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参谋长解方，1955年仅被授予少将，为何比手下军长还低？

解方是人民志愿军的参谋长，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在三年的艰苦战争岁月里，他曾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解方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我方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和敌人进行最后的谈判，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党委赋予他的谈判使命。

解方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解方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甚至比手下的军长还要低。彭德怀知道这件事后，还曾为解方打抱不平：“如果解方只是少将的话，我顶多算是中将。”

那么解方究竟是谁呢？他为何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毛主席亲自为他改名

解方，原名解如川，后来之所以改名叫解方，是他到延安后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那么毛主席为何要这样做呢？这一切都和解方之前的经历有关。

解方早年就读于奉天高级中学，毕业后被东北军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解方回国后加入东北军，同年秋天担任天津市保安总队的总队长。

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武装暴乱，史称“天津事变”。在这一事变中，解方和贾陶、孙铭久等人临危受命，果断率部还击。

由于解方精通英语、日语，除此之外还洞悉日军的阴谋，因此他肩负起对日交涉的重担，他的思维、反应能力以及无懈可击的辩才常常令日军词穷。

碍于解方等人的顽强抵抗，日军武力图谋没能得逞，转而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撤换天津当局。最终，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由亲日派担任，不久后保安总队长、各科科长纷纷辞职，解方也被迫“因病请辞”。

解方一直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想要做一番事业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不过在天津的经历，令解方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内战而无视国家的前途，为此他感到十分郁闷。

为了寻找新的救亡图存道路，解方曾多次向贾陶表示想要和共产党接触。在前往广西考察途径西安的时候，贾陶介绍解方和负责开辟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中共党员苗浡然认识。

苗浡然向解方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也令解方感觉在黑暗中看到了指路明灯，他决定加入共产党。1936年4月，解方正式加入共产党，开始秘密为我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在距离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解方和东北军第51军参谋长刘忠干等爱国将领发动了响应西安的“兰州事变”。

在这一事变中，解方亲自指挥战士们包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特务组织以及中央军第7军炮兵团。解方等人的果断行动不仅稳定了兰州局势，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还增强了西安事变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不久后，解方被派往广西，和李宗仁等商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事宜。

周恩来

1937年2月，解方回到西安，向周恩来汇报了广西的情况以及李宗仁的政治态度。周恩来肯定了解方为促进东北军和李宗仁联合抗日所作出的努力，并说：“我们要将东北人民、东北军和东北的救亡团体给团结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实现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解方被派往第五战区工作。徐州会战后，解方担任东北军第51军113师337旅副旅长，后来担任第114师参谋长。解方跟随部队抵达鲁南后，和中共山东分局取得了联系，积极开展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

1940年6月，东北军第51军工作委员会遭到敌军的破坏，解方等人被迫撤出山东，前往延安进行下一步安排。抵达延安后，毛主席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解方等人。

毛主席

毛主席动情地对解方说：“你现在已经回家了，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不要叫解如川了。这样吧，我给你改一个名字，就叫‘解方’怎么样？”

解方明白毛主席是什么意思，解方也就是解放，他点点头，说：“主席，我都听您的！”就这样，解方正式回归党的怀抱，可以正大光明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

1942年，毛主席专程到到延安枣园中央情报部，向解方了解万毅在东北军被扣的情况。在延安，解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室第3局局长和第一科科长等职务，并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解放海南岛

1949年11月7日，解方和韩先楚前往广西南宁途中，在讨论中南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时候，就曾说过：

“两广战役已经结束了，我军开始向西南方向进军，中南地区已经没有大仗可以打了。可是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应该在敌军没有稳住脚步的时候趁机进攻。渡海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还没有经验，看来要补上这一课。”

韩先楚

韩先楚也认为：“对于这项任务，我们在思想上应该有一定的准备，应该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11月10日，第四野战军首长指示：“40军向钦州、防城等地区集合休整，之后准备协助43军攻取琼崖之战役。”14日，四野首长又指示：“攻取海南岛由15兵团统一指挥。”

1950年1月6日，解方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讲话，提出许多独特的见解。“渡海，必须熟悉海。”这是解方提出的要求。因此当部队抵达雷州半岛不久后，他和韩先楚就派出侦查科的同志到海上了解敌情和海情。

解方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工作到海上去。”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方经常带着机关人员到部队了解情况，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到海上去实际体验航海的要领。

