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发掘简记

定陵发掘简记

/赵其昌

昌平区政协文史办公室按：我区境内的明十三陵已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年适逢定陵调查发掘五十周年，我们对原发掘负责人赵其昌先生进行了采访。蒙他详谈了发掘往事，现略作整理，以飨读者。

缘起

问：1956年，您作为考古工作队队长，亲身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后首次有计划利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十三陵帝王陵墓的工作。请您首先谈谈这件事情的缘起，最早是由谁发起的?

答：1955年秋，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邀请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范文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十三陵中埋葬永乐皇帝的长陵。目的是发掘完成之后，利用出土文物就地建立博物馆，促进历史研究，并为北京开辟一个新型的文化场所，向广大群众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周总理批准，遂组织长陵发掘委员会，指导发掘工作。委员人选，除原发起人外，又增聘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委员会下设工作队，由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与中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工作队队长最初决定由考古所王仲殊担任，但由于王在外地一时不能回京，遂改由我担任。所以初期调查工作是由我率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同志进行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后，副队长白万玉(中科院考古所)到职。队员有刘精义、李树兴、冼自强、曹国鉴、王杰、庞中威、时桂山等。在地宫打开前后，照相、绘图、修复、登记、保管等工作量增加，大部分队员陆续到来。从调查到发掘，全部工作在我的老师夏鼐先生指导下进行。

调查与发掘

问：原计划发掘长陵，为什么又改为发掘定陵?

答：明十三陵在北京以北昌平县境内，因埋葬从明代永乐到崇祯十三个皇帝而得名。在对十三陵调查之后，工作队提出意见，认为长陵是主陵，应该先选点试掘，积累经验，再掘长陵，以避免失误。试点有两个选择：(一)献陵葬洪熙朱高炽，陵墓规模小，距长陵埋葬时间近、地域近，发掘献陵后再掘长陵借鉴意义大，且工作方便。(二)埋葬万历皇帝的定陵，规模虽大，但线索明确，工作比较有把握，对利用地下建筑、出土文物建成博物馆与长陵作对比研究更有意义。长陵发掘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试掘可行，并选择定陵作为试掘对象。经上报批准，于1956年5月开始试掘。

定陵埋葬的是明代第十三帝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48年，祔葬孝端皇后王氏与孝靖皇后王氏。陵墓为万历生前预建，规模较大。陵墓在大峪山下，坐西朝东，陵墓建筑自前而后依次是祾恩门、祾恩殿、棂星门、石五供、明楼、宝城。明楼建在宝城之上，宝城为圆形，内堆满封土，封土之下为地下玄宫，是帝后埋葬尸骨的寝宫。

试掘定陵，是建国后首次主动有计划地用科学的方法对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发掘，虽称“试掘”，其发掘的方式、原则与正式发掘并无二致，只是叫法上略见谦虚而已，即：不仅要完整地发掘出地下建筑和随葬器物等，还必须尽一切可能发现、保存、记录一切与埋葬有关各种现象、痕迹，以为历史研究之根据和建立博物馆之需。因此，追寻原来埋葬之道路进入地下寝宫，便成为最理想的方式。

在调查期间，发现定陵宝城外侧东南方有一处塌陷，露出一点券门，里面的砖有一点二次砌过的痕迹，宝城内侧石条上，又浅刻有“隧道门”三字，可以认定，此处应是当年帝后入葬时进入玄宫之起点，发掘工作便由此开始。首先发现了“砖隧道”，数月之后，又发现了刻字石碑，文字是“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以后还陆续发现了“金墙前皮”、“大中”、“宝城中”、“左道”和“右道”等刻字，这些昔日工部匠作为工作方便预留的记号，没想到为我们今日进入地宫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丈尺。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发现了斜坡向下的“石隧道”，并在隧道尽头发现了“金刚墙”。“金刚墙”实际是一座高大厚实的砖砌大墙，墙上有一道上窄下宽的门，门是用砖封砌结实的。发掘至此，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问：对于宝城外的塌陷痕迹、从券门看到的二次砌过的痕迹、“隧道门”刻字，以及后来发现的石碑刻字，当时工作队怎么理解和认识?它们对发掘有什么意义？对石碑刻字指出的方向和尺寸，工作队能相信它的真实性吗?

