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动态演变

摘要：科学技术政策与经济发展状况的适配度是影响国家实力的要素之一。日本正式且体系化的科学技术政策始于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颁布，以及随后五年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执行。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外局势均发生重大变动，政府着手加强对科技发展的统筹引导，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科学技术政策，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探究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利弊得失，对深化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极具启示价值。

1980年代伊始，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发表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主张，明确了自主研发能力对日本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促使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强化基础研究的政策条款。日本科学技术政策正式成体系展开，始于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以及1996年五年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执行期间，之前与科技相关的政策都是以个别立案的形式存在。因此，本文以日本国内外局势均发生重大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为起点，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归纳演绎法，通过解读最新的政府文件，如《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变迁2021：从科学技术基本法制定到现在》《科学技术指标2021》《2021年科学技术研究调查结果概要》等，从横纵两个维度探究这一时间段内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动态特征，同时结合其发展现状，尝试为我国提出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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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相关概念的界定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发展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经济迅猛发展，进而改革生产方式、改变创新模式，推动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如今，科技不仅将触角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更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虽然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社会组织系统的干预是客观存在且必要的。在此背景下，“科学技术政策”应运而生。吴博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后，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或政党，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于科技领域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或措施。

随着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的方法论发生了变化，科技与创新由相对独立、简单的线性关系转化为融合交叉、多样复杂的网络状共存关系。科学、技术、创新原本是三个独立的概念，分属不同的领域。其中，科学的目的是产生新知识和新理解；技术的目的是产生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创新的目的是把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转化为可应用的产品、工艺和服务。因此，科学政策促进自然发现、技术政策促进生产开发、创新政策促进成果转化。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科技相关政策与技术经济范式的适配度直接影响国家实力的积累，科学技术政策扩大外延成为“科学技术创新政策”（STI）。

科学技术政策具有广泛的含义，一是指通过促进基础研究来积累和创造新知识的相关政策，即狭义的科技政策；二是指促进已有知识转化为具体产品的相关政策，即广义的科技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政策包含创新政策的内容，本文将不再刻意区分科学技术政策与科学技术创新政策。

回顾日本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央决策咨询机构经历了从1959年“科学技术会议”（CST），到2001年“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再到2014年“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的演变。从名称变化也不难看出科技与创新日渐紧密的关系，其本质是在日本传统“分割的多元官僚制”背景下，科技创新政策形成机制由官僚主导收归内阁主导的“中央集权”，最终实现STI政策的战路性、综合性、系统性、协调性、预见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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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演变历程

日本系统性的科学技术政策发韧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着手加强对科技发展的统筹引导。在此之前，关于科技的行政管理，“各省厅分担体制”几无变动。就政策具体内容而言，以第四期基本计划或安倍晋三第二次掌权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2.1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注重分领域推进基础研究，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

2.1.1 政策制定背景

1990年代初，由大量投机活动支撑的泡沫经济急剧破灭，日本经济出现了大规模倒退，1992年、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三年“零增长”，表现之坏甚至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结构转型压力骤然增大。同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科技迅猛发展，把世界带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这就暴露出日本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的短板。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技术成长主要依靠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的专利和基础技术。即便到了向欧美方面的技术输出占据相当比例的90年代，所谓的技术大国日本在基础技术方面对欧美的依存度依然很高。美日间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导致双方摩擦加剧，美国“敲打日本”的呼声此起彼伏，双方关于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的巨大认知分歧使得“技术摩擦”不可避免。

2015年，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 Database）的测算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仅为0.02%，远低于70年代的2.05%和80年代的1.41%。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直接表明经济活力的衰退，社会陷入萧条的泥潭。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生产率领域；二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单位价值量。无论哪条路径，最终的指向都是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此外，可预见性的高龄化社会、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追求大国威望的迫切诉求等一系列因素，都要求科技立国战略必须做出调整。

2.1.2 主要科技政策

PART1

首先，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

1993年，出身科学技术厅的尾身幸次就任自民党科学技术部会长。在他的多方协调下，日本首部《科学技术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95年11月正式颁布。该法案是基础性法案，在科技领域有类似“宪法”的地位，之前有关科技振兴的独立法律，均变为基本法的实施法案或特别法案。《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路方针，其主要内容有：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实现科技与民众生活、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充分考虑各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均衡培养；协调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推动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大学和民间等的有机合作。《基本法》实施后，除了2020年加入创新的相关内容外，仅在2001年和2014年基于科学技术会议名称的变更修改过部分字句，其地位可见一斑。