在解方的指导下，经过多方的努力，119师在木船上安装了发动机、山炮，也组装了我军一支比较独特的“土舰队”。

3月5日下午5点，356团在师参谋长夏克的率领下，从高德圩乘船起渡。两天后，我指战员在敌军密集的炮火下，顽强地占领了滩头阵地，随后按照原计划向纵深发展。

不久后，敌军全部被我军歼灭，我军夺取风船300余只。夺取大批风船为我军主力登陆海南岛准备了物质条件，从而揭开了海南岛战役的序幕。

1950年4月16日，在15兵团的统一指挥下，40军、43军并肩向海南岛发起战役总攻，时间离谷雨只相差5天。韩先楚和解方指挥40军的主力部队6个团，分别乘坐300余只帆船，于当天晚上7点半从东场港一线沿岸登船起渡，向海南岛进发，强行登陆。

先期登岛的118师4个营的兵力在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的配合下，同时担负起夺取临高城西岭一线阵地的任务，直接策应40军主力登陆。在途中，我军和国民党军发生海战，尽管我军在海面上不占据优势，但战士们还是奋勇杀敌，最终成功击退敌军的舰艇。

在海战中，韩先楚和解方立于船头，指挥若定。

20日拂晓，40军主力进入澄迈后接到兵团的紧急电示。43军在美亭附近受到敌军的反包围，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韩先楚和解方当即率领40军主力部队在澄迈地区展开，分别从东、西两翼向敌军的侧后方实施攻击。

21日下午5点，40军主力部队包围了正在围攻43军的敌人，如此一来双方形成包围、反包围、反反包围的态势，随后展开决战。战斗到22日拂晓，我军成功歼灭敌62军和32军352师大部和64军约3个团的兵力。

22日下午，薛岳震惊于我军的强大，被迫下达撤退的命令。薛岳本人于下午1点在海口登机，仓皇逃往台湾。

24日，118师从海口南下，日夜兼程追击向南逃走的敌军。为了迅速追击逃军，韩先楚和解方命令118师利用收缴的汽车，装备一个加强营，组成“快速部队”。

这支部队一天前进100多公里，最终在乐会地区抓住敌军的尾巴，并一直冲到万宁。此时，我军遇到了敌人有组织的抵抗，双方也形成了对峙状态。

27日，“快速部队”和119师将敌军彻底消灭，随后继续前进追击逃军。不久后在白沙和乌场港和岸边的4艘敌舰以及港内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灭敌32军1部、62军残部等等，俘虏敌军3000余人，我军仅伤亡5人。

当天晚上，119师继续南下，日夜兼程猛追猛打。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成功将该地残留的敌军全部肃清。5月1日，海南岛西岸的八所港被我军攻克。至此，海南全境获得解放。

彭德怀听取解方意见，放弃第六次战役

1950年6月，担任解放军第40军副军长的解方，刚刚抖落解放海南岛的征尘来到武汉休养。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出于军人职责的警觉，解方立刻预感到这场战争将对我国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

林彪

解方来不及继续休养，连夜给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写信，主动请缨，保卫东北边疆。信发出后，解方一直焦急等待回信，连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请他游玩，他都提不起一点兴趣。

不久后，解方的申请被批准了，中央决定抽调第13兵团和部队炮兵、工兵部队共25万5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解方被任命为第13兵团的参谋长。

中央军委的决定令解方感到十分兴奋，但兴奋的同时也有些遗憾，因为他想当的并不是参谋长。解方不是嫌弃参谋长这一职务不好，而是想上阵杀敌。

众所周知参谋长是出谋划策的角色，而解方想担任的则是直接指挥作战的角色。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解方所担任的都是参谋长，比如说358旅参谋长、东北挺进支队参谋长、12兵团参谋长等等。

解放战争后，解方有幸得到了一次直接带兵作战的机会，担任40军的副军长。尽管只是副军长，但解方也是十分珍惜的，他在两广战役、衡宝战役，特别是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战指挥才能，和能征善战的韩先楚一起，创造了解放海南岛的奇迹。

韩先楚

以至于后来韩先楚谈起解方的时候，经常说：“解方有勇有谋，敢打敢拼，是个十分出色的指挥员。”连解方许多老部下都说：“跟着解方作战，我们心里是很踏实的！”

尽管解方对这一职务有些不满意，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早已造就了他坚决服从上级命令的性格。解方立即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踏上了保卫东北边疆的征程。

1950年7月下旬，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的第13兵团各部队陆续抵达东北，在鸭绿江畔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解方先是向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报到，然后立即开始战前的准备工作。

解方只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了所属部队的全部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细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等情况，还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朝鲜战场态势的情报。

