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8、票房第7，《我和鬼》为何创造华语恐怖新纪录？

作者｜阿po

“曾经在做恐怖片的时候，（整个台片圈）只有《双瞳》和《诡丝》可以对标，是没有其他影片的。”

说起台片恐怖类型片的代名词，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程伟豪，他2007年入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短片《搞什么鬼》，就是以黑色幽默形式嘲讽恐怖片的套路，算是个类型融合的恐怖片。

到了今年2月10日《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下略《我和鬼》）上映，凭借3.6亿新台币的票房跻身台片影史第7；8月10日Netflix上线，首周即成为非英语影片全球排名第7。这些成绩更奠定了程伟豪在“华语恐怖片”这一赛道的认知度。

从业过程中程伟豪没有很高产，但很高效。第三部执导的长篇电影《红衣小女孩2》票房就已经突破1亿新台币，接着执导的科幻犯罪片《缉魂》在中国大陆地区票房突破1亿人民币，监制的爱情片《当男人恋爱时》以及最新执导的喜剧恐怖片《我和鬼》连续跻身台片历史票房第6和第7。

最关键的是，程伟豪系列电影的成功，让恐怖片这个在台片市场或者票房历史中基本没有姓名的类型，有了一个数量和票房的新突破。

事实上，《红衣小女孩2》的票房2017年突破1亿新台币之后，至今7年台片每年的冠军已经被恐怖片占据半壁江山。徐汉强、柯孟融、廖士涵等新（中）生代导演纷纷获得机会，改变了当地新导演无法出头的历史。

为了拆解华语恐怖片的进化路线，为了了解华语电影导演的新生代的突破方向，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特别与《红衣小女孩》系列&《我和鬼》的导演程伟豪进行了一番对话，听听他对恐怖类型片的看法。

2017年、1亿

在亚洲的电影体系之内，尤其是华语片体系内，港片和台片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输出方，但就恐怖片这一类型的发展线条来看，这两者确是大相径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片处于真正百花齐放的阶段，恐怖片也不例外，从八十年代《开心鬼》系列，到九十年代《阴阳路》系列，甚至2013年新一代香港导演拍一部致敬僵尸片没落的恐怖片《僵尸》，也可以成为经典。

相比之下，在2015年程伟豪拍摄《红衣小女孩》之前，台片市场只有《双瞳》和《诡丝》两部恐怖片可以用于为资方展示此类型片案例。

不过《红衣小女孩》成功了，8500万新台币的收官票房打破了台片影史上恐怖片赛道的历史，资方对第二部更加有信心。2017年《红衣小女孩2》不仅票房突破1亿新台币，更成为年度台片票房冠军。

2017年这个年份和1亿新台币的票房成为了台片恐怖类型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年之后台片恐怖类型数量增加，既有《粽邪》系列这样民俗恐怖类型，也有《杏林医院》这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鬼屋类型，还有《哭悲》这样融合了西式丧尸的类型，去年的《咒》在高期待下也因为片尾“诅咒观众”的争议产生了极大的网络声量。

《我和鬼》的出现不仅把台片恐怖类型的票房抬到了一个高度，还为类型融合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为80后导演，程伟豪一直明白要拍类型片，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长篇电影起点会是犯罪片，没想到导演之路16年，竟成了一代“鬼片”导演。

如何在恐怖片里玩类型大融合

作为一部“直男”和“死Gay”二元对立的喜剧底色影片，加了不少灵异惊悚，又为剧情推动增加犯罪悬疑，还有少许动作成分，台片近代恐怖片鼻祖的程伟豪确实在这部但因里显示出了不小的“野心”，关键是他做对了这些类型综合时的配比，结果就会很“美味”。