PART 2

其次，改革科技体制

2001年，为了强化中央机能、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及透明度，日本实施了中央省厅再编，新设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和CSTP负责科技政策的制定。CSTP站在更高视角俯瞰全体科技政策，从高于各省厅的立场出发审议基本科技政策、审议预算分配方针、评价大型研究开发项目。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若有必要可随时召开；除了兼任主席的首相外，共由14名议员构成，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相关部长、各领域资深专家等。常态化的讨论机制与跨部门跨领域的官员学者，给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沟通平台。中央省厅再编还使原隶属于科技厅的国立研究机构和原隶属于文部省的大学统一至文部科学省，加之CSTP发挥“司令部”机能协调各省厅的关系，由文科省管辖的“学”、由经产省管辖的“产”及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的“官”三方合作格局定型，极大地推动了产学官一体化的进程。

PART 3

最后，制定并实施第1至第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基本法》第2章第9条规定了政府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的义务，以预估未来10年左右的科技方向，1996年起每5年制定1期。

• 第1期《基本计划》主要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大政府研发投入，5年内达到17万亿日元；二是构建新型研发体系，如增加竞争性研究资金、导入教员任期制、推行项目评价体系。为了促进产学官间的人才流动，1997年日本颁布了《大学教员任期法》，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通过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TLO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日本版拜杜法案）和《产业技术力强化法》。其中，TLO法推动大学研究成果专利化；《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允许私营企业从国家资助的科研项日中获取专利；《产业技术力强化法》规定大学教员经过简化审批便可在企业兼职。

• 第2期《基本计划》于2001年制定实施，尤为重视科技体制改革。例如：2001年和2002年文科省分别实施了“产学官合作支援事业”及“知识集群创造事业”；2001年经产省发起了“产业集群计划”；2002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2003年《国立大学法人法》出台等。研发战略重点化方面，将总额24万亿日元的经费优先投入到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科学、纳米材料4个领域，其经费预算由2001年占比38%提升至2005年的46%。

• 第3期《基本计划》在第2期的基础上，突出科技与国民社会的关系以及人才培养。关于前者，日本政府于2006年修订了《教育基本法》，大学的职能由教育、研究扩展到社会贡献；2007年发布的《创新25》描绘了日本到2025年“终身健康”“安全放心”的社会状况。关于后者，举措包括控制本校出身教员的比例、女性研究员占比须达25%、建成30个世界顶级研究所。关于上期《基本计划》的延续，除了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外，注重政府对研究经费的使用引导，即“选择与集中”。选定“战略重点科技”进行集中投资，再于其中精选“国家基干技术”。上期提到的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科学、纳米材料为四大“重点推进领域”，可优先分配资源：能源、制造技术、社会基础设施、前沿技术为四大“推进领域”，可合理分配资源。

2.2

2010年至今：突出项目型创新引领，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

2.2.1 政策制定背景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爆发，由地震、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以及政府部门的应对不力，加之长期以来科技成果未能服务于社会所需，使“国民对科学家的信任严重下降”。2009一2013年执政约五年的民主党为了大幅改变此前自民党的施政方针，实施“事业甄别”，阻碍了尖端技术的发展。少子高龄化加剧、人口持续减少、经济社会活力衰退、产业竞争力长期呈下降趋势等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世界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粮食安全、传染病等常态化、激烈化，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抬头，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等。

若对标国际科技创新发展态势，总体而言，自《基本法》颁布和《基本计划》实施以来，一方面，日本政府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研发经费增加、研发基础设施改善、科技体制革新等；另一方面，相关问题也逐步显现，如科研成果未能与社会课题紧密联接、论文发表数量较少且高被引论文数的国际排名降低、政府研发经费近年来停滞不前、大学青年职位减少等。2013年，内阁府委托三菱综合研究所开展“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跟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在“培育创新之芽”“创新驱动体系”“实现创新”三个维度共六个指标的大国排名都不尽如意。恰逢2012年10月，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荣获诺贝尔医学奖，这是日本时隔25年获得该奖。年仅50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引发了社会关于扩大基础研究体制、加强对年轻研究员支援的广泛讨论。