答：这些现象与刻字给我们发掘带来的启示非常大。要认识它、理解它的全部意义，还须从明代帝后的丧葬制度谈起。

先说建陵。明代皇帝对陵墓的营建有两种作法，一是皇帝生前营建，一是死后再营建。死后营建的一般规模较小，生前营建的规模较大。定陵是万历皇帝生前建成的，规模形式完全仿照他祖父嘉靖皇帝的永陵建造，永陵地面殿堂之外又多建了一道外罗城，定陵也照样仿建了。这在十三陵中只有这两陵是例外，建筑规模也都高大辉煌。

次说丧葬。根据文献记载，生前预建的陵墓，如果建好后帝后并未逝世，陵墓墓道需先暂时掩埋，等帝后死后用时再挖开。定陵建好之后，帝后并未死去，所以墓道必须埋两次。我们看到一点塌陷，露出一点券门，砌砖中有二次砌过痕迹，不正说明帝后灵柩曾从这里通过吗?那么这里是埋葬时入陵之路也就可以认定了。

再说刻字。明代帝后丧葬的制度表明，建陵埋葬、开挖掩土日期等都由礼部制定。制度如此，就产生了问题。如果礼部已经决定葬期，开挖陵道限期不能完成，后果严重，所以营建这一工程的工部官员和匠人为自己工作方便，必然在各关键部位留下标志，以备急需。既然如此，石碑所刻的方向、尺寸即应是实实在在的指路碑。小碑发现之初，工人们虽然高兴，但都怀疑是预设的“迷路碑”，经过分析，大家才恍然大悟，意见一致了。

地下玄宫

问：打开地宫之门是定陵发掘的关键。传说地宫里有预设的暗箭、毒气等，到处充满暗道玄机。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您进入地宫的身影。作为第一个走进地宫大门的考古工作者，请您谈谈地宫之门是怎样打开的，您见到了什么?

答：打开“金刚墙”的封门砌砖，便进入“隧道券”，这是玄宫的前导建筑，是一个方形室，长宽各7.9米，南北两壁砖石墙起券，由地面至券顶7.3米。隧道券的东壁接金刚墙，地下玄宫坐西朝东，所以西壁便是玄宫的第一道石门，入门便是玄宫前殿。

玄宫第一道门的两扇石门由整块汉白玉做成，洁白光润，上有乳状门钉纵横各9排，共8l枚，两门相对处有铺首衔环，门楼从墙基至顶全部为汉白玉垒砌雕作，檐枋走兽也全部仿照木作。曾传说石门内设有各种“暗道机关”，足以致人死命，对此考古队也曾作了认真考虑与仔细调查。发现顶在门后的是一条上下略宽中间稍窄的顶门石条，由里面将门顶住，仅此而已，并无任何可疑之处。于是针对顶门石的形状、作用，设计了一个用铁条制成的弯形套环，由门缝中伸入，将顶门石套住，然后慢慢地将它推起、立直，再慢慢地推动石门，这座幽闭了300多年的地下玄宫的两扇巨大石门带着“嗡嗡”的金石之声被打开了。这种套住顶门石的工具在文献中曾有记载：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时，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人们为埋葬这位亡国之君，曾打开比他先死的田贵妃的地宫石门，用的是“拐钉钥匙”。虽然我们已无法知道它的形状，但推开顶门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弯形套环也可以称为“拐钉钥匙”了。从顶门石上写的墨笔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看，顶门石本名“自石来”，这自然是由于地宫封门时把它斜立置于石门内侧，随着石门的逐渐关闭它就最终把石门顶住，因它能自动顶门而得名了。