程伟豪在一个创意故事征集比赛里，从众多参赛短纲中看见的《我和鬼》的雏形：一名清洁员在地上捡到红包，然后不得不和一名男同志的鬼魂冥婚。

原本的重点是想做喜剧片，所以特别找到曾经有舞台剧经验以及开心麻花喜剧片《李茶的姑妈》的编剧吴瑾蓉团队共同创作。

喜剧片的节奏诠释是重点，需要前期创作方面的情节营造与拍摄中演员碰撞出的火花两大方面去实现。

前者是自己与编剧吴瑾蓉在剧本里就埋下“5分钟一大笑3分钟一小笑”的笑点密集度，吴瑾蓉也有很多画风上很直球的对白、漫才逻辑的段子让人觉得很有趣味性、很过瘾；后者则通过大量的排戏让许光汉、林柏宏两位演员现场演绎确认节奏是否正确，也让他们各自理解和摸清角色“一弯一直”的语境，比如像“不敢相信”这样的金句就是在大量的排演中创造出来。

“做喜剧会有很多东西是有机生长出来的，所以一直保持着那种弹性，有趣的东西就会时不时自己蹦出来。”

灵异惊悚的元素是程伟豪已经非常拿手的类型，程伟豪自认刻意用了很多熟悉的手法。比如营造氛围的方式就很传统，在真正的“鬼”还没有出现观众眼前时，先把观众带入一个特定的未知环境里，影片中设定的就是吴明翰的家，然后观众会像逛鬼屋一样，带着不知道“鬼”什么时候会出现的紧张去探索新鲜的东西，比如“翻镜柜”这种在《搞什么鬼》里就吐槽过的典型鬼片梗，翻几次可能是恐怖的，再多翻几次，喜感就会跑出来了。

犯罪推理的东西是在程伟豪确定的影片要做“混合类型”时明确想要加进去的东西，犯罪类型是程伟豪早期希望作为自己长篇电影导演亮相时就推出的作品，但因缘际会被《红衣小女孩》“抢先”，所以这一次要在《我和鬼》里加入这样的元素。

电影很明确是在说吴明翰和毛毛两个男生各自的人物成长，犯罪元素也是为喜剧做服务，比如在查警察内鬼的线时，两位主角调查方向的不同会让故事变得更加混乱和冲突，这其中也会诞生出喜感。

对于可以在《我和鬼》里把类型融合“玩”得很尽兴这件事，程伟豪自己的逻辑很清晰：“这部电影就是带着类型的糖衣把你包裹进去，让你感到更好咀嚼。”

《我和鬼》的台式惊悚：刻在DNA里的宗教民俗

“其实这几年我也看到很多创作者会越来越多写一些关于民俗文化、灵异恐怖相关的故事了。”程伟豪回想在创意故事征集比赛里遇到《我和鬼》的故事雏形，感觉这或许并不是一次偶然。

《我和鬼》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两位主演出席首映路演再度遇见“开心鬼”黄百鸣，很多人包括程伟豪也觉得这是一次类型片之间的呼应。

黄百鸣的《开心鬼》系列和林正英的僵尸系列对程伟豪来说有一种属于启蒙的回溯，这些影片里都有很多灵异惊悚元素，同时也可以有很多喜剧元素在里面。这些影片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片兴盛期，正好与新一代80后年轻导演的成长路径重合了。

台版GQ在农历7月做了一个当代道士解读鬼片的特别企划，除了前述榜上有名的一些台片之外，林正英的身影也不少。

“小时候看这些影片算是播下了一些种子，现在像是一种收获。确实他们（黄百鸣和林正英）对我来说是真正属于亚洲的恐怖喜剧片，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情怀。”

事实上恐怖喜剧片在亚洲的整体发展都更像是走在一条下行的路上，尤其是恐怖片。从数量和内容的精彩程度来说，都越来越少。程伟豪的独特之处便在于把恐怖片做出了自己的标签，《我和鬼》从首度亮相开始就备受期待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亚洲人太久没有看到一部属于自己的恐怖喜剧片。