2.2.2 主要科技政策

PART 1

首先，确立新的科技战路，构建新的科技体制

安倍晋三再度掌权后，顺应潮流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腾飞的重要助力。在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力的同时，强调科技与创新的融合发展。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瞬息万变，创新成为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五年一期的《基本计划》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为使科技创新政策既兼顾延续性与整体性，又能随短期实际情况做出适时调整，2013年日本政府着手制定年度《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8年升级为“集成创新战略”）。该战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方针，推动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一体化改革，要求从基础研究到社会实践再到国际合作的“一气呵成”。

PART 2

其次，改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

由于2001年新设的CSTP仅是具备行政约束力的咨询决策机构，权限受到多方制约，伴随新成长战略的推进，改组CSTP并强化其统揽科技创新政策的职能被提上政府议程。2013年6月，内阁决议通过《日本再兴战略》，指出“打破各省厅的纵向分割、推进政府一体化是成长战略成功的关键”。2014年4月，日本政府修订《内阁府设置法》，以CSTI取代CSTP，并将文科省“调整经费预算方针”“制定和执行基本计划”等职能移交到内阁府，极大凡固了CSI的领导地位。CSTI的主要工作有：制定科技基本政策；制定科技资源分配方针；评价大型研究开发项目；调查审议研究成果创造性转化的综合环境整治。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整合了分散于各省厅的科技行政权力，使内阁可以统筹、高效、精准施策。CSTI运行后，为了推动创新发展，设立了“部门横向课题机制”，发起了一系列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项日。例如：2013年“革新性研究开发推进项目”（ImPACT）；2014年“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SIP）；2018年“官民研究开发投资扩大项目”（PRISM）；2019年“登月型研究开发制度”。

PART 3

再次，制定并实施第4期至第5期《基本计划》

第4期《基本计划》深受东日本大地震和国际创新局势的影响，有三大基本方针，即一体化推进“科技创新政策”、进一步重视“人才及相关组织的作用”、实现“与社会共同创进政策”；同时通过了“灾后复兴”“生活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医疗技术创新”等多项决议。本期最大的特点是不再延续之前分领域划拨科研经费的做法，而是根据社会需求统筹大学和企业的力量，开展实用化、竞争性的“项目研究”，推动研究由分领域纵深化向“课题完成型”转变。

第5期《基本计划》是CSTI制定的第一个计划，力图将日本建设为“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其四大支柱分别为：促进未来创造，推动社会变革，建成超智能“社会5.0”；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实现从研究开发到社会实施的一体化推进；强化科技创新基础能力；构建人才、知识、资金的良性循环。首次提出设置把握计划进程的日标值及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大学年轻教员数量、女性研究员求用比、Top10%论文数占比等共计八个目标值，同时执行明确的PDCA循环。

PART 4

最后，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推出第6期《基本计划》

近年来，科技与创新急速发展，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及以半导体制造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均在突飞猛进，但日本在数字化、创新活力、科研实力三个维度的表现持续下滑。此外，科技创新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愈发密切，需要谋求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创振兴，且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以及跨学科的交融，有关社会伦理的讨论及立法的呼吁日益增强。

2020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25年后，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随之变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除了名称变化外，《基本法》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订：一是将“仅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科技”和“创新的创造”追加为法案的对象，将“提升科技水平”与“促进创新的创造”并列为法案的目标；二是重新定义“创新的创造”；三是增加诸多新的科技创新创造振兴方针；四是在《基本计划》的制定事项中追加培养研究人员和创业家并为其提供保障的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及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的蔓延、居家办公和线上教育等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日本在制定新一期科技计划时须统筹兼顾“全球课题应对”和“国内社会结构改革”。2021年第6期《基本计划》细化了社会5.0愿景，提出5年内建成“确保国民安全放心的强韧性社会”和“人人都能实现多样化福祉的社会”。为此，日本政府将研发经费提升至30万亿日元，较上一期的26万亿日元增加了15.4%，并希望带动总额达120万亿日元的官民研发投资。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动态特征