第一道石门推开之后，便进入地下玄宫。玄宫是全部用石头砌成的石室殿堂，共五座。前、中、后三殿，门楼、石门结构形式一样，左、右配殿有石门无门楼。前殿为长方形石室，东西长20米，宽6米，高7.2米。地面铺方形澄浆砖。砖上面铺有很厚的黄松木板，已腐朽，有车辙痕迹，当是用车(所谓龙輴)拽运棺椁入葬时为防止轧坏地面而设置。中殿也是长方形石室，长32米，高宽与前殿同。殿内放置石制供案，有琉璃五供(即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和长明灯(青花瓷缸，内放油脂，点燃，俗称万年灯)，两侧有券洞甬道通向左右配殿。后殿是玄宫的主要建筑，皇帝和皇后的棺橔放在后殿，所以比前、中殿更为高大。它横于中殿西端，南北长30.1米，东西宽9.1米，地面至券顶高9.5米，地面铺花斑石，细腻、光滑，磨制平整。玄宫联通隧道券前后通长87.34米，左右横跨47.28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五室联为一体，全部砌石起券，无梁柱。这一石构的再现，为研究明代帝王陵墓的地下建筑布局形式提供了实物；其作为独特的历史文物遗产得以完整再现，更属难能可贵。

帝后棺椁及随葬品

问：请您谈谈万历皇帝以及两位皇后棺椁在地宫里的情况。

答：玄宫后殿西侧设棺床，上置朱漆棺椁3具，内棺外椁。万历皇帝居中，左为孝端后王氏，右为孝靖后王氏。万历与孝端棺木完好，椁已腐朽。孝靖先死，葬于陵区内别处，后经迁葬祔来，所以棺椁都已腐朽。

万历帝棺内最上层覆盖织锦被，被下放置折叠的袍服及织锦匹料。尸体放置在一条锦褥上，褥下有垫褥、毡褥共9层，其中一件褥上缝缀着“吉祥如意”金钱17枚。万历身著刺锈衮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翼善冠，下穿黄素缎裤，足穿红素缎高统靴。尸体前后放置金玉器物，两侧放丝织匹料、金银锭，最下层放成卷的织绵匹料和袍服。

孝端皇后棺内最上层盖有缎被，被下放置折叠的衣服、金锭和漆器等。尸体放在一条织金缎被上,下有垫褥4层，其中一件褥上缀有“消灾延寿”金钱100枚。孝端皇后头戴黑纱尖形棕帽，上插金簪、金钗，上身着绣龙方补黄绸夹衣，下穿黄色缠枝莲花缎夹裤，腰系绣云龙纹长裙，足蹬黄缎鞋。

孝靖皇后棺内尸体铺盖和衣着情况与孝端皇后大体相同。头部有首饰两幅，戴在头上的一幅是死时戴的，头侧的一幅是陪葬的。尸体下铺垫褥11层，褥下放置连串纸钱与“万历通宝”铜钱。尸体两侧随葬有银罐、盘、盆、盂、皂盒等。

帝后随葬品除棺内放置大量的袍服、服饰、匹料、金银器、玉瓷器、珠宝首饰等处，棺椁之间还放置有青花瓷瓶、三彩瓷炉及玉料。棺椁顶部还有放冥器木制仪仗模型及铭旌。棺椁的南北二侧棺床上放随葬箱子29只，内装金银器、金冠、玉带、佩饰、铜锡冥器、武器、谥册、谥宝、木俑等物。

出土文物及其他

问：定陵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些文物对于历史研究有什么价值?答：定陵出土各类文物3000件，不少珍品为首见，其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富丽豪华，工艺精美。这些文物对研究明代历史、探讨帝后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仅举丝织品为例：