但其实电影市场又是很现实的，只要某一个类型里出了还不错的作品，立刻会被资本青睐去拍更多同类型，哪怕10部里只有2部成功了。《红衣小女孩》就是台片里为恐怖片闯出新天地的影片，《红衣小女孩2》的票房继续攀升，《我和鬼》的成本得以继续增加，当然最后收获的票房更是翻了几倍，性价比颇高。

除了可以实现拍摄的恐怖片之外，程伟豪直言在《我和鬼》概念诞生的故事征集活动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民俗恐怖相关题材，甚至是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类型方面都有了一种复苏，不止是电影，剧集也是。

这种感受可能对于亚洲华语地区观众都很强烈，HBO流媒体频道的首部自制台剧《通灵少女》就与宫庙文化息息相关，爱奇艺自制台剧《不良执念清除师》在海内外获得一致好评，《我和鬼》也将开发衍生剧集《正港分局》。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我觉得创作者都会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攫取他们觉得有趣的养分，然后幻化进创作的作品里。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宫庙文化、民俗志怪都是伴随在自己左右的，所以潜移默化之间会被不自觉地加入进创作里。尤其是这种东西正好比较致力于自己拍摄的电影类型的状态下，就会形成一种很好的相互结合。所以我也是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长期地是用这些元素，可能它们原本就是生长在我血液里的东西吧。”

恐怖片在数字与流媒体时代

程伟豪曾经在一次三代台片导演的对谈中，作为最年轻一代导演表了时代特性，就是在自己的这一个时代里有了“数字拍摄”，让电影的拍摄门槛降低，同时更多东西进入其中。

恐怖片有别于一般剧情片等类型有所不同是，也依赖于一定的拍摄技巧，数字时代设备的升级与产业的进步，确实让恐怖片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有技术上的新尝试。

无论是类型融合和天马行空的短片集《池塘怪谈》，还是《缉魂》是科幻和惊悚元素的碰撞，台片里敢碰“科幻”的人已经不多，但程伟豪是“越是少见的类型越是想去拍”的那种导演。科幻必然会用到LED数字棚的虚拟拍摄，这个技术对于整个台片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再延续到《我和鬼》的时期，在已经有了“喜剧+恐怖+犯罪”的类型大融合之下，又加入了一点点的动作成分，其中有很多的打戏和追车戏码就要用到LED数字棚。

自认“《我和鬼》其实从一开始拍摄就确定也很努力地想要加入比较属于世界级比较完整的影视工业体系”之后，因为只有使用了这种拍摄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得出经验。程伟豪的经验就是，台片在虚拟拍摄方面所触及的虚拟素材生成、棚内灯光搭配等制作流程上的环节，包括环节中的技术工种人员都还在前期积累过程中。

比起擅长的喜剧或者惊悚类型最终收获的好评，《我和鬼》在使用了虚拟拍摄的飞车戏等特效场面上，确实得到了不太一样的比较两极化的反馈，这也会让程伟豪想要坚持使用虚拟拍摄技术，让它可以在更多经验累积之上越来越成熟。

当然LED虚拟棚拍不仅是一种新技术的尝试，也可以保证演员可以在更加安全的状态下执行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动作场面。电影工业的进化除了在呈现效果上的进阶，也是包括了在演员拍摄过程中的安全性。

和虚拟拍摄技术一样，台片面对新时代的流媒体环境也并非成熟到可以平等对话的阶段，这也促使程伟豪想要找到更大的市场可能性。比如如何进一步拿捏电影文艺性与商业性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又比如还有怎样的新可能性加入类型片计划中。

《我和鬼》之后，程伟豪在多次合作的众合千澄影业方面拿下了国漫大IP《镇魂街》的电影版拍摄，这也会是他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新的奇幻类型、更多的虚拟拍摄、更大范围内的上映可能性，是一个需要克服的更高的山头。

“流媒体时代确实给予了年轻一辈创作者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我对接下来整个电影产业会继续升级持乐观态度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