上述内容采用文献研究法，从时间维度梳理了泡沫经济崩渍前后日本科技政策的演变路径，接下来选择归纳演绎法，从横向切面剂析其动态特征，以使研究更加完整深入且客观。

3.1

企业始终是研发主体，研究以应用开发为主

日本研发经费的来源大体有三个：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民间资本、海外资本；研发主体也有三类：企业、非营利团体和政府机构、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政府所占份额较低。截至1995年，由政府承担的科研经费仅占总额的25%，远低于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泡沫经济崩溃后，私营企业要求政府加大科研投入”是《基本法》制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基本计划》实施以来，日本政府的科技预算增幅并不大，2001年为3.47万亿日元，直到2019年方才突破4万亿日元大关。2020年，日本研发经费总额为19.24万亿日元，其中，民间投入15.78万亿日元（占比82.0%），企业拥有研发经费13.85万亿日元（占比72.1%）。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利益优先”是其科技追求，这使得日本科研经费支出呈现出“重应用开发、轻基础研究”的特征。

3.2

政府所提供的研发经费的竞争性质持续加强

由于政府支付的研发经费长期不足，便不得不提高资金利用率。“竞争性经费”首次出现在第1期《基本计划》中，旨在“扩大研究人员研发经费选择的范围及自由度”。通过公开募集课题项日的方式，鼓励研究人员以个人或团队名义提出申请，经审查通过后参照项目类别给予不同数额、不同年限的科研资助。在1996年至2020年共5期《基本计划》中，竞争性经费制度经历了“完善制度一扩充资金一营造环境一制度补充一强化经费改革”等发展阶段，确保了经费申请的公平性及使用的透明度。

一方面，在持续减少国立大学及政府研究机构“运营费交付金”的同时，又不断加大其中竞争性经费的比重，2020年国立大学已经达到40%。另一方面，设立了一批资金规模较大且具有创新性的竞争性经费项日，经费主体涉及内阁府、总务省、文科省、农林水产省等共10个政府部门。2020年，竞争性研发经费总计4354亿日元，占政府科技顶算的9.9%。

3.3

科技评价制度逐步系统化、目标化

1997年，为了适配基本计划，CST制定了《国家研究开发通用评价方法实施大纲指南》，日本正式构建现行科技评价体系。随着《基本计划》的推行，2001年、2005年、2008年、2012年日本政府分别对指南进行了四次修订，内容包括：新增研发政策和研发人员两大评价对象；不再唯成果论同时助力研究推进；实施具有国际水准的效率化评价；导入对研发计划的评价。至此，包含研发政策、计划、课题、机构、人员等各类研发要素的科技评价体系成型。

关于科技评价制度的目标化，第4期《基本计划》即认识到科技发展中PDCA循环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明确要求，无甚成效。第5期《基本计划》虽然设置了带有具体数值的八个指标，却最终仅完成了二个。PDCA循环仍存在多项制度各自运行、讨论机制繁杂等问题。2016年，该指南再次被修订，要求提高研发评价的实效性，避免“评价疲劳”。2018年，《集成创新战略》提出构建涵盖投入、产出、成效的STI政策“数证体系”，两年后内阁府公开了该数据平台，即e-CSTI，第6期《基本计划》也制定了配套措施。

3.4

政府主导型产学官模式臻于成熟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时，政府试图将国立大学的创新种子向产业界转移，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然而，直到2002年6月《第一届产学官合作推进会议》召开，政府主导下的“产”与“学”才开始正式对话。究其原因，行政体制改革最终打破了政府部门间的职能重复与割裂，“官”“学”“产”得以相对独立运行，而历届《基本计划》均在推动产学官一体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

• 在“官”与“产”方面：完善法律制度，将国家创新成果向企业倾斜，同时减兔研发税收；营造合作氛围，鼓励多类型合作创新形式；提供资金支持，设立众多官民并举的投资机构。

• 在“官”与“学”方面：推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创立世界最高水准的法人运行机制；颁布TLO法案，激发大学创设技术转移机构的积极性；出台多项博士计划，重点培育高端青年人才；减少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借由竞争性经费制度加强产学联系。

• 在“产”与“学”方面：前者向后者提供个体或平台方面的支援，如2014年经产省主导的“研究开发型风险企业支援事业”、2017年“次世代企业家培育计划”；后者向前者转移优秀科研成果，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实用型高端人才。