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下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担任司令员，解方担任参谋长。从这里足以看出毛主席和彭德怀对解方的信任和器重，而解方也不辱使命，将敌我双方的情况琢磨得一清二楚，每次战役开始之前，彭德怀都会听取他的意见。

大家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是非常刚烈的，挨过他训的人不计其数，但对解方，彭德怀一直是尊敬有加的。彭德怀不仅没有训斥过解方，还为解方抱不平过。

某天，有人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德怀听后十分生气，当即怒斥道：“旧军人出身怎么了？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个不是旧军人出身的？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1951年8月，志愿军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当时解方在外地，彭德怀专门给他发电报，想要听听他的意见。

解方（左一）

解方想了整整一夜，最后回电说：

“当前敌人已经加强古方，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与敌人战斗的话，结果只有三个：一为攻破了敌军的阵地，歼灭了部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
不管最终是哪一种结果，我军的伤亡和消耗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后者对我军是很不利的。相反，如果敌军离开他们的阵地，向我军进攻，那么我军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是完全可以将其打败的，而求得部分歼敌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彭德怀看了解方的回复后，果断向毛主席请示，停止发动第六次战役，将运动进攻战改为阵地防御战，积小胜为大胜。

为何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1年6月，我军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了五次战役，先后歼灭敌军23万余人，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迫使敌军不得不从战场转到停战谈判桌上来。

彭德怀

一天上午，彭德怀将解方叫到办公室，说：“我建议让邓华和你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中央已经同意了。我听说你还懂外国话，谈判的话也不外行，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一光荣且艰巨的任务！”

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于1951年7月10日上午10点举行，从这天到7月26日，经过半个月的唇枪舌战，终于达成谈判的5项议程。

然而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当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方案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拒绝了我们的方案。就这样，代表团会谈了十几次也没有一点结果。

为了打破僵局继续谈判，谈判开始转入小组会进行，双方各派出两名代表参加，我方是解方和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对方则是霍治和勃克。小组会议开始后，美方代表不断为他们“海空军优势补偿论”找各种莫名其妙的根据。

解方则回敬说：

“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作战，确实在海空军方面战局优势。但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将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的话，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现在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谈判也被迫暂停。敌军本以为能够将我军打败，但早已做好一切准备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给敌军沉痛的打击，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歼灭敌军15万7千余人。

伤亡惨重的美军不得不再次考虑谈判问题，于是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终于在10月25日再次复会。不过这次谈判进展的也不是很顺利，经过机场唇枪舌战的较量，美军代表终于败下阵来，但他们并不敢信，尤其是李承晚。

李承晚认为开城是朝鲜的古都，也是开国之城，如果丢了古都，在政治方面是很难交代的，因此他再三请求美方在谈判中索要开城。令人意外的是美方在谈判中索要开城不成，就在会场外进行武力夺取。

仅一个多月，企图武力夺取开城的敌人再次被我军歼灭1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终于放弃他们索取开城的主张，被迫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

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才终于签订，中朝谈判代表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美国军事史专家曾说：“解方在谈判桌上简直是足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

彭德怀也不止一次说过：“回国后，我想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跟着总理干外交，这样的外交人才真是不可多得啊！”

跟随解方一起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许多同志也说：“解方在板门店谈判中，是有卓越贡献的人，他的发言和反应是十分迅速的，让人听完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面对这些夸奖，解方并没有骄傲，而是不止一次说过：

“板门店谈判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归功于李克农的临阵正确指挥，归功于中朝代表团的各位同志。就我个人来说，仅仅是尽到了志愿军代表的责任……”

1953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方从朝鲜战场回到了祖国。为了表扬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他先后被朝鲜授予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在武装斗争中，解方能参善谋；在谈判桌上，他能言善辩。身为志愿军参谋长和停战谈判的代表，解方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他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然而令所有人都意外的是，在1955年授衔中，解方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1952年全军将领评定级别的过程中，解方被评定为准兵团级，按理说应该被授予中将或者上将才对，连彭德怀得知这件事后都为解方打抱不平：“解方是少将的话，那我顶多是中将。”那么为何只被授予了少将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出生问题。解方的父亲是东北吉林的大地主，这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并不是很大；
第二、解方1936年才秘密入党，1940年才进入八路军部队，没有参加红军时代，也没有参加过长征和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建设，这也是他仅被授予少将的重要原因。

尽管解方只被授予少将军衔，但却是少将之首，因为当时出现了“粟裕镇大将，萧克镇上将，徐立清镇中将，解方镇少将”的说法。

1984年4月9日，解方因病逝世，享年76岁。在解方临终前，他还在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专著和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