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在出土文物中占很大比例，各种袍服、匹料及服饰用品其计600余件，多为各种质地的提花织物，少数为平素的绫、绸、纱、罗、绢。内中匹料和龙袍料共计177匹，很多是成卷保存，中间贴有白绵纸制作的标识，用细线捆在匹料中间，称为“腰封”，“腰封”上下印有栏框，椎内印云龙图案，再墨书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长度，有的则详细记录织品名称、产地、织造年月及各类匠作姓名、主管人员、监制官员等。

丝织匹料中，以五彩缤纷的“妆花”最具特点，计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绸等。“妆花”是在传统的织锦基础上吸收了缂丝的通经断纬技术，采用局部挖化盘织的织造方法而形成的织品，为明代丝织工艺的新品种。妆花织品的图案丰富多彩，以云龙、云凤为主，成为帝后权力和威严的象征。龙的纹样有过肩龙、团龙、升龙、降龙、行龙等，龙上行云缭绕，下有海水波澜，气势磅礴。凤纹又多与花卉纹相伴，表现出凤的雍容华贵。纹样取材除器用外，大自然的动植物的形态、果实、花卉也常出现在织品纹样中。动物组成的图案，如鹿、羊、仙鹤、蜂、蝶、蝙蝠、鱼、虫等，或取谐音寓意，或象征福寿吉祥。如用戟、馨和双鱼组成“吉庆有余”图案；用蝙蝠和寿字组成“福寿”图案；用4只海螺和5个葫芦组成“五湖四海”，江崖与卐字系带组成“万代江山”等等。其他还有仙道宝物组成的图案，如八吉祥纹样(法螺、宝伞、天盖、莲花、宝罐、双鱼、盘长)；八宝纹样(珊瑚、犀角、金锭、银锭、方胜、古钱、宝珠、如意头)等。有的则真接用吉语文字组成图案，如“喜”字、“寿”字、“万寿”、“百事如意”、“万事大吉”、“洪福齐天”等，各种纹饰又无不显示着皇室的特点与帝后生前的愿望。

帝后棺椁内还有皇帝大典时穿的衮服、裳、蔽膝，常朝时穿着的龙袍以及作为常服用的绛纱袍、大袖道袍，又有皇帝穿的单、夹、棉各式上衣与裙、裤、鞋、袜等，花色品种十分丰富。

定陵出土文物中，帝后所戴的帽子一应俱全。既有大典时皇帝戴的冕冠，皇后戴的凤冠，和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时皇帝戴用的皮弁，又有皇帝着常服时戴用的翼善冠。这是目前全国仅见的实物，十分珍贵。

问：传说皇帝是“金井玉葬”，皇帝的棺下有“金井”，请您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从发掘的现场看，放置棺木的棺床上都墁砖，只有中心有一处一块砖大的地方没有砖，留有黄土，这黄土是当初建陵时留下的原生土，棺椁要正压住它，即所谓“金井”。据传说，这样可以“通地气”，以保“江山不倒”、“尸体不坏”。棺椁两侧有随葬的未加雕琢的玉石，即所谓“玉葬”。我国古代认为玉有优良的品质，常以玉为伴可以长寿，所以墓葬屡见玉件出土，这大约已形成一种风俗了。所谓“金井”是用来“接地气”的说法，只是一般人的理解。实际上，它应是陵墓初建时的中心水准基点。任何建筑工程必须有一个基点，才可以横平竖直向外延伸。显然，陵园地下建筑的布局、尺寸、规格，以及地上中轴线的确定，包括院落围墙、桥道的安排，都是以“金井”这抷土为基准点测量出去的。

问：在丧葬之初，地宫内的照明是怎么解决?