4

日本科技创新的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及时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如期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按时制定年度创新战略，给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上层建筑保障。日本摇身一变，从技术进口大国转为技术出口大国，到第3期《基本计划》结束时，日本技术贸易收支已达到249.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35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已有20名日本（日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之前百年日本总共才有9个诺贝尔奖。按照这一趋势，第2期《基本计划》提出的“50年内产生30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宣言并非虚妄。鉴于诺贝尔奖的相对滞后性以及对基础研究的偏重，不难看出“诺奖井喷”现象背后，日本政府及科研工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耕耘。

然而，近年来却有多项数据表明，目前日本的科技创新略显后劲不足。

• 从外部资料来看，2021年，中科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2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显示，就研究前沿中的表现，中美稳居前二且差距已缩小至10%以下，日本位列第11位。紧随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GAFA），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崛起为科技巨头企业，如今全球数字经济进入被这“新七姊妹”控制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在芯片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日本公司如日立、东芝、日本电气等均处境黯然。

• 从内部分析出发，2021年8月10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例行发布了年度科学技术指标可，日本的论文数量在7个主要国家（美德法英中日韩）中排名第4、高被引论文数由第9降至第10位。依据NISTEP每两年公布一次的“科学地图”（通过分析论文数据库推算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研究领域的成果)，对于核心领域的参与率，日本由两年前的33%降至30%，远不如从50%升至59%的中国，更不及美国（86%）、英国（61%）和德国（51%）。

结合上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科技政策的演变历程和动态特征，可以尝试分析日本科创实力异军突起又趋于衰弱的原因。

• 正向而言，一方面，日本政府重视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始终未变，如《基本法》统领大局的“类宪法”地位不曾动摇，科技战略演变至“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科技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另一方面，政府的中短期科技政策适时调整，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如每期《基本计划》在延续前期举措的基础上各有侧重，研发重点领域随时代而调整，研发方式由“选择集中型”转变为“课题完成型”。

• 负向而言，根源在于基础研究薄弱。虽然《基本法》的颁布表明日本明确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政府研发经费长期不足。国家推出“选择与集中”政策，随后扩大竞争性资金占比。大学为了应对严格的运营经费预算，削减正式教职，高端人才如博士的就业环境趋于恶化；在“纵式社会”及官僚政治的加持下，掌握项目审批权的政府部门将更优惠的政策、更高额的资金向少数“头部”高校倾斜，中等规模高校获得的经费变少。此外，竞争性经费对研究对象、推进方式和预算用途均做了严格限制，且要求频繁报告成果，占用了大量研究时间。如此背景下，立足长远的基础性研究难以高效开展。

5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必须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以科技创新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权。日本作为多方面的“先行者”，研究其STI政策的路径选择、实践过程、经验教训，对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极具启示价值。

PART 1

首先，注重顶层设计，强化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

研发创新活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且涉及主体众多，需要政府作为“掌舵人”统领大局。日本科技政策决策机构由CST到CSTP再到CSTI的演变过程，说明政府的统筹引导能力愈发强大。我国也应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PART 2

其次，持之以恒重视基础研究，踏踏实实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同时积极引进、吸收、改良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后发优势”缩小科技差距

一方面，国家科创实力必然建立在雄厚的基础研究之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均在强化基础研究能力，近年来的科技疲软也是由于需要政府大量援助的基础研究，其经费未随时代要求而大幅增加。因此，国家财政要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并尊重科研规律，以长远眼光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性科研环境。

另一方面，与日本技术引进空间急剧缩小不同，我国属于“后发国家”，在科技方面除了特定领域外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尽管中美贸易纠纷充分展现了丛林法则下高端技术确实不易通过转让获取，但日本崛起的经历表明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有时更能推动经济发展。

PART 3

再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公正、透明的科技评价体系

如研发创新活动一样，科技评价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意义重大。日本现代科技评价体系始建于第1期《基本计划》，直至日前仍在完善，重要性可想而知。我国应着力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同时注重评价结果的共享与公开，以提高评估效率。

PART 4

最后，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的研发经费和科研队伍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不断发展完善的产学官一体化国家创新体系更是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保驾护航。只有企业创新活跃，国家发展才能持续向前。我国应制定更多激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汇集；由政府牵头强化企业和高校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快成果转化；培养紧缺适用型高层次人才，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

作者：朱可染，《创新科技》杂志社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技论坛，原载于《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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