了。秦人把岭南地区，现在的两广包括越南北部，都纳入了秦帝国版图。设置了三个郡：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这三个郡已经推行了郡县制，有一套帝国的管理模式和官僚机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为赵佗建南越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此时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北方诸侯叛秦，等到楚汉战争结束的时候，刘邦建立汉朝，即位称帝。赵佗以南海郡为基地，掌握了这边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并击另外两个郡，等于说是把岭南的三个郡都合起来了，建南越国。但是这里面他还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外来的力量进来，当地人肯定会反抗。《史记》等古书都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发生了好几次比较大规模的战争。一开始屠睢伐越，结果越人逃入深山打持久战，大破秦军。赵佗这个人肯定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本来担任龙川县令，地位不算高。等到南海郡尉任嚣病重，就把他从龙川叫过来，把南海尉的军权送给了他。赵佗顺势自立为南越武王，开创了独立的政权。

他在岭南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汉高祖十一年的时候，派了个使者来，在给赵佗的诏书里面讲到，他的功劳是“和辑百越”。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把越人团结起来，不再各行其是，而是用政治制度把他们结合起来，越人那种互相攻击的不好的习俗就终止了。所以刘邦就表扬他很有本事，治理南方“甚有文理”——搞得很好，因此封他做南越王。赵佗也审视度势，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再往北边去，刘邦也不可能往这边打，大家坐下来和谈最好。

半两钱

等到吕后临朝称制，中央政府转变了政策，禁止铁器出口到南越——因为铁器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牲口也不准贸易。所以赵佗就很恼火，就说肯定是长沙王的谗言导致的这种情况，于是发兵攻打长沙国，跟汉王朝交恶。直到汉文帝即位，重新采取和睦措施，这就相安无事了。所以我们讲现在南越王宫大规模的修治宫室，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它的社会比较稳定，也有了新发展。

赵佗这个人，在古代历史上我们应该给予他正面的、很高的评价。他采取的措施非常得当，把一个原来化外之地发展起来。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大型建筑构件，如大型方砖边长有 95 厘米，至今在汉长安城还没发现类似规模的建筑构件，所以南越国的生产力是很高的。南越国总共历经 93 年五代南越王，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和平发展的状态。

象岗山王陵出土文物的独特价值

问：象岗山南越王陵保存完好，意义重大，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考古发现的经过和相关的研究吗？

全洪：经过的话在网上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想强调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非常重要——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没有被盗，它的意义在哪里？这意味着很多器物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原位。一些器物的组合，哪一堆器物放在哪里，有几种用具是配套放在一起的，这就反映能当时人的行为与思想意识。东耳室内，去看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去就是挨着墙边摆放了编钟、铜铙等大量乐器，靠另一边墙脚就是鎏金铜壶、铜提桶等宴乐器物，一副钟鸣鼎食的那种景象就呈现在眼前了。

再比如说象岗山南越王墓带墓道，墓室用石板砌筑，与中原诸侯王墓“凿山为藏”的做法类似。墓道中有人殉葬，殉人有自己的一套随葬品，棺木上放置兵器可能意味着他是守卫大墓的武士。前室殉人随葬一枚“景巷令印”，考古学家认为景巷跟汉代的永巷性质接近，景巷令是管理后宫的一个官职，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殉葬的宦官。在前室又出土有许多木车构件和铜车马器，说明这个宦官同时也是个御者，就是皇家出巡时驾驭马车的人。

夫人组玉佩

有的陪葬者身上会佩戴着一套组玉佩，以往也都发现有若干件这样的玉器，有佩、有璜、有环，这些东西怎么搭配呢？在发掘南越王墓的时候，我们总共复原了 11 种玉佩组合，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原位。就是哪一个在头，哪一个在尾，中间有一些还是叠放起来的。我们根据发掘信息就能进行复原，这为我们研究古人在重要仪式上的礼服和穿戴的配饰，复原当时人的行为，提供了非常直接的证据。

所以说我们讲象岗山南越王墓没有被盗过，就是一个宝贝没有丢失。比如大家都知道文献记载天子九鼎八簋，当它们怎么大小排列、怎么两两相对，所有东西都完整地在那里呈现出来的话，对我们研究古代礼仪祭祀，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考古学界也好，历史界也好，对南越王墓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出土的很多文物又跟《史记》《汉书》的记载，很多是相吻合的。孤证不立，本身《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才 2000 多个字，但是南越王墓出了好多文物，这些东西都跟文献记载的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能相互映证，它的学术价值也很高。

问：南越国的许多重要文物，比如说漆木屏风、虎头金钩玉龙带钩都出自象岗山大墓，能否请您谈谈它们的特色和价值？

全洪：这些重要文物的特色和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不同文化的融合，是统一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的珍贵物证。你刚才讲到漆屏风，屏风在春秋战国的楚墓里面出了很多模型，而且屏风这种家具本身就是商周以来在居室里面是起到屏障作用的一种重要陈设，这是中原文化的东西。

漆木屏风（复原件）

漆木屏风的很多构件既有楚文化的元素，也有越文化的元素，还有中原文化的——构件有两条龙、有朱雀，这些元素都来自中原。同时它底部构件又塑造了一个越人形象，他嘴里咬着蛇，两手里又各抓一条蛇，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跣足（光着脚）跪坐，这是秦汉南方人最典型的打扮。这在中原是不可想象的，那里人们的穿着都是深衣大袖。蛇这个元素也有很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因此漆木屏风所体现就是各种文化的一种碰撞、交融。