答：在定陵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利用晚间抽空访问了不少在十三陵修石桥的老石工。从他们口耳相传中，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年棺椁进入地宫是用“龙輴”(就是装棺木的灵车)拉的，抬棺材的都是些木厂包工，事先经过演练。棺椁小规模的摆布、调整，用的是铁撬棍，一头有翘起的扁铲头。在地宫内工作，不准举火，靠每个人嘴里衔着一个灯笼，一则是照明，二则是不能张口说话，以避免回声嘈杂。只有工头不衔灯，手中执“响尺”，棺椁移动的方向和时间，都以敲“响尺”为号令。敲一下，移一寸。所谓“响尺”是一个小的丁字形木尺，用大枣木做成。敲的“尺”是一根圆木，必须用小枣木做。用小枣木敲大枣木，声音很响亮。河北梆子戏台上用的梆子，即用这种大、小枣木制成。

老石工们七嘴八舌说的这些，我总结后觉得并非虚构，一则是他们听师父祖辈相传，二则在地宫内也确有实物可证。地宫中地面铺木板，有车辙痕迹。中殿发现有小铁撬棍一根，后殿角落也发现了小型灯笼架。从实物遗存可以推知当时地宫中的工作情况了。

解放初期，北京城内还有不少木厂(即建筑厂，叫木厂实际也作石工)，木厂内的石工大致来向河北曲阳和易县。清朝皇室、王府的大小工程，及至民国初期政府的工程，都由这些木厂承包。所以他们对各种土木工程作法都很熟悉。

编写发掘报告

问：据知，由于“文革”影响，定陵的发掘报告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编写。这份迟到的发掘报告于1985年问世并获奖。请您谈谈发掘报告编写的经过。

答：定陵的发掘工作从1956年5月开始至1958年7月基本结束，历时两年又两个月，地下宫殿略作整修，建为“定陵博物馆”，于1959年国庆正式开放。

作为考古工程的常规，发掘完工、建立起博物馆实际是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而整理、修复文物，把全部发掘过程、出土文物以及相关问题编写成为报告书公之于世，才算最后完成。可惜，这关键性的后一半工作却拖下来了，而且一拖就是20多年。迟至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整理定陵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列入“社科六五规划”项目。1979年底，以赵其昌(首都博物馆)、王岩(社科院考古所)为首的定陵发掘报告编写组进驻定陵整理文物、编写报告时，经过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了，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

定陵出士器物品类繁多，增加了整理、修复工作的复杂性。金石陶瓷、珠金翠玉比较容易整理，只是分析、化验、鉴定等项；而铜铁漆木器，则要修整复原、组合。后一项工作，几乎动员了考古所技术室全体人员参与达两年之久。中国素以“丝绸之国”饮誉世界，明代是其高峰，而且实物近乎绝迹，绝技几于失传。这些儿百年前的宫廷珍品就必须作为重点整理、保护。腐朽的已无法恢复，残损的必须作破坏性的取样、分析、研究，如追踪颜色、染料，分析其结构，鉴定纹饰、品种，以取得原始资料。不仅对它作历史评价，作为失传绝技的再生，对现在也有“推陈出新”的现实意义。为此，又延聘了南京、苏州、上海、北京丝织品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工作，用多种手段进行探索。从1980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对出土文物进行分析、整理、修复，对地上建筑、地下宫殿进行测绘、拍照等，获取了全部有关资料并建立了完整档案。为了以后不再触动原物，要求整理工作一定要细致。器物的修复、绘图、照像等技术问题，都是中科院考古所的同志完成的，特别是王岩先生，投入时间精力最大；定陵的王秀玲、魏玉清、李亚娟等以及从苏州延聘来的吴平等，从整理器物到报告定稿，始终全力投入；又加上十三陵特区领导的支持，1985年发掘报告的编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至此，定陵考古工作的后半部工作也全部告竣。

定陵发掘报告取名《定陵》，于1985年脱稿，总计文字65万言，内容包括陵园建筑、历史概况、发掘缘起、过程、地宫结构、帝后葬式、出土文物等，各种纹饰图样墨线图、照片近400幅，附录专题12项，由北京文物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另有姊妹篇图片集《定陵掇英》同时出版。1993年秋，《定陵》获中国社科院考古学发掘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年又获“夏鼐考古学基金会”考古学研究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