虎头金钩玉龙带钩

再说刚才提到的虎头金钩玉龙带钩，其实是从战国流传下来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原龙的造型。总体来看，在南越王墓里，甚至在整个南越国，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很多文物就是一种多文化结合体。它是以最基本的中原文化就是秦汉文化为底色，然后有楚文化，有越文化，实际上还有一些海外文化，在岭南地区发生交流互鉴。它是各种文化的融合，最终要形成有自己特点的南越文化。

问：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还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全洪：我觉得最重要的文物，莫过于“文帝行玺”金印。它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一枚金印，尺寸特别大，印面达到3.1厘米，特别大，而且用的是龙钮，很不寻常。据《汉旧仪》记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秦始皇以玉玺作为传国玺。秦汉制度规定，皇帝、皇后的玺印用玉，螭虎钮。而赵眜（赵佗之孙，赵仲始之子，南越国第二任君主）之“文帝行玺”，用黄金铸而非白玉，以秦印的田字格划界却尺寸超大，更为特别的是该印以龙为钮，而非螭虎。这就可以看出南越国继承了秦汉制度，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有自己的独创。

“文帝行玺”金印

南越武帝赵佗的印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但现在毕竟已经发现了第二代南越文帝印了。再加上其他的资料，就可以看出南越的整个政治制度、礼仪规范，虽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又不缺乏自己独特的个性。这是在历代南越王治理下，岭南地区文化形成自己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

南越居民的衣食住行

问：请您根据考古成果，谈谈南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

全洪：我们讲这个衣食住行，主要是从考古角度解读，从展览的角度不好做，为什么？因为粮食、服饰包括车马都是有机物，很容易朽掉，保存的不多。但是我们从很多痕迹里也能做出科学的推断。

衣物方面，像南越王墓的丝织品数量超过 100 匹。虽然它们都朽坏了，但是还能看到很多痕迹。而且有不少铜器、玉器都是用丝织品包裹起来的才放到墓里面去。

从残存的这些痕迹来看，南越国丝织品的各个品类、纹饰跟马王堆汉墓的非常相似，也跟其他地方发现的汉代丝织品有共通之处。说明当时南越国可能从皇室贵族到一般老百姓，他们的服饰已经汉化。那么越人本民族的服饰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发现的图像材料不多，刚才讲到屏风底座的越人像，他的短袖、短裤有百越民族的特点，但主体还是与中原文化保持一致。

印花模板

印花纱复原图

饮食文化真正在广州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南越王墓出土的炊具，各种各样的——蒸的、煮的、烧的、烤的都齐备了。食材包括动物、植物、海鲜、河鲜，就跟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广东在饮食方面的文化在当时就很发达。我们常说“食在广州”，实际上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南越国时期。

居住遗址，我们现在发现的比较少。南越大型宫殿建筑是台基梁架结构，与中原是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在南越王宫御花园里发现了一些有印度元素的建筑构件。根据我的研究，这种八角形的石柱在当时古希腊、古波斯包括我们华夏文明里是没有的，就只有印度有。所以我们推测也吸取了这种印度的样式，放到这个宫殿里面来。

表明当时的文化心态非常开放，南越人非常愿意接受来自异域的不同文化因素，这显然得益于南越国活跃的对外交通贸易。因此根据这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考古学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秦汉开始，它有考古出土遗物的实证。

讲完大型宫殿，那一般老百姓怎么做呢？从目前考古的发掘来讲，南越民居可能大多数还是干栏式建筑，甚至我们在西汉晚期到东汉，仍然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上面住人，下面用木架子把它撑起来，养家禽家畜。干栏式建筑的生活习惯如今在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

出行方面，因为岭南地区除了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都是丘陵山地，因此对南越人而言车马不是最优选择。秦始皇开通灵渠，沟通南北的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岭南地区的内河航运和海上远洋航行都有很优越的条件。南越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船模型，说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交通工具可能是以小船为主。

文字与文明

问：文字是文明的要素之一，请您介绍与南越国相关的文字资料，比如南越木简还有您刚才提到过的印章。

全洪：在南越木简发现之前，主要就是铜文字，最重要的就是南越王出土了一批印章，有皇帝印、官印、私印，这是一批研究南越职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另外在铜器上面也有一些铭文，陶器上也有戳记和墨书文字等。越人本身没有文字，只是在陶器上面有很多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直到现在还不能解读，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秦始皇征服岭南、带来统一文字就太重要了。

陶壶上墨书“酒百石”，文字风格是典型的秦隶

我们前面讲过物质上体现的多元一体文化，这种多民族聚居的生活习俗，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基础还是文字。到目前为止，广州还有好几种方言，各地区间的差别很大。如果没有文字的沟通，我们很难想象岭南人跟中原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南越木简和刚才提到的各种文字资料，虽然也带有自己的书写风格，但使用的是秦汉的篆书、隶书，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汉字。这样的书写系统是维系岭南地区与中原纽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虽然南越国短暂地独立于中原纷争之外，但是一到写字的时候，大家就都是一体的了。我觉得你提的问题提得很好，文字对于将我们中华民族紧紧联系起来，所起到的纽带作用是非常强的。

南越国的历史地位

问：有人说南越国为岭南地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全洪：这个观点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经过秦朝统治岭南的 13 年，然后是南越国的 93 年，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岭南地区从一个蛮夷之地“各有君长”的种族部落社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成长为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跟上了中原文明的步伐。

司马迁讲“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别的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对外交通贸易。我们现在讲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从南越国时期，到汉武帝派使者从番禺出发，就确立了广州作为南方甚至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历史地位。

海上贸易来的珠宝

两晋时，文献记载开始有印度高僧到中国佛教东传，来中国第一站就是广州。以前中国僧人要去西方求法，原来都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翻越葱岭，现在通过海路反而更加方便。到唐代，广州已经发展成东方最大的港口城市。这都属于南越的海上贸易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图片 | 黄君度、苏皖皖

排版 | 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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